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主席狭小的办公室里烟味格外浓重。
警卫员在门口走来走去，还是没有推开门去劝慰。他知道，主席这是为陪伴自己十年的秘书即将离开感到难过。
几分钟后，门内传来椅子移动的声音。主席打开门，声音疲惫，对警卫员说道：“请替我向高智传个话，就说我邀请他下午三点到颐年堂谈话。”
警卫员还没来得及应声，主席已经转身进门，隐约间有小声的自言自语传来：“又要送走一个……”
一、要是能亲眼见到主席该有多好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黄土高原上，老陕北人摸着自家高粱地里沉甸甸的穗子，自发唱起对主席的颂歌。
浑厚的嗓音从大地升起，一两句后，歌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地里的百姓们扯着喉咙，用最朴实的方式感念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恩人。
年幼的高智跟着大人在地里流汗，秋日抢收并不容易，但他在这样的场景中感到由衷的快乐，
他不禁在心中默念：“要是能亲眼看到主席该有多好啊！”
秋收结束，高智回到学校。他向老师请教：“主席住在哪里，我要怎么才能见到他？”
他的老师申国藩是当地有名的神枪手，曾经在抗日战争中，手持双枪，消灭敌人一个小队，护佑一方安宁。
申国藩面对这个问题，并没有讥讽他的异想天开。
而弯腰抚摸着高智的肩膀，对他说：“老师也不知道主席住在哪里，但是我想，能见到主席的人必然有一技之长。”
高智彼时还不明白什么叫一技之长。
他在老师的教导下，懂得主席及所有共产党人开展革命，将敌人驱逐出中华大地，经历多少艰难险阻。远的不说，自己能够在学校安宁地读书写字，不必上战场，就是他们努力的成果。
高智在生活中渐渐向这些英雄看齐，自发学习到每天深夜。功夫不负有心人，1944年，他被当地有名的绥德师范学校录取。
作为村里第一个考上中学的孩子，高智本来担心家里没有余钱供他上学，但是村里的长辈拍着他的肩膀，集全村之力为他垫付学费，只希望他不要浪费自己在读书上的天赋，将来为国做栋梁。
高智身上携着长者沉甸甸的期盼，不敢浪费半分光阴。进校不过两个月，他就加入学生会，并在课余自发向同学宣传革命者的种种艰辛。
少年凭一腔热血，想唤醒只顾埋头学习的同窗。高智的同学不能理解如此“出风头”的举动，在背后称呼他为“怪人”。
他对此有所耳闻，但并不挂怀。
他总是站在人群中，请生活在安乐窝的诸君抬头正视：国家动荡，前方有人沐风栉雨，倾其所有，为在座各位带来宁静。
校领导知道此事，专程向各任课教师请教其为人后，破格推荐他入党。
当时学校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高智在一位相识的老教师的带领下，端上煤油灯，沉默地转过几次楼梯，最后两人在地下室停下脚步。
老教师身材高大，走动间需要微微佝偻身体。他在一室昏暗中，安静地审视这位在学校颇为出名的少年。
良久，他转身打开箱子，取出一面旗帜，挂到墙上。高智抬头看，鲜红的旗帜上，金黄的镰刀和锤子格外显眼。
他隐约猜到此行的目的，不禁用热切的目光望着老教师。老教师面色严肃，教他举起右拳，放到耳朵旁边，带领他念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煤油灯豆大的火焰照亮党旗，老人与少年的声音轻轻地交织在一起。高智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等宣誓结束，他才发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
作为绥德师范学校最年轻的党员，高智离他见到主席的目标又近一步。
一年后，高智从组织内得到消息，延安方面来人，要在学校选用干部。他惊喜欲狂，当即奔到校领导处，向上级毛遂自荐。
延安是每一位共产党人心中的革命圣地。从主席的著作《论持久战》到塞北江南南泥湾，高智对在那片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如数家珍。
自1935年来，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冲破重重险阻，跋山涉水也要去到那里。他对延安也是神往已久。
校领导再三挽留不成，只好放手将高智推荐给延安方面的负责人。
高智毫不怯场，一一举出自己的长处：他是党员，学习成绩优异，平时还在学生会和校文工团担任职务……
看着面前稚气未消，使劲将成绩单向自己眼前递的少年，负责人感叹于他的志气，拍板决定收下高智。
从绥德步行到延安的四天半时间里，他心中始终被要见到主席的激动盈满。刚进延安，他的眼睛就不受控制地四处打量：主席在哪里呢？
直到完成培训，被分配到杨家岭中央机要科工作十几天之后，他才意识到，主席不是他想见就能见的。
主席行踪不定，有时候住在杨家岭，有时候住在枣园。高智虽然心中焦急，也只能耐着性子等。
一日，高智与机要科工作人员在窑洞外商量工作，突然对方止住话音，招呼他向下看。高智顺着望去，只见一位身材高大的人慢慢散步过来。
他不明所以，那位工作人员轻声解释道：“那是主席。”
