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阳聚焦：吴伯箫与莱阳二乡师
文/邢德论
莱阳聚焦：吴伯箫与莱阳二乡师
文/邢德论
吴伯箫（1906年-1982年），山东莱芜人，原名熙成，当代著名的散文家和教育家，曾任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写作》主编、中国写作研究会会长等职，并参加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领导工作。1981年10月出访英国，不久，当选全国文联理事。1982年8月病逝。代表作品：《羽书》《难老泉》《黑红点》《菜园小记》《出发集》《记一辆纺车》《我还没见过长城》《往年》《吴伯箫散文选》等。
山东省立第二乡村示范学校于1930年建于莱阳，1937年七七事变后停办，前后只有七年的时间，经历两任校长，第一任是董凤宸，第二任是吴伯箫。
吴伯箫在二乡师并不受学生欢迎。
1936年下半年，原来的校长董凤宸离职，正在济南第一乡村示范学校任职的吴伯箫，被山东省国民党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派到二乡师出任校长。当时有不少人看上此位，吴伯箫能脱颖而出，足以证明他深得何思源的信任。
来到莱阳二乡师后，在学校管理上，吴伯箫严格采用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教育制度，因此成了很多革命学生心中的“对立面”。在那个时代，进步学生都在忙着革命，吴伯箫没能跟上步伐，不受欢迎实在是必然。
当时二乡师里的国文老师何其芳与吴伯箫形成鲜明的对比。吴校长十分重视教学，在他来到二乡师之后，就把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不久的何其芳请到学校。当时何其芳虽然年轻但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他讲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用他自己的路子，比如在讲中国文学的同时，他会把世界作家的代表作介绍给学生。学生们很喜欢这些课外的知识。
那时，何其芳的《小泥燕集》正好出版，他就签上自己的名字赠给他所教授的每一位学生。这不是在自我夸耀，学生们知道自己的老师居然还出书，当然格外得敬仰，也就提起了学习国文课的兴趣。与何其芳相比，吴伯箫思想固化。何其芳虽然身在国民党教育机构，却对国民党政府的好多做法非常抵制。面对日本的入侵，他还亲笔编写《抗日救亡宣传》散发到学生当中，文人风骨尽显。在很多学生眼里，“何老师和我们没有距离感，很受大家拥戴”。他是学生们尊崇的文学导师，在与学生的关系上，他与吴校长正好相反。
被邀请到莱阳后，何其芳的心情其实并不好。他在《树荫下的默想》中这样写道：“我的旅程的终点是在辽远的山东半岛的一个小县里。我将完全独自地带着热情和勇敢到那陌生地方去，像一个被放逐的人。”从大都市突然来到一个偏僻辽远的小县城，心境凄凉自然而然。
在莱阳二乡师，作为诗人的何其芳，从这些来自乡村的学生们身上，感受到了社会底层老百姓的悲酸生活。莱阳的生活唤醒了这位世纪诗人，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七七事变后，莱阳二乡师停办，何其芳回到四川老家。1938年8月，何其芳与老乡沙汀一起到了延安，成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后来，他的诗歌成就闪耀中国现代文坛。
除了何其芳外，被吴伯箫邀请到二乡师的还有一个重量级人物，那就是著名作家老舍。1937年春天，吴校长把正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的老舍请到二乡师给学生做短期授课。
从青岛到莱阳，老舍费了不少周折。那时候从青岛到莱阳没有一级路更没有火车，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土路。老舍到二乡师走的就是这条土路。他从青岛刚出来时坐的是汽车，但莱阳是个小地方，汽车不能直达。半路，老舍先生只能换乘马车。
现在一两个小时的路，老舍当年走了差不多三天时间。老舍的到来成了二乡师最闪耀的一幕，莱阳人至今都深感自豪。老舍在莱阳待了两个周，在二乡师的师生眼里，老舍个子高挑，戴眼镜，穿一身灰色长袍，文质彬彬。老舍给学生们讲的是红学课，讲到林黛玉时，他自然地扭动身体笑着说：“林黛玉身体瘦弱，比我还要瘦很多呢！”同学们就开心地笑。老舍离开莱阳之后，曾经在武汉的一个小餐馆里跟吴伯箫见过一面，两人见面不久，吴伯箫就去了延安。
