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开始的长征是红军在长期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中的一次重大转移，8.6万人的红军部队用时两年，完成了两万五千里的战略大回环，从时刻处于国民党包围的被动局态中掌握主动权，并开启了联合抗日的新篇章。
实际上，红军长征开始的两个月内，中央红军人数已经急剧削减到3万，数度处于被剿杀殆尽的危急关头，尤其是在建立遵义苏区这一转折点来临之前。其中一名小战士曾在生死存亡关头提出了一条建议，是红军化解危机、跳出包围不可忽略的重要参考。
毛主席
截止到1935年之前，红军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四次封锁线，在气势汹汹的敌人包围中杀出了一条生路，但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
彼时中央红军执行的并不是高瞻远瞩的毛主席的战略方案，没能看清局势、对红军的下一步行动作出正确判断，导致红军从长征一开始就处于损兵折将的负面状态。
尤其是抵达湘江边时，连续作战和赶路的红军面对的是蒋介石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的40万大军。当红一、三军团的先头部队抢先在湘江渡河点架起五座浮桥后，中央红军主力足足用了4天时间才走完80公里的路程。
时间的拖延造成了红军各部队遭到国民党军围击的情况，红10团甚至一天之内接连牺牲了两名团长，战斗人数直接减半。
血战湘江
在中央连发急电，命令所有部队全力阻击敌人，确保西岸红军过江的安全后，红军各级指战员率领战士们和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厮杀。头顶的敌机不停地投下炸弹，身后敌人的机枪一刻不停地扫射，连统一军装都没有的红军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血水染红了湘江。
湘江东西两岸布满了牺牲将士的尸体，一万一千余人的红八军团渡过湘江后只剩下一个零头。
主力和大部队渡过湘江后，留在西岸阻击的红34师和红18团深陷重围，坚持阻击，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分战士都壮烈牺牲。34师师长陈树湘年仅29岁，在激战中被敌人的炮弹击中腹部，肠子都散了出来，他在敌人围过来之前扯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
湘江血战，使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的6.4万红军又减少了一大半，只剩下3万人。乃至当地见识过湘江血战之惨烈的百姓们纷纷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
这一战是中国工农红军史上最惨烈的一仗，战后的群众仅仅是掩埋红军烈士的遗体，就耗费了3天的时间，而大部分的遗体早已被江水卷走、葬身鱼腹。
这时的红军中尚且传播着“到了乌江南岸，红军就该拐弯，沿着红二、六军团的路线前进”的说法，蒋介石对此深信不疑，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将何健的湘军横亘在红军与红六军团汇合的中间，黔军则配合中央军守在红军前往贵州的关口，其余部队一直跟在红军后面跑。
薛岳带着四个师两个纵队共十万人穷追不舍，王家烈的黔军则在乌江以北的十几个渡口沿途破坏，将所有的船只和民房全部烧毁，以防红军“赤化黔北”。
坚持到湘西的想法已经不再符合实际情况，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的第一天召开会议，同样由周恩来主持。这场在红军长征时尚有着重大影响的猴场会议任命了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制定了快速渡过乌江的计划。
猴场会议
会后，朱德总司令在中学礼堂里向红军团长以上的干部传达内容和要求，在遵义创建苏区的想法也传达下去。
刘伯承作为总参谋长分别把抢占乌江渡口的任务交给了红13团、红4团和红1团，工兵营营长王耀南负责在乌江架设浮桥，而且要在1月3号晚上18点之前完成任务。
乌江水流湍急、水面广阔，国民党军烧毁了所有的船只，红军没有渡过天险的客观条件，加之附近逐渐围攻而来的20多万军队，蒋介石自认为此次消灭红军已经十拿九稳。
事实的确和蒋介石预料的相符，但他仍然没有和红军多年来的对抗中发现，红军顽强的意志和坚韧不拔的行动力完全超乎国民党的想象。
工兵营已经从贵州当地的老乡口中得知，平安度过乌江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和风丽日的大晴天、大而结实的木船和熟悉水性的渡手，缺一不可。
红军不具备任何一项条件，因为江边渡口的木浆、木板等任何可能造船的材料全被国民党军搜刮干净，留给红一军团的只有1月3日之前必须保证大部队渡过乌江的紧急任务。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向来是红军一路高歌进取的特色品质，从有限的条件中创造无限的可能，是我们的人民军队能够屡次获胜的根本原因。
