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在一个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提升文化自信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有了文化自信，才能更自如地融入世界洪流；没有文化自信，就很可能惧怕外界文化，无法吸收外界文化的精髓提升自我，从而不是丧失自我就是闭关锁国所以，文化自信是当今时代不可或缺的立国之本，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文化自信的简短句?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文化自信的简短句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当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在一个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提升文化自信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有了文化自信，才能更自如地融入世界洪流；没有文化自信，就很可能惧怕外界文化，无法吸收外界文化的精髓提升自我，从而不是丧失自我就是闭关锁国。所以，文化自信是当今时代不可或缺的立国之本。
这就需要准确理解文化自信的含义。从文字角度分析，文化自信是一个偏正的结构，文化是形容词，说的是对文化的自信。也就是说，自信可以分为多种，这里边是仅对文化而言的。但文化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形容词，它其实是自信的对象，所以这二者是需要分开理解的。
首先一个需要清晰理解的是，文化自信中的文化是什么含义。文化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概念，似乎学界对此至今并没有特别一致认同的定义。我理解，这里的文化应该是广义的文化，即中国几千年流传、形成的思维方式、思想成果、知识传承以及风俗习惯的总和。这样说虽然边界有些模糊，但是却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一般不会出现较大误解。这也就是所谓的华夏文化的含义。例如思维方式，中国经典文献如四书五经，以及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等，至今仍然很有影响；思想成果则包括中国各朝各代思想家的成果，当然也包括现代思想家的思想；而知识传承包括的范围比较广，如文学、医学、农学、工学等，都应该算在内。这些都是文化的范畴，也都是自信的基础。
另一个需要清晰理解的是，到底是先应该有文化，还是先应该有自信。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无厘头的问题，但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区别。因为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重点，重点如果在文化，其含义可能是越有文化就越可能有自信，这符合现实中一般人对文化的理解。例如读书人可能比不读书的人有更多的自信，学历高的可能比学历低得有更多的自信，当然，这个不能绝对化。有些人可能会把重点放在后边，这可能形成一种思想意识，只要对自己有自信，就可能从没文化到有文化，从少文化到多文化。这当然也不错，但是也不能绝对。最重要的是，在后一种认识基础上，很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自信，即对文化所包含的内容不加分析和区别，一律产生自信。
这样的区别就会对下一个问题的理解起到重要的作用。提升文化自信力，是要提升文化而逐步提升自信，还是认为提升自信的程度就能具有先进的文化。应该说。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本身，没有这个基础，所谓的自信是建立不起来的，也就是盲目的。中华文化渊源深远，是5000多年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血脉，自然是博大精深的，仅这种传承就令人自信满满，也是人类其他很多文化所无法比拟的。但是，人类的每一种文化都会给其传承人带来自信，因为没有这种自信，就没有文化的传承，就这一点而言，不同文化基础之上的自信是相同的。
既然自信是相同的，那么不同的就应该是文化本身。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比较，有些是同类项，可以比较；有些是不同的类别，无法比较。例如文学就很难比较。中国的诗词歌赋是华夏文化的精髓之一，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重要元素。从诗经到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以及各种戏曲，其文字、声律、音乐、舞蹈、演出等各种元素的结合所形成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些很多是以汉字为基础才可能具有的艺术思维，是华夏民族所独有的，很难拿来与其他的文化进行横向比较。而其他民族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就像前几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诗人的作品，我们看着就怎么也理解不了其卓越的意义。母语之间的差别，就是一种文化差别，甚至是一种无法完全逾越的差别。
即使是同样的学科，思维方式的不同也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成果，这就是文化的差别，也难说谁优谁劣。例如哲学。民国时期有一些海归知识分子的学识，与国内的学科体系差别很大，必然会表现出思维方式的不同。当年在西南联大上课的教授中，有不少这样的名师，金岳霖便是其中之一。他是中国最早在海外学习逻辑学的，而逻辑学的一个功用就是训练人的头脑，养成缜密思维的习惯，一步步与真理接近。他上课所举的事例，作为逻辑的辅助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就显示了逻辑学的训练。他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这话不合逻辑，既然钱财是粪土，仁义又值钱财（千金），那么仁义也就等于粪土。这就有着反中国传统理念的西方现代新式思维。
