如所知，“科技”一词是中国特色的词汇。已有论者对该词的不利方面作了分析。其一，不利于科学及其社会影响。科学与技术捆绑在一起，不利于科学相对独立的发展。科学的一大特点是自由探索，这种精神辐射到社会的其他领域，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片面强调实用，那么科学对事实和规律的尊重，合理的怀疑性，以及有效的科学方法等，都因此而受到削弱。其二，不利于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中国工程院院士朱高峰认为，“提升创新能力，首先要改变经济、技术两张皮的现状，其根本方法是要从体制上把技术和科学分开，让技术和经济紧密地结合到一起”。
由此就引起思考：在“科技”一词的背后究竟隐含了什么？捆绑在一起的科技又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一、在被捆绑的科学背后——实践哲学
与技术捆绑在一起的科学突出了“有用”向度，遮蔽了“求真”向度。在此褒贬之间可见中国传统哲学（以下简称中国哲学）的影子。
对于中国哲学的特征有很多论述，例如非理性、实践性、入世、直接性、重伦理情感等。其中有些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互易，例如实践性和入世等，有些如非理性和直接性等则可以由其他特征推出。此处主要以实践性为出发点来理解中国哲学，进而由此说明与技术捆绑在一起的科学。
张汝伦曾对中国哲学的实践特征作了精辟论述。莱布尼茨在比较中西哲学时认为，“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中国哲学……始终没有离开人间”，也就是所谓“入世”。古代文人出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入世，对此已有很多论述。
实践性本身又有若干特点。其一，具有明确的目的，甚至目的至上。在因果关系中，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一特点与西方哲学主流强烈的因果决定论有根本区别。沈善增先生认为，对机立言、方便说法不仅是佛家的立论方式，而且是东方哲学立论的普遍原则，和东方哲学对本质与现象、真理与言说关系的基本观点有关。言说真理是为了能让受众接受后得益，所以怎么利于、便于受者接受，是第一位的问题，至于言说内容本身的绝对真理性，通常不予强调。
其二，由于实践的多样性，事件和人物本身的个性、历史由来，以及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因而未必有一致的解决方案，适用于此者未必适用于他者。所以，“道可道，非常道”。这不仅是反对在形式逻辑中的精确定义，而且是对真理的认识。绝对真理是不能用某种观点(言说)来完全彻底地穷尽、表达的；因而表达出来的观点一定是相对的、有针对性的，同时也就是有界限的。中国哲学不探求现象背后一致的和不变的存在。所表达的观点与特定的对象、历史、语境，以及主体对此的介入不可分割。换言之，主体是在实践的过程中认识。
这样，由实践哲学便可联系到中国哲学的认识论特征：直接性，认识寓于实践之中。提出“北京共识”的雷默也发现，所谓的北京共识“几乎不能成为一种理论。它不相信对每一个问题都采取统一的解决办法。……它既讲求实际，又是意识形态，它反映了几乎不区别理论与实践的中国古代哲学观”。
由这样的认识论又可联系到中国哲学的本体论特征。在中国哲学看来，不存在普遍和不变的“存在”，存在的只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以及不断变易的太极图等。张汝伦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哲学没有西方哲学中那样的“本体论”问题。认识论中的直接性在本体论中体现为没有超越，没有现象背后的本质，没有以普遍与必然作为说明和统一现象的共同基础；于是现象即等同于本质。
由中国哲学的本体论回过头来又影响认识论。各异的现象缺乏共同的基础，不可能由一种现象经由共同的基础而推知另一类现象；一种现象的发展也无规律可循，无从由此时推知彼时；因而只能通过“渗透”和“互易”（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之类，以及通过悟性和体验去领悟，这就是“非理性”。
本体论和认识论又共同影响实践活动和价值观。首先，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淡化必然导致实践的强化甚至实践至上，而实践至上又带来直截了当的功利主义，以成败论英雄。与此对应的是，知识贬值，自由探索精神缺失。其次，由于缺乏一致的理论基础和共同的信仰，由于不存在本质和对本质的认同，因而实践活动只能在现象层面运作。在处理具体事物时，“有一说一”,或是“个案处理”，或是“下不为例”，无一定之规。雷默发现，“中国…有足够的灵活性”，是典型的“测不准社会”。最后，在具体做法上只能是“推己及人”和“将心比心”，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明证。
二、在被捆绑的技术背后——“仁”和雕虫小技
中国哲学的另一个根本特征是在梁漱溟所论的在人与自然（物）、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三个方面中突出人与人的关系，并以此贬低或统辖其他两个方面（此处仅涉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
在前文所引的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评价中，莱布尼茨明确指出，他所说的“实践哲学”就是“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中国哲学……始终没有离开人间”。这也就是所谓“入世”的含义。中国哲学中的实践主要并不发生于人与自然之间，不在于改造自然，而在于调整和维系人与人的关系。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仁”，所涉及的无非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入世，所“入”的不是自然，而是人间，而自然本身也打上了浓浓的人的印记。中国哲学“习惯于用人文乃至人伦之理推究天理，把无限的宇宙有限化、人性化、政治化、伦理化、心性化、人事化，实际是借天道表述一定价值诉求。马中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不是任何意义的‘在物理学之后’”，实质上是追求“内圣外王”的关于社会与人生的哲学。至于屈原的《天问》，是在入人间之“世”一再受挫后的愤懑和激情的贲发，而不是直接指向自然的理性质疑。
在以人的关系为中心的中国的伦理型文化中,在亚细亚式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次要、从属甚或排斥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诗词乃至八股文受到尊重,“唯有读书高”即是写照；相反，技艺不过是雕虫小技。于是,难以看到独立的对自然的研究，“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绝利,盗贼无有”。在价值观上贬低技术，在行为规范上制约科学的同时，在报偿、待遇和宣传上厚此薄彼,以此强化价值取向。要“重义轻利”，弱化进而切断技艺与利的关系，不以“利”来拉动和驱动之，拥有技艺的匠人通常只能维持生计；反之，也不依靠技艺来获得和增添社会之利。
中国历来重礼义、伦理道德,讲究安身立命,轻各种经济活动。古代中国在物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主要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和向外开拓,而是通过限制需求、消费和追逐利益的冲动,通过协调人际关系来解决物质的匮乏,或是“融四岁，能让梨”，如若不让，则“杀富济贫”，“不患贫，患不均”。对生产力和物质层面的淡漠、忽视甚至轻视，不仅体现在中国哲学里，而且渗透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例如中国人讲面子等等，进而波及至今。
在重人己关系和重面子这样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看重的是“科技”的世界影响，实际上是“面子”。魂牵梦绕的诺贝尔奖，顶礼膜拜的SCI，对得以参与国际科技前沿研究的喜悦之情，即使只占其中的1%，例如人体基因组计划。“用科学技术（本身）的内容和价值，是不能解释中国如何选择科技方向和国家重点支持的。……中国科技决策重大项目和方向常常不是由科学内容和发展规律决定，而是由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来决定”。至此，什么是“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及其对“科技”的影响也就显而易见了。
对于单个的中国科技人员来说，重要的是拿到“纵向”特别是国家级课题和获国家级奖项，这一点在申报职称和“长江学者”等，以及博士点和“基地”之类尤为重要，至于横向课题，即使经费再多也无济于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钱也有了级别和“官本位”，而且在于名声。于是，中国延续几千年的价值导向便一直贯彻到几乎每一个科技人员和每一个科技项目。
总之，“科技”一方面淡化了科学的自由探索精神，另一方面又割断了技术通往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路。科学的入世与技术的“出世”，与二者的本意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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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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