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署《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
五十载冷暖起伏，半世纪沧桑巨变。共同的记忆、特别的联结、持续的接力，过往的中日友好瞬间，观照着当下时代激流里的行与思。
澎湃新闻联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推出“50年50人”专题报道，对话50载中日关系的塑造者、开拓者、践行者，展望未来全球变局下中日关系“下一个50年”。
在山西大同的黄土高原，万亩杏林渐染秋色。而三十年前，这里连片荒山、沙尘频起，一个日本人决心在当地种树。
1992年的冬天，高见邦雄独自来到大同市浑源县，从最初的两手空空，没有钱也没有人，到与当地人携手种树1900余万株，开展绿化合作30年，他经历了对日抵触情绪、植树失败，也见证了杏林结硕果，小镇走出大学生。
上世纪90年代，高见邦雄在大同留影。 受访者 供图
作为大阪非营利组织“绿色地球网络”的副代表，高见邦雄带领一批又一批日本志愿者到中国的黄土地植树造林，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老高”。
现年74岁的他头发几乎花白，平时话不多，但一说起当年在华植树的经历就停不下来，尤其是提到一些老熟人时笑声爽朗。高见邦雄年纪大了，很难再像年轻时那样一趟趟往返于中日之间，但他带领的团队仍然在继续维护山西大同市的植树项目，同时还把造林活动转移到相邻的河北张家口市蔚县。
伴随着树苗的成长，中日两国民众在朴素的情感共鸣中了解彼此。高见邦雄说，“我们与其说去种树，不如说是去了解中国，或者是通过了解中国来重新认识日本。”
2022年7月，高见邦雄（右）在“绿色地球网络”办公室接受采访。 澎湃新闻 图
想一举改变全乡人的生活水平
澎湃新闻：上世纪90年代，人们的环保意识并不像现在这么强，那时候您为什么想要从事绿化事业？
高见邦雄：记得是1991年夏天，第二年将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第一届“地球峰会”，当时地球环境处于非常危急的状况，必须要采取措施。虽然那时人们知道要应对全球变暖，但对于这样的责任和义务，具体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各国政府间的对立相当激烈，难以进行有效的协调，所以当时我想能否加深民间的互相理解。
当时，中国就像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我）想着在日中两国之间做点什么才是最好的，然后就想到了植树造林，因为这是环境合作方面最快的，普通人也能参与进来。而且，绿化合作给人以挥汗劳动的良好印象。
澎湃新闻：您在中国开展的绿化合作项目并没有通过日本政府联系和协助，而是各处登门拜访来打听情况，而且事先也不熟悉中国乡村地区，能否谈谈一开始决定扎根大同种树的经历？
高见邦雄：1991年11月，我一个人前往北京去调研，走访了林业部、中国绿化基金会等相关部门，当被问到“预算有多少”时，我只能回答“没有钱也没有人，但想要从现在开始做起”。
一开始没有人对我的提议有兴趣，后来找到了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提出了我的计划。1991年底，对方回复说，在山西省大同市有个浑源县，可以去那里实施绿化工程。我欣然接受，于是在1992年1月去了浑源县。当时被告知，“大同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对绿化很有热情，而且在历史上是盛产美女的地方，还有好酒。”日本有一首很流行的歌，唱的是“天国是个好地方，酒甜人美”，所以我觉得自己也是去天国一样的地方。
1992年1月，从大同出发花了大半天时间才到浑源县，实际上只有60公里，但路况不好。到了那里看到当地情况后很震惊，心想“真的被骗了”。那里位于北纬40度，海拔基本超过1000米，丘陵和山区适合植被的海拔大约为1200米到1500米。1月的冬天，去查看种植地，气温低至零下20℃。
30年前，大同是中国的煤炭产地，不论是供暖还是做饭都是烧煤，所以在大同市内和浑源县的街道上，靠近地表的地方都飘着浓烟，喉咙和眼睛都被刺痛。那时候，许多人都穿着军大衣，大街上几乎没什么色彩。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温度下，我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但才刚刚起步，不能打退堂鼓，于是决定以10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开始绿化合作项目。回到日本，需要推广这个计划，邀请大家一起加入绿化团队，为此我去了很多地方做宣传。