就在先遣队的工兵营万分为难之际，王耀南还在乌江石壁上看到了防守乌江的前敌总指挥侯汉佑在上面的留言：“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空”。
在大多数国民党正规军眼中，彼时的红军就是一支民间的造反力量，与山间落草的土匪无异，根本不配称为军队，自然也不可能在国军坚城利刃的阻击下完成渡过乌江的任务。
就在这时，一个从小在水边长大的小战士站出来，喊着自己有办法。没有木船，也没有造木筏的工具，红军可以利用乌江繁茂的竹子作为材料，而且竹子浸水之后会变得更加坚韧，是在合适不过的造筏原料了。
将竹子做成篾绳之后，便可沿着这道线一直往对岸延伸铺设竹竿，这样一道简易版的竹浮桥就架设起来了。
根据小战士的建议，王耀南组织工兵营迅速进山伐竹，并遵照红军一贯的传统，只伐雄竹，将雌竹留给当地百姓，以待明年继续繁殖。得知工兵营已经想出办法后，刘伯承还特意交待伐竹的红军战士们向百姓赔付每棵10枚铜钱。
红军体贴百姓、爱民如子的名声在乌江附近的百姓口中传开后，专门做苦力挣钱的人们蜂拥而来，争着为红军砍竹子、绑竹筏、架浮桥。
加上乌江岸边的袍哥义字堂刘舵把子也带着兄弟们投入造桥的大业，1月2日凌晨，彭德怀就率领13团的红军先行乘筏展开强渡乌江的工程，准备在控制对岸的基础下继续架桥工程。
但是3次强渡行动都没有成功，13团在江面上和敌人僵持了一整天，始终无法完成抵达对岸、保证浮桥另一端的任务。
过乌江老照片
截止到1月2号上午之前，红军渡江所需的66只竹筏和100多个组合架桥元件便顺利完成，旁边还摆着数十个装满巨石的竹篓，预备充作桥墩使用。
王耀南对乌江沿岸进行仔细考察过后，向彭德怀申请从孙家渡上游一个只有350多米宽的河面上架桥，那里的江水流速比乌江平均流速要慢0.2米。彭德怀很快答应了，还从13团调出1200人帮忙撑筏子架桥。
但对岸的国民党军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红军战士们热火朝天地造筏架桥而无动于衷，几十挺重机枪几乎从未停歇过发射，一颗又一颗的子弹顺着江水的汹涌向岸边涌来，几乎每一只竹筏的旁边都有红军战士倒下的身影。
即便如此，红军面对枪林弹雨时的顽强意志超乎了敌人的想象，他们利用有限的枪炮进行还击，成功抵御了对面的火力扫射，在不绝于耳的轰鸣声中为架设浮桥的战士们伴奏。
那位出主意的工兵营小战士不慎被敌人的子弹击中，怀抱着的巨大石墩也从手中飘走，眼见着就要撞上刚刚架好的一节浮桥，小战士直接扑了过去，在鲜血染红的江水中顶住了飘摇的桥体，硬生生地挺在那里巍然不动。
与此同时，红军炮兵营长利用为数不多的土炮疯狂压制敌人，一排炮弹发过去，成功打哑了敌人的火炮。
在敌人不停的射击和轰炸声中，一个接一个的竹排逐渐在江面上成型，看上去就像是一条巨大的蜈蚣，趴在横激流汹涌的乌江表面慢慢地向着对岸爬过去。
当这只巨大的蜈蚣成功爬到对岸的时候，两边的枪炮声都默契地停了下来，静静地看着红军工兵战士们仿佛不知疲倦、不要命一样地迅速完成拉杆、撑筏、连接固定等工序。
工兵营2连长赖如波将浮桥固定在乌江对岸的大石头上的同一时间，对岸完成的旗语挥舞起来，彭德怀第一个就跳了上去，独立团团长黄珍紧随其后，带着3千名战士向对岸冲过去。
渡过乌江
直到彭德怀已经在对岸被战士们脱了衣服拉着一起点火取暖，岸这边的袍哥义字堂刘舵把子忍不住问王耀南，那个抢着上浮桥的黑脸是什么人。他不清楚王耀南口中的“彭军团长”是个什么级别的军官，只用最简单的方式询问一个军团长能管多少人。
当王耀南轻描淡写地说出“彭军团长”管一万人后，这个见多识广周旋于不同势力之间的刘舵把子摸了摸自己的头，不自觉地喊出一声：“我的妈，真的要变天了”。
这座在敌人猛烈火力攻击和天时地利都不具备的情况下架起的浮桥，是工兵专家王耀南的又一项卓著功绩，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事后对他大加褒扬。
毛主席的《七律·长征》中虽然并没有提到强渡乌江的惊险，但对这座仅用了36个小时就横跨在滔滔江水中的浮桥作出了颇为赞叹的评价。
1月3日下午，毛主席和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央领导走到浮桥中心时，突然站定脚步晃了两下，身后的警卫连忙上前把他扶稳，毛主席笑着摆摆手，对周恩来说：“真了不起啊！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筏架这样的桥，举世仅有，红军中有神人！”
毛主席的夸赞是对整个工兵营付出努力乃至生命的战士的夸赞，也是对提出想法的那名牺牲战士的夸奖。
虽然这名小战士没能看到3万红军浩浩荡荡渡过乌江、碾压敌人的壮举，但这个年仅19岁小战士的名字——石长阶，永远留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丰碑上，留在解放军军史的光辉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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