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作者 | 温江涛 的文章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今日的维也纳虽是欧洲诸多行政机构总部所在地，但早已没有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野心，而是继承了Franz-Joseph时代的音乐会和舞会。
经历过哈布斯堡王朝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奥地利，在1955年美苏英法签署《奥地利国家条约》保证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后，重新成为一个中立的主权国家。今天的奥地利由9个联邦州组成，而维也纳就是其中一州。哈布斯堡王位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奥托•冯•哈布斯堡2011年以98岁高龄去世之后，王朝旧日的余荫仍庇护着作为旅游城市的维也纳。
天堂进阶
维也纳作为著名的旅游之都，除了各种网红打卡热点如美泉宫外，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KHM）和贝尔维迪尔宫收藏的从文艺复兴到克里姆特的作品也让人流连忘返。
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KHM）内景远处墙上为拉斐尔名作《草地上的圣母》
贝尔维迪尔宫克里姆特名作《吻》
两处博物馆风格迥异。KHM 由Franz-Joseph于1891年创建，是典型的艺术博物馆，馆藏异常丰富。而贝尔维迪尔宫则是宫殿改建，藏有大量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维也纳分离派艺术的代表作《吻》。另一幅曾经的“安宫之宝”《金色的女人》已远渡重洋离开奥地利来到美国纽约，并一度是世界上最贵的绘画作品。奥地利政府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政府，由于此幅画的战后归属问题，被告上美国最高法院，其背后的曲折故事被安妮-玛丽•奥康纳写成畅销书The Lady in Gold: The Extraordinary Tale of Gustav Klimt’s Masterpiece, Portrait of Adele Bloch-Bauer，并被（不忠实地）改编为英国名演员Maria Altmann主演的同名电影。值得一提的是，该案的律师就是二战中从维也纳流亡美国的著名作曲家勋伯格的孙子兰迪•勋伯格（参见作者关于UCLA Royce Hall的专栏）。
Stairway to Klimt展览
其实，虽然今日的KHM的展厅中看不到克里姆特的作品，但早在Franz-Joseph的时代，KHM就已经留下他的印记。和维也纳环形大道周边的许多建筑一样，KHM也是一个历史不悠久的假古董。众多19世纪末的维也纳当红艺术家都受邀装点这个建筑，而当时年仅28岁的克里姆特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由他绘制的KHM入口大厅穹顶美轮美奂。在2018年，KHM甚至以“克里姆特的台阶”（Stairway to Klimt）的名义，允许参观者近距离观看这些精美的杰作中的13幅。
KHM克里姆特作品细部
据说Stairway to Klimt这一名称受到了重金属乐队Led Zeppelin的名曲Stairway to Heaven的启发，歌中唱到，“There is a lady who’s sure all that glitters is gold, and she’s buying a stairway to heaven.”
“鲜”乐风飘处处闻
当然，在普通游客的眼中，维也纳最著名的孩子还是莫扎特、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虽然他们的故乡并不是维也纳。今日作为中立的奥地利首都的维也纳虽是欧洲诸多行政机构总部所在地，但早已没有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野心，而是继承了Franz-Joseph时代的音乐会和舞会。漫步市中心，经常可以看到以古典装扮的“地推”向你走来，推销各种也是在金色大厅举行、演奏的也是莫扎特作品的乐队的演出。除了面向游客的节目，还有更多不同主题、不同规模的音乐会在教堂、学校、歌剧院、音乐厅常年举办。每日穿梭不停丰富多样的“live”演出，试图拉缓昔日维也纳音乐天才被“Z世代”淡忘的节奏。咖啡和甜点加持的闲淡生活，借用《长恨歌》的诗句，正所谓“鲜”乐风飘处处闻。作为世界最顶尖的交响乐团之一，维也纳爱乐乐团每年举办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早已被中国观众熟悉。每年元旦傍晚，通过中央电视台直播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已经成了诸多中国音乐爱好者必看的经典节目，也是电视台直播音乐会中收视率的“无冕之王”。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现场