主席！高智眼睛都不敢眨，看着他迈着稳健的步子，边走边与身旁的女童讲话，手上还不时比划着，显得十分亲切。
两人不约而同停下工作，目视着主席走出杨家岭大门。
期间好几次，他都差点控制不住自己，想要跑下去和主席说说话。但是他终究冷静下来，不愿打扰主席难得的空闲。
良久，高智才反应过来，自己见主席的愿望竟在如此平凡的下午实现了。
二、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高智在杨家岭时，与主席偶遇过好几次。但是他一直没敢上前与主席交谈。
1947年，蒋介石政府向延安重点进攻。主席决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
高智的在中央机要科的工作特殊，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始终跟随中央领导人们的脚步。
每到一地，高智住的地方离主席的住处都很近，有时甚至只有一墙之隔。
虽说不是天天都能与主席见面，但是主席的笔迹、声音，高智还是常能看到和听到。
一次夜晚，前方探路的同志传来敌情，高智等工作人员随着队伍向外转移。天空飘起小雨，为不暴露位置，他们并未点火把。
天色漆黑，高智跟着众人爬坡下坎，又冷又累间，心中不禁有些泄气。
雨越下越大，带路的老乡也分不清前路，队伍被迫停下，高智也只能站在原地着急。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时，他看见主席与老乡小声地说着话，并示意警卫员用手电照着地图。
主席指着地图上的标志，一点点地问，直到老乡终于弄清楚方向。期间他从容不迫，完全不受恶劣环境的影响。
等队伍重新上路，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跟着老乡走在前面认路。他迈步速度很快，就算上坡也不显狼狈，完全看不出已到知命之年。
高智看着主席，胸中涌起莫名豪情：有这样的领导人，何愁革命不成功？
从延安到北平，高智一直追随着主席的脚步。
1952年春，刚被调入中南海中协机要处的高智接到警卫员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找他。
叶子龙跟随主席多年。一日他去到高智所在的机要科探望，高智抓住机会，请叶子龙将主席请来，与机要科众人照个相。
叶子龙没有拒绝，过一会儿真的把主席请过来。
那是高智与主席的第一张合照，被众人挤得只露出半张脸。在感叹主席平易近人的同时，他对和气的叶子龙也有很深的印象。
没想到这次见面，叶子龙一句话就将他说晕了：“经研究决定你调到丰泽园去，给主席当机要秘书。”
这实在是天大的好消息。
期待太久，高智竟然有些退缩：他怎么干得下这么重要的工作呢？那可是支撑着全国的领袖！万一自己工作出点差错，岂不是成全国罪人？
叶子龙知道他的顾虑，笑着拍他的肩膀，耐心给他做思想工作。尽管心中还是有顾虑，但高智是个共产党员，以服从组织命令为先。
最后他对叶子龙说道：“既然组织下决定，那我就去。如果我做得不好，还请组织马上调整，不能因为我耽误主席大事啊！”
事情定下来的第二天上午，高智到丰泽园向主席报到，那时主席还没起床。等
工作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主席一直保留着在延安时的习惯，常常工作到深夜，一般在天亮才休息。
快到中午，主席的另一位秘书罗光禄带他朝主席的卧室走。
这时高智一边走，一边琢磨要怎么和主席介绍自己。到门口，他越来越紧张，甚至喘不上气。他人生中从未有比这更艰难的时刻。
罗秘书等他平复好情绪后，替他推开卧室的门。“主席，给您新调来的机要秘书高智同志来了。”
主席正躺在床上看报纸，见人进来，便坐起身，向高智伸出一只手。
他赶忙上去，握住主席的手，向主席问好道：“主席，您好！”
主席说：“欢迎，欢迎。”
接着让高智在床边的椅子坐下，询问他是哪里人氏，家里还有什么人，是否结婚，上过什么学，爱人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高智一一作出回答，紧绷的神经慢慢松下来。
说了好一会儿家常，到主席吃午饭的时间，罗秘书敲门进来提醒，主席才止住滑头，最后说道：“欢迎你以后就在我身边工作，好不好？帮我做点事。”
高智完全不能想象一国领导人竟这般和蔼可亲，身上没有一点架子。当即受宠若惊地答应下来。
从这天起，高智留在主席身边，开始长达十年的工作生涯。
说起这位新的机要秘书，众人有两个评价：一是年轻，二是能干。
当时高智刚满24岁，是众多工作人员中最年轻的。但他做事严谨，用他自己的描述叫“提心吊胆”。生怕自己工作出错，他在十年工作间时刻绷紧心弦，以最高的要求约束自己。
一日，深夜十点，主席按电铃把高智叫去，吩咐他马上通知西北、中南、华东好几个省的一把手，要他们明天就到北京开会。
事情紧急，主席特地嘱咐道：“你通知安排好，跟我说一声，然后我才休息。”
听到这话，高智立马着急起来，主席的睡眠时间本来就少，可不能因为自己动作慢就让主席一直等着啊！
他跑到办公室，给总机的电话员打过去，请他赶紧联系各省的负责人或者其秘书，并要他们立刻回电话。
一会儿工夫，电话一个接一个响起，他边说明情况边用笔记录。等这边协调好，他又给航空、宾馆等地去电话，按照人数要他们做好接送和招待工作。