当时我去了日中友好协会，他们对我说：“高见先生，为什么一定要从有‘混凝土丛林’之称的大阪，到绿意盎然的中国去种树呢？”那个时候，去中国的日本人基本上都是到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地方，这些地方绿化很好，特别是从北京机场到市内的道路两旁，紧密排列的白杨树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中国的绿化覆盖不断增加，为什么非要去种树呢？”大家有这样的疑问，也有人说“我连梅花和樱花都分不清，怎么去中国种树呢？”我虽然对很多人发出了邀请，但没有多少人想去，当时也没有什么宣传手段，所以就低头恳求认识的人说“去吧”。
最初招募团队的成员非常困难，先邀请了日本绿化考察团的团长石原忠一去了大同，当时他对我说：“这个活动最少要持续20年才行。”当时我作为这个绿化团队的秘书长，低着头想，没有人也没有钱，即便是明天散伙也不奇怪，说要持续20年，非常困惑。不过石原先生的话一直刻在我的脑子里，只有长期坚持才有意义，不能敷衍了事。
澎湃新闻：黄土高原的地质和气候状况特殊，大规模种植果树遇到了哪些挑战？
高见邦雄：大同的地方领导给绿化工程选定了一个名为徐疃乡的地方，位于浑源县边界山体和水库的中间，因雨水冲刷形成了“侵蚀谷”，适合种植杏树。当地的党委书记很热心，对种植杏树的项目也非常上心。徐疃乡是一个人口5000人左右的小乡镇，和大同隔着桑干河与册田水库。当时我想，如果能在这里成功种植杏树，就能一举改变全乡5000人的生活水平。如果能成功的话，就能成为很好的宣传素材，从日本来的人们就能亲眼目睹种树的成果和意义。
1994年开始种植杏树，当地居民在政府的倡导下加入种植队伍，但大家既没有经验，也没有信心。第二年春天杏树开花了，但到第三年因为干旱，杏树的长势堪忧，我到现场去查看，“这一棵枯了，这也枯了，枯的……”算起来真正存活的不到一成，而且还有把存活的杏树移植到其他地方，当时站在那里真的很痛苦。
从失败中也学到了很多，首先是理解了当地农民的想法，即使果树种植能够带来收入，最快也要等四年，四年时间非但没有任何营收，还要花钱打农药、修剪枝叶，既费事又费钱，而且还占用了其他农作物的空间，相当于收入减少。此外，对于杏树枯萎的原因，我们了解到初春的野兔把树苗的新生层啃了一圈，幼苗就很容易枯萎，到了夏天又出现蚜虫，杏树就更加脆弱了。还有一个很大的因素是，最初制定种植计划的领导因为人事变动调去了其他地方，接手的人对此工程并不十分了解。实际上，从长远来看，频繁的人事变动也不利于植树造林工程。
在总结了诸多经验之后，我们和当地的工作人员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杏树种植工程要先在小范围试验，积累经验之后再扩大。我们在徐疃乡的植树工程失败了，不过同步在吴城乡的杏树林成功了，第四年就开始收获杏子，收成不断增加，目前也有350公顷的种植面积，种有25万棵杏树。
1992年浑源县的中日友好环境林。 受访者 供图
乡亲们的喜与怒
澎湃新闻：最初去到浑源县启动绿化合作项目时，面对语言障碍、文化差异，您是如何克服困难并与当地人增进关系的？
高见邦雄：1992年刚刚到浑源县时，我会说的中文只有四句——你好、谢谢、再见、厕所在哪。当地官员对我说，“你要是负责绿化工程的话，不了解当地情况是不行的。”于是我就四处转转，有时候也会帮农户收割玉米等粮食。值得一提的是，和孩子处好关系也很重要，一般孩子带我去什么地方，大家都不会很警惕，而且孩子会告诉我哪家有狗，哪家不能去之类的。
有一次我在散步，遇到了浑源县时任林业局局长温增玉，他很生气，因为很久没有联系他，原因是我们的对接单位实际上是共青团组织。之后，我每天早上去老温家吃早饭，有时是小米粥，有时是炒土豆。他的家里总有许多客人，都是去找他商量事情的，我就觉得老温这个人值得信任。我本身并不是学林业和植物的，经常会问老温，“这棵树是什么？”他用中文告诉我之后，我回家之后再查日语解释，由此学习了很多知识。
澎湃新闻：在与中国“乡亲们”的交往过程中是否有过误解，又是怎样化解的？
高见邦雄：在去大同之前，我们并不了解战争时期的当地历史，后来有中国研究者告诉我日军在大同的暴行，我很惊讶，如果事先知道的话应该不会来这里。我们团队的日本团员很想了解战争时期发生了什么，还曾请当地人讲述。
当时，关注大同绿化建设的日本摄影师桥本纮二到大同天镇县拍摄，脖子上挂了三台单反相机，当地人一看就知道他是日本人。桥本被一位爷爷叫住，问了一些问题，而桥本会说的中文只有“啤酒”，爷爷见他不好好回答就大声骂他，引得周围人围观。直到一个导游路过帮忙翻译，才得知这个爷爷因为（侵华）日军成了孤儿，桥本得知之后坦率地道歉。而爷爷得知许多日本人正在当地支援绿化工程，于是就把自家的瓜子塞进我们的口袋里。自此，只要桥本去天镇县就会去问候爷爷，而爷爷一听说有日本人来，就会问桥本有没有来。有一次我还借桥本的相机给他们俩拍了合照，也因此和他建立非常好的关系。遗憾的是，他去年去世了。
我自己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次我一个人去浑源县西留村乡，有老人看见我就说“日本鬼子”，然后得知我们是去种树的之后，对我说“刚刚说了不好的话”，还邀请我去他家喝酒。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2019年，我时隔15年再度到浑源县，也很受关注，有一个居民对我说：“高见先生，得知是你来了，村子里的人突然就开心起来了。”
