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杜一无二
如果波兰斯基站出来说自己是最传奇、最有争议的导演，估计没有人会跟他掰扯。
毕竟能有逃出纳粹难民营、惨遭曼森家族毒手、犯了案到欧洲避难、去国离乡还能拿下奥斯卡，这样的经历，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拍电影获得了各种声誉，就连在瑞士被捕，都有一票名人站出来请愿；但也因自己的黑历史，在Me Too的汹涌浪潮中，波兰斯基再一次被推到了浪尖。
波兰斯基2019年拍摄的电影《我控诉》，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被评审团主席卢奎西亚点名批评。影片还在法国凯撒奖上获得最佳导演奖，在颁奖典礼上多名女性影人离场抗议，而且因为波兰斯基，布拉德·皮特委婉拒绝了组委会属意颁给他的终身成就奖。
一个电影至于弄成这样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控诉》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因为影片并没有给出故事背景介绍，而且就连主演在内好多人都对这段历史并不是太熟悉，所以先来普及一下历史知识。
19世纪末，法国陷入了一场相当严重的社会撕裂。一方面，是由法国大革命以来造成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普法战争的后遗症。普法战争中法国惨败，遭遇奇耻大辱，这严重刺激了法国人的民族情绪，他们急于报仇雪恨，并且把希望寄托在军队上，就这样，在法国人的观念里，军队、国家和民族命运，这三个概念被混同起来，军队地位大大提高。
但这样也导致了一个后果，那就是军队影响力的膨胀，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生活，并且进而给法国造成了更大纷乱和失序。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影片所讲的：1894年的德雷福斯间谍案。
法国总参谋部一个军官把军事机密出卖给德国，但究竟是谁干的，却没查出来。这样，炮兵上尉德雷福斯被当成头号怀疑对象。首先，他不怎么合群，平常沉默寡言，看着就像个间谍。而最关键的，他是犹太人。光凭这个身份，就让很多人相信，他就是那个间谍叛国者。
于是军方伪造了一系列的证据，德雷福斯叛国罪成立，被判无期徒刑，但德雷福斯本人拒绝认罪。
这起案件，让法国陷入了两难境地。单纯从法律程序上说，它的漏洞太大，没法服众。这一点被许多舆论指出，要求重审。但另一方面，案子涉及军方，如果重审、推翻原判决，那就打了军方的脸。所以，军方认为，不管是不是存在伪证行为，都不可能让军方名誉受到挑战。
结果，军方这样的态度是火上浇油，更多的民众被卷入这场争议。法国著名作家埃米尔·佐拉在写给一封总统的公开信中，充满激情地将这起案件中所有的幕后黑手进行声讨，每个人前面都加上“我控诉”三个字，在当时整个欧洲引起轰动，这也是这部电影名字的由来。
闹了4年后，1898年最高法院决定重审，但是重审结果让人大跌眼镜，德雷福斯依然被判罪名成立，但是被认为情有可原，给予减刑。整个法国再次陷入疯狂，这个判决激怒了更多的人，显然法官试图两面讨好，但这种和稀泥的态度，却让所有人丧失了对法国司法系统的信任
这个事件真正结束是在1906年，这一次德雷福斯上尉被判无罪，得到了平反。
这个事件还有一个副产品，就是犹太人从德雷福斯事件中看到了反犹情绪的不可遏制，维也纳《新自由报》在巴黎的通讯员西奥多赫茨尔在追踪报道案件时深受刺激，成立了“犹太复国主义联盟”，正是这个联盟催生了之后的以色列建国。
波兰斯基说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是受1937年电影《佐拉传》的影响，他当时就为德雷福斯被侮辱的场面感到震撼，而这一幕在《我控诉》的开头就得以体现。
影片并没有以当事人德雷福斯的角度拍摄，因为波兰斯基觉得如果这么拍，只能表现他如何受尽折磨，而整个事件所有的动作，角色的转折，其实都发生在巴黎。所以，波兰斯基选择从奥斯卡影帝让·杜雅尔丹饰演的皮卡尔上校的视角切入，以他为主角，为了争取德雷福斯的平反而奔走。
