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修禊图（局部） 钱榖\绘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由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它是中国文学独立和勃兴的标志之一，并由此造就了一门极富民族特色的学问——“文选学”。它自唐初正式被宫廷承认，其后影响日渐扩展。至宋代，更是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
唐代以后，《兰亭序》被屡屡刻成法帖，文本又一次次入选不同选本。唐房玄龄撰修《晋书》时，太宗李世民亲为王羲之作传，推崇备至，“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
“文选学”日趋成为显学，《兰亭序》慢慢成为经典。宋代有人探究《文选》不录《兰亭序》的原因是王羲之遣词造句有误，认为“气清”不能描绘暮春之景，且“丝竹管弦”有重复之嫌。当朝人王懋对此予以反驳，并举出蔡邕《终南山赋》、潘岳《闲居赋》为例。如张衡《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用“气清”写春景，并非王羲之所臆造，乃有所本。“丝竹管弦”见于《汉书》，也非王羲之独创。清人李文田否认《兰亭序》文本的真实性。上世纪70年代，郭沫若先生在此基础上，运用新发现的碑刻，详细论证《兰亭序》文、书俱假，乃唐代人仿作。既然文本不真，且出现时间晚于《文选》，如何能录？王瑶先生以为《兰亭序》主调为道家思想，故不为笃信佛法的昭明太子所贵，因此落选。陈中凡等先生提出的原因是：“《兰亭序》的文体是纯粹的散文，不是当时流行的骈丽体。”但这些观点遭到驳难。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提出“王羲之《兰亭序》在创作的当初并未得到高度评价，在编纂《文选》的当时也世评不高。”此种说法逐渐触及问题的本质，但未有详论。
《文选》既然是文学总集，作品是否入选，还是需要回归文本自身，用文学的标准去衡量。究其原因，《兰亭序》落选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选》是选本，主要选录各种文体的重要作品。面对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萧统在《文选序》中谈到选择之难：“自非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盖欲兼功，太半难矣。”《文选》收录序共9篇，其中有石崇的《思归引序》。石崇虽是一掷千金的官僚富豪，但其文学成就还是得到后人认可的。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中品，与陆云、陶渊明并列，并说“季伦、颜远，并有英篇。”季伦，石崇字。王羲之组织的兰亭雅集后于石崇的金谷送别57年，且《兰亭序》是模仿石崇《金谷诗序》而为。《世说新语·企羡》载：“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对比二序，思想和词句确有雷同。既然是仿作，文学价值大打折扣，故不录亦属正常。若以文学价值而论，《金谷诗序》应比《兰亭序》更合适，但若选录石崇两篇，似有过滥之嫌。
二、王羲之文才达不到《文选》收录标准。唐朝以后，王羲之书名、文名日盛，我们今天评论右军先生，容易形成定式和偏见，常常被其“书圣”的光环所左右。故蠡测王羲之的文学成就如何，唐前文献更令人信服。就现有史料来看，时人或南北朝时期论及王羲之同时代人的文学成就，对其只字未提。刘勰《文心雕龙》和钟嵘《诗品》作为南朝时期重要的文学批评著作，关于王羲之同样未见片言只语。
更为重要的是《文心雕龙》成书在《文选》之前。王宁在《谈李善的〈昭明文选注〉》中做过统计，《文选》选录的作家有4/5见于《文心雕龙》。因此，黄裳先生在《文选平点》中说：“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
《宋书·谢灵运传论》：“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檀道鸾《续晋阳秋》：“询、绰并为一时文宗”；《文心雕龙·诔碑》：“孙绰为文，志在碑诔。”钟嵘《诗品》曰：“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左，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经》，建安风力尽矣。”又，“永嘉以来，清虚在俗。王武子辈诗，贵道家之言。爰洎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庾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此外，还品评了顾恺之、戴逵等人。
