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
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
（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文章已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21世纪文学20年”专题系列之十五：
21世纪澳大利亚文学:
多元文化下的发展
文 | 李尧
在风云变幻中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澳大利亚文学在进入千禧之年的时候，已然造就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创作出一大批优秀作品，在世界文坛拥有了不容忽视的地位。但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作家在激烈对抗以英国为代表的“旧世界”文化的过程中，追随国际潮流，牺牲本土创造力，形成了一种“文化自卑”，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手脚。千禧伊始，“新自由主义” （neoliberalism）方兴未艾、“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在这种背景之下，澳大利亚文学彻底摆脱了所谓“文化自卑”，展现出其独有的魅力和蓬勃的生命力。
原住民文学崛起
在过去的20年里，澳大利亚文学最显著的特点是，自从上世纪70年代“白澳政策”被扔进历史垃圾堆之后，一大批原住民作家迅速成长。原住民文学以其炫目的光彩跨入主流文学的舞台。2000年，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金姆·斯科特（Kim Scott）凭借其长篇小说《心中的明天》（Benang : From the Heart）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2011年又凭借其长篇小说《死者之舞》（That Deadman Dance ）再次获此殊荣。金姆·斯科特以其抒情优雅的笔触，探索原住民构建身份认同、寻求身份归宿的同时，向读者展现了澳大利亚西部广袤的土地上，努嘎族(Noongar)人在殖民统治下经历的苦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近年来，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的原住民作家是亚历克西斯·赖特（Alexis Wright）。2006年，赖特出版了堪称民族史诗的长篇小说《卡彭塔里亚湾》（Carpentaria），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这部小说植根于澳大利亚原住民生活的沃土之上，把古老的传说、神话以及原住民信奉的“梦幻时代”的原始图腾和现实生活的种种矛盾糅合在一起，描绘出一幅幅难得一见、色彩瑰丽的画卷。在她的笔下，原住民生活的地方到处都是故事。每一眼水井，每一块岩石，每一座沙丘，每一棵树木都是故事中的“人物”。蛇神、海怪、鱼群、鹦鹉、巨浪滔天的大海、拔地而起的龙卷风都有独特的含义。与《卡彭塔里亚湾》比肩而立的是她2015年出版的《天鹅书》（The Swan Book）。这部小说故事情节扑朔迷离，集诗歌、散文、民间故事、政论文等多种体裁于一身，对大自然的描写出神入化，对天鹅的刻画美妙绝伦。《天鹅书》的故事发生在未来一百年之后的澳大利亚北领地。小说主人公哑女与天鹅相依为命，被称为“天鹅女”。“天鹅女”具有象征意义。作为无辜的弱小者，她遭受暴力之后不再说话，渐渐失去说话能力。这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几百年来无法发声的遭遇如出一辙。哑女与人类社会隔膜，却和天鹅相依为命，象征着原住民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2017年，亚历克西斯·赖特的长篇纪实文学《追踪者》（The Tracker）获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女性文学奖“斯特拉奖”（Stella Prize）。她的最新力作《地平线上的奥德赛》（Odyssey of the Horizon）是寓言，是散文，也是诗。该书描绘了1788年，英国“幽灵船”穿越地平线，入侵悉尼湾的那一刻；描绘了暴力殖民创伤性记忆“深入到未来几代人的噩梦”，以及“世界历史上数以百万计饱受战争摧残的人”的迁徙，包括今天在澳大利亚寻找新家的无数难民儿童。这些经历在作品中相互交织，在诗歌和故事的蒙太奇中不断重叠，密不可分。作者所说的“历史的悲哀”在人类的神话中回荡，宛如古希腊诗人荷马的“奥德赛”在21世纪依然延续。
2019年，原住民作家——梅丽莎·卢卡申科（Melissa Lucashenko）以长篇小说《多嘴多舌》（Too Much Lip）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这部小说以鲜活、犀利，又带有黑色幽默的笔触，描绘了澳大利亚原住民当代社会的生活，以及原住民文化与传统激烈的碰撞，无情地鞭挞了殖民主义统治，为原住民争取权利呐喊，其主题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得以深入的表达。今年7月16日，原住民作家塔拉·琼·文奇（Tara June Winch）凭借长篇小说《屈服》（The Yield）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短短20年内，占澳大利亚作家人数比例很小的原住民作家就有四人五次获得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思考与研究的文学现象。与此同时，布鲁斯·帕斯科（Bruce Pascoe）、萨丽·摩根（Sally Morgan）、阿尼塔·海斯（Anita Heiss）、托尼·伯奇（Tony Birch）等一大批原住民作家都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取得一定成绩。所有这一切充分表明，澳大利亚原住民作家在与殖民统治、种族歧视的斗争中，继承了本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胜利。