澎湃新闻：开展大规模绿化事业，经费是基础之一，“绿色地球网络”是非营利组织，如何解决经济问题？
高见邦雄：在中国植树造林的费用基本都是由我们自己负担的，之后有一些企业的工会给予支持，派遣人员并提供资金，经团联也参与了进来。不过最开始，资金都由我们自己解决，当时在农村，中国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问“这个钱是谁出的”，我们回答“都是自己出的”。
现在，张家口的蔚县等地有蔚县志愿者协会，志愿者也参加我们的植树造林活动，不仅如此，他们为了帮助农村的独居老人以及贫困的孩子们，筹集捐款，以各种方式照顾他们，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
果园的力量
澎湃新闻：30年来，您先后带领数千名志愿者投入到中国的植树工程，是如何感染并召集这些志愿者加入到植树造林的行列中来的？
高见邦雄：面向日本人，让他们参加我们的旅行团，亲自到当地转转，看到连片荒山就明白绿化工程的必要性。志愿者们一旦加入进来，就会关心自己种的树怎么样了，看到茁壮成长的树苗就会很开心。有日本友人到大同参与植树劳动多达21次，也有去过14次的人，他现在仍然很健康，每次见到我都说如果有机会还想再去大同市天镇县，那里是大同最北的县区。
尽管天镇县比较贫困，地质环境也不好，但是当初日本绿化考察团的团长石原忠一却说，去那里比较好。当我问理由的时候，他说，“那里的人好，虽然不富裕，但人们的笑颜真的很美，而在县城，人们的笑容就淡了许多。”
中国这边也有很多人加入我们，树苗成长就很高兴，枯萎就会不甘心，在这样的情绪变化中，中日两国的人们互相交流。
当时，我们提议建设小学附属果园，让孩子们也参与到果园工作中来，大家拿着水桶、脸盆、杯子打水，然后给树苗浇水，非常可爱。然后，他们回去之后又会邀请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一起去种树。
1990年代，大同的孩子们为小学附属果园浇水。 受访者 供图
澎湃新闻：在贫困村建设小学附属果园，果园收入的一部分给到种植和管理的农民，另一部分用于支援教育，您在怎样的契机下想到建小学附属果园？
高见邦雄：有一次和大同的一个领导一起去灵丘县，查看完植树用地之后，他说想要去另一个地方考察，通过“希望工程”在当地重建一所小学。我问：“可以一起去吗？”于是第二天就一起去了灵丘县非常贫困的一个村子，人均年收入不到300元，小学的墙都是石块和土垒起来的，屋顶就只是一层瓦片，梁木也腐烂了。
零下20℃的天气，教室的门上还有洞，里面坐着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只有一位老师，照明也只有一个裸灯泡。用墨涂的灰泥墙就是黑板。有些孩子甚至都不能进入这样的学堂，和父母下地干活，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去上学”,有孩子低头默默流泪，有孩子说“我想去”，然后就跑走了。
同行的那位领导看了学校的情况之后说，“今天没有心情喝酒”。我去这样的地方，如果说“为了地球环境而种树”这种话，也实在是不现实。既然我们是从事绿化合作的非营利组织，就想着能不能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于是想到了小学附属果园。
我向浑源县共青团提出了果园的想法，他们立即就表示赞同，认为这将为希望小学带来持续的收入，可以偿还之前建学校的费用。不过当地人听说是日本人提出的方案，一开始很反感，认为不应该接受日本人的施舍，但经过共青团工作人员的解释，最终居民接受小学附属果园的提议，把它作为和平时代的象征物。
那里的村民委员会的村长说，“其实，这个村子的人以前小学毕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多亏了杏树，才出了大学生，明年还会有人读研。这样一来，有孩子上大学之后，其他孩子的求学热情也变了。这多亏了来自日本的你们，不仅支持种植杏树，还把杏林作为小学的附属果园，向我们表明了教育的重要性。”
澎湃新闻：这些年与中国的绿化合作成果如何？有什么感悟？
高见邦雄：目前，大同市周边的中日友好环境林非常多，造林面积超过6千公顷，我们和当地人一起种植了1900万株树木。最初经历了失败，之后得到了改善，日本专家在这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尤其是在种植技术方面，这一点应该也得到了中方的认可。
在中国做绿化合作工程，有三个要素“自然环境”“社会关系”“人”，就像中国古话说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们与其说去种树，不如说是去了解中国，或者是通过了解中国来重新认识日本。如果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发生冲突，对彼此都是损失，相互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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