其实在维也纳，该音乐会有一模一样的三场，分别在12月30日、12月31日和1月1日举办，场地、内容完全一样。当然最受人瞩目的还是其中元旦当天上午直播到全世界的那一场。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历史可以追述到上世纪20-30年代，音乐会最初版本是由Clemens Krauss策划的一系列以施特劳斯家族圆舞曲为主题的音乐会，时间不限于元旦，上演地点也不限于维也纳。1939年二战爆发，在新年之际于维也纳举办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也拉开了帷幕。这场演出的全部所得用于支援纳粹前线。新年音乐会、维也纳音乐家同纳粹千丝万缕的关系，是维也纳民众从小就知道不能深究的问题之一。战后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直到1987年才开始使用年度特邀指挥家的制度。同年中央电视台正式开始对该音乐会进行了编辑后的录播。也正是1987年，作为首位年度特邀指挥家的卡拉扬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开创了一个新的“传统”，即每年的返场曲目《拉德斯基进行曲》中观众和乐队的现场互动，至今仍是全场氛围的高潮。1989年，古典音乐风流倜傥的隐者卡洛斯•克莱伯指挥的《蓝色多瑙河》，一开头便被掌声打断，这一“偶然事故”竟也被当成“惯例”保留下来。各种街头“鲜乐”的指挥学会了大师的噱头，而种种扭捏作态又被新晋指挥从街头带入到新年的音乐会现场。率性发挥的长者风采变成了被期待的惯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努力营造的“悠久”历史和传统，逃不出维也纳的诸多不可深究。
奥地利电视台为新年音乐会录制垫片
指挥过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指挥棒
笔者曾数次现场观看过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演出。在一年中懒散欢庆的时刻，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说不上顶尖水平的音乐演出。倒是维也纳新年惯常的大雪，和音乐会前Cafe Mozart丰盛的早餐、Sacher酒店的夹着层层杏酱的巧克力蛋糕，更能吸引笔者。即使不去凑金色大厅热闹，笔者也仍然热爱新年的维也纳。在莫扎特咖啡厅看漫天雪花飘下，闭目聆听莫扎特的单簧管协奏曲第二乐章，这样的完美是超越人性的。笔者的一位最好的朋友曾经说过，假如K.622仍然不能让我开心起来，那么我就没救了。
Cafe Mozart 新年的早晨。背景为维也纳国家歌剧院
帝国的符号和假托——圣矛
“朗基努斯之矛”
每次到访维也纳，除了甜点、咖啡和KHM、贝尔维迪尔宫的艺术作品，笔者还会直奔奥地利皇家珍宝馆（Schatzkammer）。笔者对器物不感兴趣，因此在一个陌生城市有限的逗留时间内，笔者通常也不会关注那些美轮美奂的华服、珠宝和所有Schatzkammer介绍材料中都会提到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王冠。吸引笔者的是王冠不远处的另外两样圣物——传说中的“朗基努斯之矛”和耶稣受难十字架的残片。传说中耶稣受难后，罗马士兵朗基努斯（Longinus）用长矛刺他的侧部，以确定耶稣是否已经死去。关于这位罗马士兵的名字、身份及其身世，有众多版本和诸多争议。如有说他患有眼疾，耶稣的血水沿长矛流到他手上之后，在他用手擦拭眼睛之时，眼睛立即痊愈等等。朗基努斯之矛历经辗转，传说毁于耶路撒冷的围困。但公元3世纪后，圣矛又再次现身流传，一颗据说是钉死耶稣的钉子也被嵌在了圣矛上。传说拥有圣矛者就会获得战无不胜的神力。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圣矛的踪迹又变得扑朔迷离，到过君士坦丁堡等多地，并且有多个版本出现。神圣罗马帝国的奥托一世甚至还复制了一个给波兰的国王。作为统一日耳曼部落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标志的圣矛被赋予魔力，还被缠上了银箔和金箔。