而与这种胜利相呼应的是， 20年来，一批非原住民的澳大利亚作家也在作品中无不深刻地剖析了贯穿澳洲历史的白人与原住民的关系和“贯穿人类历史的暴力”。
亚历克斯·米勒（Alex Miller）从2000年到2013年出版的小说《石乡行》《别了，那道风景》《信仰的条件》《普罗丘夫尼克的梦》《情歌》《秋天的莱恩》《煤河》 都 “严格审视了作家对于自己在表现这一重大主题过程中局限性的觉醒”。《石乡行》（Journey to the Stone Country）亦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展示了澳大利亚原住民随着历史的沿革、时代的发展以及自身素质的提高，对本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的深刻反思以及为维护自身权利进行的艰苦斗争，而曾经的殖民者后裔也在为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不懈努力。《别了，那道风景》（Landscape of Farewell）则是作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对澳大利亚，乃至全人类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大屠杀产生的原因及其结果的深刻剖析。在这部作品中，米勒在掌握众多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将1861年10月17日发生在昆士兰中部高原牧场上白人与原住民相互残杀的历史事件演绎成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把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创作手法糅合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而原住民崇尚梦幻的宗教模式更为他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别了，那道风景》
作者: [澳大利亚] 亚历克斯·米勒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译者: 李尧
出版年: 2009-1
因对澳大利亚历史的探索两度获得“布克奖”的彼得·凯里（Peter Carey）在2019年的新作《远离家乡》（A Long Way From Home）中讲述了一个穿越时空的故事。故事的背景设置在大英帝国统治的1950年代，澳大利亚原住民与白人之间的种种矛盾与冲突。“精彩、生动、活泼、新颖的描述揭示了欧洲人如何占领了这块大陆古老的文化，为自己制定了难以企及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犯下的罪行。”而此前，《辛德勒名单》的作者托马斯·肯尼里（Thomas Keneally）以及作家大卫·马鲁夫（David Malouf）、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等都在这一领域积极探索，写出一大批优秀作品。
少数族裔文学势头强劲
20年来，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是，随着多元文化成为社会主流，华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的文学以强劲势头出现在澳洲文坛。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即已崭露头角的华裔作家布莱恩·卡斯特罗（Brian Castro）进入新世纪之后创作热情更为高涨。2003年，他出版了《上海舞》（Shanghai Dancing）。《上海舞》循着他的成名作《候鸟》（Birds of Passage）的轨迹，继续“寻根问祖”，探究“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这一摆在海外华人面前的命题。主人公安东尼奥·卡斯特罗在澳大利亚生活40多年之后，离开澳洲，取道出生地香港，乘船返回上海。故事发生在二战前后的上海、澳门和香港。但是布莱恩·卡斯特罗将故事一直追溯到17世纪的巴西、前葡萄牙殖民地果阿、长崎、菲律宾、利物浦、巴黎等地。评论家认为，该书“既是历史，又是小说，还是一本跨越各种文学形式的书籍，讲述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的经验”。这种经验或许就是布莱恩·卡斯特罗从周游欧洲开始跋涉40年得出的结论：“两个世界实际上就是一个。历史并没有完全重复自己，而只是在重新上演相同的基本模式。”2005年，布莱恩·卡斯特罗出版第八部长篇小说《园书》（Garden Book）。小说运用后现代写作方法，描写了三代四位华人移民死亡、抑郁、夭折或残疾的结局，指出种族主义者的自我仇恨、白人至上的权力关系、白澳政策的阴魂不散是种族主义的主要根源。
《上海舞》
作者: 布赖恩·卡斯特罗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者: 王光林
出版年: 2010-10
欧阳昱上世纪90年代初从中国大陆移居澳大利亚。进入新世纪，他主要用英语写作，成为澳大利亚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华人作家、诗人。他对东西方文化深刻反思与激烈批判，展示了移居澳大利亚的华人两难的处境及文化归宿。2002年，他出版了诗集《双心、双舌和雨色的眼睛》和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东坡纪事》,2003年出版诗集《异物》。《东坡纪事》与2010年出版的《英语班》、2011年出版的《散漫野史》构成欧阳昱的英文长篇小说“黄州三部曲”。2013年，其《自译集》出版，入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总理奖。