军官皮卡尔与德雷福斯上尉类似于师生关系，在皮卡尔眼中，这个犹太人总是很有个性，也很另类，与其他人也不怎么合得来。皮卡尔曾任这起间谍案的观察员，经历了整个案件从头到尾的调查和庭审，可以说是眼睁睁的看着德雷福斯一步步被引向深渊。
而他也在德雷福斯被判刑后，升任情报局统计处处长，成为最年轻的上校军官。
皮卡尔颇受各级领导重视，因此他上任后，一改部门作风懒、效率低、保密差的面貌，想干出点成绩来。可是他马上就发现了还是有军队内部人员在给德国出卖情报，经过调查，最终皮卡尔发现了原来间谍另有其人，而不是被冤枉的德雷福斯。
不过，他刚刚将情况反映给上级领导，特别是他的直管领导情报局局长，就被劝说放弃对这个案件的调查，因为已经结案了，高层不想再出现给军队抹黑的任何行为。
而且就算德雷福斯是被冤枉的，也不能平反，他也是个犹太人！
皮卡尔上校这个角色是很复杂的，首先他年轻有为，前途光明，也是一个社交达人，自然而然地反犹，这是19世纪晚期法国人普遍的状态。但他并不热衷反犹，也不喜欢犹太人，这个不喜欢是来自于传统，而不是他的信仰。所以，当他发现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时候，他觉得有必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然而他的努力换来的是领导的震怒，同事的出卖。领导让他到非洲执行危险的任务，手下的同事抄家、跟踪收集他的隐私……
然而，越是困难，皮卡尔越是不甘心。他联合律师、媒体、民主人士，还有德雷福斯的家人，誓要将这起冤案掀翻，这其中就包括克里蒙梭和左拉。前面说了左拉，而克里蒙梭在这件案子结束七年后当选了总统，并任命皮卡尔为战争部长，这是后话了。
不久，皮卡尔上校也落入了与德雷福斯类似的境地——被囚禁，被控诉为叛国罪。但皮卡尔没有屈服，他选择听从自己的良心，比起服从军队的风气，他更倾向于事实的真相。
电影中一段皮卡尔与下属亨利少校的对话让人难忘。
亨利说：“如果你命令我去杀人，我照做了。你现在告诉我这是个错误，不好意思，这并不是我的问题。是军队的。”皮卡尔回答说：“或许是你的军队，少校，但并不是我的。”
这段话反映了很多战争中或者国家军队的现实，士兵自有为自己国家去杀戮的责任，但如果因此构成了犯罪，他并没有去掩盖的责任。
对德雷福斯案经历了两次重审，第一次审判的结果仍然是判他有罪，只不过减了刑期。第二次是改判无罪，德雷福斯被释放，重返军队任职，晋升为少校。
影片前半部分拍得有点像悬疑电影，因为情节都集中在皮卡尔如何获取真相的过程中，其中有窃听、跟踪、接头取情报、笔迹对比分析等等。一个国家情报部门，技术资源破烂得让人感到惊讶，可以说呈现出来的东西对现代科技是一种冲击。
影片后半部分略显平淡，跟波兰斯基以往电影还是有很大不同，非常的波澜不惊。
本以为的庭审会精彩纷呈，结果也只是军队内部人员闹哄哄的丑态百出。而且影片很大程度上只表现出反对德雷福斯的人的狂热，比如两次描写反对犹太人所做的暴行。
而其实当时还是有很多人是支持德雷福斯的，虽然他们并不是支持犹太人，只是不满军队的所作所为，其中左拉就在被捕后被杀害。而这些影片并没有体现。
很多影评人都觉得这部电影是波兰斯基的一种情感宣泄，因为毕竟经历了那么多苦难和糗事，拿历史故事来“控诉”这个世界对自己的不公也算正常手段。
但个人认为这就太看轻了波兰斯基！
作为80好几岁的导演，现在还把拍电影当成一种心理治疗，有点太晚了，经历了这么多，还纠结这些纷纷扰扰，也太执拗了。
片中确实有一些镜头反映了当时法国天主教对犹太人的歧视，是一种控诉，但这些只不过是导演十分熟悉的桥段，也给导演在这个故事提供了灵感。
有记者问过波兰斯基，难道不想对那些指控进行回击么？
波兰斯基说：为了什么？这就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根本是徒劳无功的。
但不管导演自己怎么看待所遭受的一切，现在依然还有人对他享受这个世界的评奖制度带来的荣誉所不满，依然要他接受惩罚。
那么，导演与作品到底要不要分开来看？
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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