所以，金岳霖先生呕心沥血写成的《知识论》很多人看不懂。按他的说法，这本书花的时间最长。书成之后，曾送给大名鼎鼎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审阅，而连冯先生这样的大家对这部学术著作都很难看懂。据冯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他（金岳霖）把定稿送给我看，我看了两个多月才看完。我觉得很吃力，可是看不懂，只能在文字上提了一些意见。美国的哲学界认为有一种技术性高的专业哲学，一个讲哲学的人必须能讲这样的哲学，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哲学专家。我认为，哲学研究所可以组织一个班子，把这部书翻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使国外知道，中国也有技术性很高的专业哲学家。”
这并不是中国的哲学不如西方，而是双方的思维方式差异形成了哲学研究上的差异。冯先生说出了一个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重要差异，即技术性。我理解即是一种系统化了的方法论。哲学并不是简单的思考和冥想，也需要以技术为基础进行研究。逻辑学是最典型的成果。中国的哲学在这方面比较薄弱，不重视技术性可能是一个较大的区别。这当然不一定就是缺陷，但是要看用在什么领域和什么地方。就如“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这样被逻辑学否定的观点，其实每个中国人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只不过不是用逻辑，而是用经验或者接受传承，所以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认同这个观点，都鄙视不认同这个观点的人。至于在实践中如何践行，那就靠每个人的发挥了。
差异并不是差距，但是有些差异可能在某些领域的作用，会被认为是差距。有些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带来比较严重的后果差异，这就是我们必须重视的了。我们谈文化自信，既要对自己的文化给予充分肯定，不能数典忘祖，更要对自己文化与其他文化差异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充分的认识，不能盲目自信，我认为这才是建立文化自信正确的态度。
关于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最著名的观点是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被世人称为“李约瑟难题”。李约瑟说：“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区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见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自然杂志》第13卷，1990年第12期。转引自张秉伦、徐飞《李约瑟难题的逻辑矛盾及科学价值》，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6期，第36页）
其实，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中国的学者对此有过思考，我认为最有说服力的当属吴景超先生。1935年8月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162号上发表了吴先生的《论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一文，其中有颇多的讨论。吴景超认为：“发明的能力，既然是根据于文化基础，那么中国发明的成绩，所以不如别人，乃是因为文化基础薄弱，而非由于民族的智慧有什么欠缺，是很显然了。我们现在正在吸收别国的文化，或者可以说是正在充分的世界化。假如这一点能够做得圆满，那么我们自然也能够发明许多东西，与欧美诸国并驾齐驱。所以中国过去积极适应环境的能力太差，这是一个文化的问题，而非生物的问题。”
吴先生的意思说得很清楚，这种差异不是生物上的，并不是中国人比西方人差，而是文化上的。吴先生甚至提出了几个方面的差异供讨论。一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没有用在这个上面。他说，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其用心的对象，并不是私人的意志决定的，而是环境的学术空气代为决定的。中国自西汉以后，知识分子的心力，都用在儒家的几部经典上面。二是我们的自然科学之所以不发达的原因，乃是由于我们在建筑文化基础的过程中，受别的文明国家的益处太少。应该说，吴先生这两个观点非常精辟，切中了要害。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这个观点还是在中国正处于动荡的时期，很快就会爆发抗日战争，以及此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很显然，文化自信不能是盲目的自信，是以文化为基础的自信，这种自信应该建筑在对自我文化的全面理解上，包括对其不足的理解上。如果盲目地讲自信，那么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和对吴景超先生的论点，完全有可能得出另外的结论。吴景超先生的遭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倒是李约瑟先生在海外并没有受到国内情况的影响，继续自己的研究。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科学技术进步的成就，已经证明了吴景超先生的观点是非常正确。
所以，建立和提升文化自信，本就应包含不断提升和完善自我文化的含义，而不是对内盲目肯定、对外盲目排斥的态度，那样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提升文化自信，是提升文化的过程，而不单单是提升自信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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