近年来，一大批70 后、80后少数族裔青年作家更是以崭新的姿态加入澳大利亚文学大军，并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印度尼西亚华裔女作家米兰迪·里沃（Mirandi Riwoe）2017年凭借中篇小说《渔女》（The Fish Girl）入围2017年“斯特拉女性文学奖”，并获得昆士兰文学奖。今年，里沃的长篇小说新作《石天金山》（Stone Sky Golden Mountain）以19世纪末期华人在澳大利亚淘金的苦难经历，揭开渐渐被人们遗忘的一页澳大利亚黑暗历史。和米兰迪·里沃同期创作的华裔作家郑素莲的小说《陌生人的房屋》，马来西亚华裔作家许莹玲的短篇小说集《资本失格》《轻小奇妙事》等作品一经出版都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其他来自东南亚以及中东地区的少数族裔作家作品也都充分显示了澳大利亚多元化社会生活对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家的影响。斯里兰卡裔作家米歇尔•德•克雷瑟的长篇小说《未来的生活》获得2019年新南威尔士总理文学奖。出生于1983年的黎巴嫩青年作家迈克尔·穆罕默德·艾哈迈德2012年即已崭露头角，其短篇小说获得澳大利亚 Kirk Robson文学大奖。自传体小说《部落》2014年出版后获得高度赞誉。长篇小说《黎巴嫩人》入围2019年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短名单。这些少数族裔作家有时置身于主流文化之内，有时置身其外，以创新手法探究身份与归属问题，既不局限于书写传统主题，也不囿于个人生活经历，而是从全球视角出发，充分展示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澳大利亚文学中独树一帜。
中青年作家成主力军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去世二十二年之后，生前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空中花园》（The Hangning Garden）出版。该书出版是为了纪念怀特诞辰一百周年，但更重要的是经过几十年风云变幻，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人们对“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亦即“后现代”的迷恋又重新抬头。作为现代派文学大师，怀特的作品又受到读者的青睐。但《空中花园》出版后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得到普遍赞誉。人们因而认识到所谓“晚期现代性”因太纠缠于意识形态，而难于达到“复活”的理想效果。怀特的“复兴”是新自由主义的象征，但并非“晚期现代性”收复失地的信号。历史的车轮总是随着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文学发展亦然。千禧伊始，一批在20世纪晚期已经积累了力量的中青年作家，开始成为过去20年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主力。
出生于1960年的蒂姆·温顿（Tim Winton）是目前澳大利亚最多产、最负盛名的作家，其国际影响似乎仅次于彼得·凯里。2000年之前，他已出版多部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以及儿童小说和非虚构作品，曾三次获得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两次获得布克奖提名，代表作是1991年出版的《云街》（Cloudstreet）。200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岔路口》（The Turning）可看做蒂姆·温顿创作的一个新起点。之前，蒂姆·温顿作品中“古怪的地方色彩”虽然深受福克纳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即使略显超现实主义的审美情趣，还是颇具广泛的代表性。《岔路口》之后，温顿的作品显得更隐晦，更具挑战性。他的书中充满了精微玄妙、含蓄暗喻，通过一个个寓言式的故事，以极短的篇幅，近乎白描的手法，写出当今社会繁华背后现代人难以忍受的孤独和寂寞。不算长的篇幅因道德和知识的复杂性而形成独特的风格。2008年，蒂姆·温顿出版了长篇小说《呼吸》。2013年，又推出长篇小说《巢》（Eyrie）。《巢》直面对家乡产生巨大影响的新自由主义和不平等，把澳大利亚“阳刚之气”描绘为对新自由主义和其一如既往的自命清高、装模作样、妥协让步的比喻。此书一经出版，好评如潮。