传说中耶稣十字架残片
圣矛的历史极其复杂，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今天维也纳的圣矛，不可能和耶稣有什么关系，但这不妨碍后人赋予它它不具备的能力和意义。
世代的艺术家和纽伦堡的名歌手
圣矛被哈布斯堡安置在维也纳之前，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被保存在神圣罗马帝国Sigismund皇帝的故乡——纽伦堡。在纽伦堡它被一群商人买下，如在今天的维也纳一样供游客付费瞻仰，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圣矛被从纽伦堡转移到维也纳保存。1815年维也纳和会后，自认是神圣罗马帝国正统的哈布斯堡王朝拒绝归还圣矛，而是让其在维也纳供公众观赏。这其中，应该包括一位失意的艺术家——希特勒。希特勒对圣矛的魔力也充满憧憬，在上台后把它带回了纽伦堡。由于圣矛同第一帝国的查理曼等传奇人物的联系，纳粹把它作为自己合法性和信物符号，而纽伦堡继慕尼黑之后成为纳粹运动的中心。其实早在圣矛回归之前，纽伦堡就是纳粹活动的“心脏地带”。从1927年开始，纳粹每年都在此处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游行，直到1939年二战正式爆发才取消。
20世纪30年代的Leni Riefenstahl
纳粹的纽伦堡游行（正式名称Reichsparteitag）起源于1923年慕尼黑的纳粹党代会，1927年纽伦堡成为纳粹党代会的固定举办城市。1933年后，大会时间固定在秋分前后，是规模宏大的大型活动，包括检阅、游行、公众集会等等。从1927年开始，纳粹也会为游行制作电影，但直到著名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介入，游行电影才具有更高的“艺术”观赏性。和希特勒一样，莱妮•里芬斯塔尔也是一个失意的艺术家，从舞蹈演员到电影演员，直到成为导演最终被希特勒赏识。1933年她为纽伦堡游行拍摄了电影《信仰的胜利》（Der Sieg das Glaubens），大获成功。但由于片中几乎用同样的笔墨描绘了希特勒和恩斯特•罗姆，在1934年希特勒清洗了罗姆之后被迅速“下架”并人间蒸发，至今已鲜有人了解。1935年，她为1934年纽伦堡游行拍摄制作的电影《意志的胜利》（Triumph des Willens），成为纪录电影历史上的经典名作。里芬斯塔尔运用大量的相机运动、夸张富有戏剧性的构图、高空摄影、长焦镜头等等当时具有创造性的拍摄手法，至今仍是诸多影视制作人员在创作深处的“潜意识”。她为1936年柏林奥运会拍摄的纪录片，更是为体育拍摄和转播开创了众多手法。今天广为关注的“传统预热项目”—奥运火炬接力，其实也是这届纳粹奥运会才开始的“传统”。在纽伦堡游行中，德国文化、宗教、历史因素被大量贯穿和应用，特别是被纳粹称为“最具有德国歌剧代表性”的由瓦格纳于1868年创作的歌剧《纽伦堡的名歌手》。该歌剧是瓦格纳主要作品中唯一的喜剧，全剧长达4.5小时，也是其唯一基于明确时间、地点、人物创作的非神话故事作品。1933年3月纳粹上台时，柏林国家歌剧院上演该曲目以纪念第三帝国的诞生。里芬斯塔尔拍摄的《意志的胜利》开场的长镜头—云层中的飞机俯览纽伦堡旧城，所用的背景音乐也是《纽伦堡的名歌手》第三幕的前奏。1935年《纽伦堡的名歌手》在纽伦堡盛大上演，主要演员均由希特勒钦定。在数十万人参加的纽伦堡游行中，音乐、影像、街道装点用多模态刺激着人们的感知，营造和维系着纳粹的语境。而其中，圣矛又是重要的具象符号。事实上，纳粹为纽伦堡老城外修建的游行、集会设施等，其建筑群周边外形轮廓据说就勾勒出圣矛的形状。笔者曾多次和纽伦堡当地的朋友考证此事，但都被他们否定。而许多档案材料似乎又能证明这个设计的存在。今天，纳粹开创的“公众氛围营造”的营销手段，已被大量用于商业推广和产品营销，刺激着人们不断在以不需要的频率，购买无法（或无需）消费的数量的商品，而消费者却觉得这种“被设计”的营销是时尚、品味、自主的选择，用自己的行动被品牌消费。二战后期，美军大规模轰炸了纽伦堡，而神圣罗马帝国的众多圣物在战乱中消失，继而失而复得，并被归还给重新独立的奥地利。这段传奇，连接了两个远隔万里的城市。德国的纽伦堡和美国的伯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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