以上评论涉及的人物有桓温、庾亮、王济、刘惔、王濛、孙绰、许询、袁宏、殷仲文等。这些人与王羲之基本同时代，有的多有交集，甚至是好朋友。若是王羲之的文学成就稍为时人或南朝人认可，不会置若罔闻。可能是其书名太盛，遮掩了文学光芒。颜之推以为：王羲之“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惟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
三、王羲之以书法名世，而书法并非“胜事”。《兰亭序》成名，是因唐太宗的推崇和宋人推波助澜造成的。书法对六朝文人而言并非光宗耀祖之业。《世说新语》将能书善画的韦诞、顾恺之列入“巧艺”类中，《颜氏家训》将书法、绘画、卜筮等并列为“杂艺”，这些都显示出南北朝时期书法艺术和书法家地位不高。
颜之推教育后人，对于书法，“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韦仲将，即曹魏书法家韦诞。《世说新语》载其轶事，“魏明帝起殿，欲安榜，使仲将登梯题之。既下，头鬓皓然，因敕儿孙：‘勿复学书’。”刘孝标注引《四体书势》：“乃戒子孙绝此楷法，箸之家令。”王褒因工书，颇多辛苦笔砚之役，尝悔道：“假如吾不知书，可不至于今日耶！”；皇象以书名世，而《三国志》未有传记，只在《吴书·赵达传》裴松之注引文献中提及，寥寥数字。梁武帝《答陶弘景论书书二》：书法“此直一艺之精，非吾所谓胜事。”
王羲之一生官职不大，政绩不突出。其父王旷作为东晋建立的功勋之臣，平生事迹堙没无传。一是因为去世早；二是王羲之等儿孙辈，未能显扬父业，做到位隆权重。
四、萧统兄弟不认可王羲之的处世行为。业师王立群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文化学者，还是中国文选学会副会长。王先生在授课时，不止一次强调：“《文选》收录作品概为各种文体之范本。但编选者的文学价值观与爱恶会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萧统、萧纲、萧绎兄弟是梁代文学繁盛的重要参与者与组织者。萧统与萧纲同父同母，情义甚笃。萧统与萧绎不同母，但是兄弟友于甚密。萧绎在《金楼子》中评论王述与王羲之结怨之事时，抨击右军：“王怀祖之在会稽居丧，每闻角声即洒扫，为逸少之吊也。如此累年，逸少不至。及为扬州，称逸少罪。逸少于墓所自誓，不复仕焉。余以为怀祖为得，逸少为失也。怀祖地不贱乎逸少，颇有儒术，逸少直虚胜耳。才既不足以高物，而长其狠傲，隐不违亲，贞不绝俗，生不能养，死方肥遁。能书，何足道也？若然，魏勰之善画，绥明之善棋，皆可凌物者也。怀祖称怨，宜哉！主父偃之心，苏季子之帛，自于怀祖见之。”
萧绎认为，一是王羲之有错在先。古人事死如事生，王羲之书帖多有吊丧慰死之语，其“先墓”被毁，悲痛不已。而其却在王述居丧期间，大为不敬。《世说新语》载：“王右军素轻蓝田。蓝田晚节论誉转重，右军尤不平。蓝田于会稽丁艰，停山阴治丧。右军代为郡，屡言出吊，连日不果。后诣门自通，主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王羲之父子清贵傲物的品格一脉相承。郗愔乃王献之舅父，其子郗嘉宾有盛名，获宠于桓温，此时王献之“兄弟见郗公，蹑履问讯，甚修外生礼”；“及嘉宾死，皆箸高屐，仪容轻慢。命堂，皆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宾不死，鼠辈敢尔’。”献之兄弟在母舅之家的傲慢无礼，多少折射出右军性格和“家风”。二是王羲之官秩没有王述高，为人职下当恭谨为上，却意气用事，愤而辞官；三是王述颇有儒术，而右军倾心道教；四是右军半隐半仕，以退求进，沽名钓誉而已；五是右军只是“能书”而已，其文学成就在时人和《文选》编辑者看来不足论也。不能绝对地说萧统也是如此看待王羲之，但在儒家道统承续上，萧统兄弟应是一致的。萧统答萧纲书中说：“见孝友忠贞之迹，睹治乱骄奢之事，足以自慰，足以自言。人师益友，森然在目。”
今天考论《兰亭序》入不入《文选》的问题，并不是否定《兰亭序》的文学影响和书法美学价值，而是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古人以为美的东西，未必符合今人的审美需求。我们今天认为美的东西，也未必是后人审美的准则，因为世殊事异，环境在变，社会在变，生活不同，审美会存在差异性。创新常常会与落寞孤独为伴，但没有创新，社会就如死水一潭，失去前行的力量。只有不断地积聚起创新的力量，才能鼓荡起奋勇向前的风帆。
《兰亭序》流传千载，是中国书法史和文化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读古人书，与古人交。必须真正地跨越现实语境，去倾心体味晋人风范，去聆听远古的丝竹之音，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意旨，才能更好地用书法浸润心灵。唯有如此，文化的传承才有力量，文脉的延续更加悠长。经典的流传需要不断地被强化，不断地被传颂。
（作者：宋战利，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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