等到一切安排妥当，高智强迫自己镇定情绪，仔细检查一遍，在认为万无一失后，才快步走到主席的办公室，向他进行汇报。
此时离命令下达才过去四十多分钟，主席听完，用赞赏的语气，高兴地说：“啊！这么快，那我现在就可以休息了，你也早点休息。”
此时已经夜深，高智听到主席说他要早点睡觉，心中比被夸还要高兴。
作为主席的秘书，他感觉自己长进很快，懂得许多道理。同时，他深深为主席身上的人格魅力所折服。
主席为新中国的建设日夜操劳，但他从不把自己的付出挂在嘴边。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其他要求，自己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却把在开国大典时穿过的好衣裳分给工作人员穿。
平时更是难得下次馆子，偶尔有别国领导人送来的珍稀食物，也是指示分给中南海幼儿园里的孩子吃。
在主席身上，高智真正体会到何谓人民公仆。
三、临走前，你满足我最后一个要求吧高智从主席身上学到的最重要一点是：不能老浮在上面。
主席一年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外视察。
十年间，高智跟着主席去过的地方数不胜数。无论是到农村、工厂还是别的什么单位，主席总是喜欢和大家交谈。
有时候是话家常，有时候是了解当地群众的真实诉求。主席往往能从只言片语中提取到他需要的信息，从而对症下药。
有工作人员怕主席时常在外，安全得不到保障，劝他减少外出次数。
面对这样的建议，主席只是说：“不能老浮在上面，老浮在上面会空虚，老在屋子里面看文件会死人的。”
高智在主席身体力行的教导下，时常到下面学习、锻炼，甚至跟当地群众一起劳动。
在这期间，他意识到新中国虽然最艰难的时光已经过去，但这片土地上还留存着许多问题。主席年纪大了，不好再四处奔波，他想替主席亲自下下去，为国家做些实事。
1962年，为主席工作十年的高智向主席提出，要重新到基层走一走。
主席对他的想法很是认可，但是高智陪伴他多年，他心中也十分不舍。
4月19日，警卫员向高智传达消息：主席邀请他下午三点到颐年堂谈话。
自建国后，颐年堂就成为主席会见重要宾客的地方。高智一下就明白主席对这次谈话的重要程度。
不到三点，高智来到颐年堂，此时主席已经坐在大厅的沙发上吸着烟等他。
主席灭掉烟，让他坐到自己身边。
对他说：“高智，你在我身边工作这么多年，都很好，我很满意。现在我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是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想离开？继续留在我身边也可以，想离开到其他地方做什么工作也可提出，谈谈你的意见。”
高智意识到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在委婉地提出他的不舍，但是他沉思一会，还是说道：“主席，说句心里话，我不想离开您，想在您身边工作一辈子。但是您多次叫我们，不能老是浮在上面。经过几次外出调研，我能体会到您说的是对的。所以我还是想下去。”
听到这样的回答，主席难免失落，但他看着这个一手带起来的年轻人，也为他感到自豪，叹道：“好吧，我尊重你的想法。但是不管你下到哪里去，都记得要为我继续做一点事情。等你离开时，给我交一份学习计划吧。”
高智听到这里，几乎要落下泪来。主席叹口气，又嘱托道：“高智，你要走的话，也不要着急，等你的爱人生过孩子，住段时间再说。”
高智的妻子到预产期，但是他从未对主席说过。他感受到主席长者般的关怀，心中酸痛，点头答应了。
天色渐晚，高智起身，打算向主席告别。
主席喊住他，说：“临走前，你满足我最后一个要求吧，我们照张相好不好？”高智不期主席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拭着泪，哽咽答应了。
于是主席带着他走到服务台，请服务人员拿出相机，为他们拍了一张合照。
临别时，主席拍着他的肩膀，恳切道：“你有空就写信回来。”
高智此时已经说不出话，只能握着主席的手，不断点头。
一个月后，高智将手头的工作交接完，妻子的身体也恢复许多，一时间在北平的事已了，尽管心中不舍，他还是带着对主席满腔的留恋走了。
此后数年间，高智一直与主席保持着书信联系，他时常盼望着能再见到主席一面。1976年9月9日，主席去世的噩耗传来，他悲痛欲绝，想立即动身前往北京送主席最后一程，
但由于同样想法的人太多，各地限制上京人数，得不到批准的高智只能抱着酒瓶，将一干哀痛都付于酒中。
9月13日，中南海的机要处亲自打电话过来，问他为什么没有到北京，其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的人都到了。
高智将自己的情况一说，中央方面即刻安排飞机，将他接到北京。
他站在主席的棺前，望着自己陪伴十年的长辈，喃喃道：“主席，我来得太晚了……”
巨人陨落，举国同哀。高智用余生怀念这位为国奉献一生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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