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出生于1961年，是当代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他从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文学创作，获奖作品《导航员之死》和《孤掌之声》，为他赢得很高的声誉。2001年，经过长期的积累和酝酿，理查德·弗拉纳根推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别于自己前作甚至前人作品的长篇小说《古尔德的鱼书》（Gould’s Book of Fish）。该书根据情节的需要以不同的颜色——红、蓝、绿、黑、赭——印刷；每一章前都印有一条与该章内容密切相关的鱼的精美图像。更直击人心灵的是，它以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手法，讲述了873645号流放犯威廉·布埃鲁·古尔德在天之涯、地之角的范迪门地萨拉岛的悲惨遭遇，讲述了一段人类应该永远为之扼腕长叹、无法忘记的历史。有别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古尔德的鱼书》保持了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和谐一致，不但弥漫着浓厚的自我意识，同时也是一部极具现实主义色彩的“社会小说”。该书2002年斩获“英联邦作家奖”。此后，理查德·弗拉纳根的创作热情井喷式爆发。2007年，出版《无名的恐怖分子》，《纽约时报》称之为“对9·11后世界的了不起的、卓越的沉思”。2008年出版《欲望》，荣获昆士兰总理奖、西澳大利亚总理奖、塔斯马尼亚图书奖等三项大奖。2013年，理查德·弗拉纳根出版第六部长篇小说《通往深远北方的窄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书名取自著名日本俳句诗人松尾芭蕉的作品。该书以泰缅铁路修建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澳大利亚医生的爱情故事。主人公埃文斯身陷日本战俘营，一直为两年前与年轻舅妈的婚外情而悔恨。就在他努力拯救饱受饥饿、霍乱和拷打折磨的人们时，收到一封信，在处处散发着血腥味的集中营里带来一抹亮色，并且改变了他的一生。“弗拉纳根用其优雅的文字叙述了一个充斥着罪恶和英雄主义的故事，将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实相连。”2004年，他凭借该书获得布克文学奖。弗拉纳根写了一个澳大利亚故事，但笔锋所指，绝不止于澳大利亚，不仅仅是在那块土地上休养生息、辛勤耕耘、流血流汗的澳大利亚人民的所思所想，更是和世界脉搏一起跳动的一个伟大民族的故事。在通往世界文学的“窄路”上，理查德·弗拉纳根让澳大利亚文学前进了一大步。
《通往深远北方的窄路》英文版
女性作家闪亮登场
进入新世纪，澳大利亚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闪亮登场。20年间，凯特•格伦维尔（Kate Grenville）、盖尔·琼斯（Gail Jones）、夏洛特·伍德（Charlotte Wood）、米歇尔·德·克瑞特瑟（Michelle de Kretser）、莉安·麦金纳尼（Liane McInerney）、嘉丽·蒂芙尼（Carrie Tiffany）等都在澳大利亚文坛留下闪光的足迹。其中，凯特•格伦维尔是最具实力的佼佼者。她是两届橘子文学奖得主（2001年，2005年），代表作《神秘的河流》（The Secret River）出版于2005年，“以简约、朴实无华的文字描绘了暴力滋生暴力的残酷事实，情节紧凑，充满激情，惊心动魄”。小说跨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描绘了普通劳动者的苦难和为追求美好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展示了早期澳大利亚原住民和白人殖民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两种文化的激烈冲突，2006年获英联邦奖，并入围布克奖。2008年，凯特·格兰维尔在新作《上尉》（The Lieutenant）中重新审视澳洲与英国之间纠结的历史，关注种族与文化隔阂，抒写在最艰难的抉择中人性的高贵与卑下。2012年，凯特·格兰维尔推出三部曲中的第三部《莎拉•桑希尔》（Sarah Thornhill），亦大获成功。
盖尔·琼斯的作品充满深邃的思想和瑰丽的色彩，有评论称她“有一种抒情和创造优美意象的天赋”。到目前为止，她共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和七部长篇小说。长篇小说《黑镜子》、《六十盏灯》《梦语》等入围或者获得多项澳大利亚本土文学奖项。《抱歉》《五次钟声》亦在西方文坛引起广泛关注。最新力作《诺亚·格拉斯之死》（The Death of Noah Glass）入围2019年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获2019年澳大利亚总理文学奖。这是一部专注于视觉文化的小说，隐藏在故事背后的有壁画、绘画、电影、海报，也有通过照相机、望远镜乃至显微镜看到的图像。盖尔·琼斯对传统艺术和图像学，对图像的理解框架以及世俗和大众文化，尤其对电影有着浓厚兴趣，对如何以图像序列的方式讲述故事也颇有研究。她通过小说提出：视觉文化无处不在，它构成了我们的情感，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给我们带来了虚假的身份和认同。《诺亚·格拉斯之死》以澳大利亚和意大利为背景，融合了欧洲艺术传统以及侦探、谋杀等悬疑小说元素，充满悲伤和神秘色彩。盖尔·琼斯曾说：“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小说家，并且一直认为小说应该是思考的机器，同时也是表达感情的机器。”《诺亚·格拉斯之死》无疑是这部机器创造的成功的范例。
《诺亚·格拉斯之死》英文版
在一代新人茁壮成长的同时，作为上世纪澳大利亚文坛主力的老一代作家托马斯·肯尼里、彼得·凯里、亚历克斯·米勒、大卫·马鲁夫、弗兰克·穆尔豪斯、罗德尼·霍尔以及本世纪初移居澳大利亚的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在过去20年里都新作不断，为澳大利亚文学发展作出巨大贡献。这种新老作家在交替中相互影响、相互支持，团结奋进，或许是从2000年到2020年澳大利亚文学发展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
本文2020年8月18日首发于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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