吴伯箫到二乡师的时候正是莱阳非常恐怖的时期，国民党莱阳政府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学校里的师生人心惶惶，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带走。当时的县长叫梁秉琨，是国学大师梁漱溟的亲侄子。他在莱阳效仿他的叔叔搞乡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被国民党中央表扬，他抓捕共产党人表现积极，专门成立了“捕共队”。
当时二乡师里有一批进步老师和进步学生，之前县政府还借用吴化文的手枪队对二乡师进行过一次洗劫，进步学生和老师有的逃离，有的被抓走。县政府还特意把被他们杀害的共产党人的头颅悬挂在西城门上。莱阳西关城门南不远就是二乡师，他们这样做就是想以此来恐吓这里的师生。后来有师生发现，吴校长虽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但对这些现象也很反感，暗里也会努力保护进步师生的爱国行为，学生心中与他的隔阂也就慢慢开始消失。
七七事变后，国内形势突变。吴伯箫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还通过油印材料向学生传授游击战术，时刻准备参与抗战。淞沪战役之后，学校接到通知：“令文接到之日，即行停课，愿到大后方的同学，由自愿到大后方的老师带队，先到鲁南临沂县待命，无意去后方的同学即日遣散回家。”
这透露了一个信号，学校很难再办下去。吴伯箫不愿学校就此荒废，不想学生就此失学，他给每位同学发了一个书包，允许大家到图书馆拿一些喜欢的书，学校就此解散。学生有的离开了学校，有的要跟随老师去大后方。十月，天气开始变冷，吴伯箫亲自带领自愿去大后方的师生踏上了征程。
吴伯箫在散文《记离乱》中写道：“后来我们终于出发了，校门前大家郑重地举手敬礼，落在《枪在我们的肩膀》那歌声后面的，是那么整齐的房舍，精致的校园，满藏的图书仪器，同千万种回忆与怀念。”
他还写道：“我们，四百人，为了救亡，将我们的学校，那和平日子弦歌的乐土，忍着痛白白地抛弃了。总还记得吧，出发的那天早晨，大家冒了大雨后仲冬的寒冽，鸡叫就起来，不点亮灯，彼此摸索着收拾行囊，四百人竟也听不到一点什么杂乱的声息。沉闷是那时的悲歌啊！一声集合的号音，将我们赶到广阔的操场去，记得微茫的星光下，黑黝黝整齐的队伍里发出了多少悲壮的嘘唏。我们不也是点了灯去礼堂吗？举行休业式，顺便也互相话别。记得静默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呼‘中华民族万岁’！”
如今二乡师早已不见了，就连遗址上那块带有纪念色彩的青石碑也不存在了。在翻阅吴老的文章发现这段描写的时候，我被吴老表现出的悲切与悲壮深深地撞击着！在血与火的年代，在“壮士断腕惜别离”那一刻，这种家国情怀得到了充分的演绎。曾有个同学说，他当时没有跟着队伍去大后方，但他跟着队伍一直走到莱阳城西马山埠才停下脚步，看着老师和同学们一步步远去。回到学校，整座学校里只剩下四个人，他还有三个看门的。
一支年轻的、长长的队伍从莱阳出发，一路向西，一路高歌。那时在中国大地上有好多这样的队伍、这样的个人，他们先是向南，后又转向北。吴伯箫带领他的师生们晓行夜宿，经过即墨、高密、诸城、莒县，徒步跋涉700里，走了9天的时间，来到了那个陌生的小城——临沂。在路过诸城的时候，他还让休闲在家的臧克家接替何其芳来做学生的国文教师。
当初的临沂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面对突然而至的几百人的队伍，简直是目瞪口呆。学生们无处安身，吴伯箫想让他们正常上课的想法完全破灭。从诸诚一路跟随而来的臧克家，在露天给同学们上了一两次大课，便坚定地离开了。
臧克家的坚决离开，对吴伯箫产生了一些影响。从济南到莱阳，从莱阳到临沂，他越来越觉得前景渺茫，省政府被日本侵略者吓得不知去向，哪里还有人管他们。面对耳边隆隆的炮声，很多学生已开始惶恐不安，大家再也无法安稳地躲在这里。
这时候吴伯箫有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觉醒。那天夜里，他趁教育厅一科长熟睡，“把学校钤记弃置在他的床头，抛却一切牵挂，毅然从军”。投笔从戎，吴伯箫肯定做了艰难的选择，不知道是学生的激情改变了他，还是朋友臧克家的行动改变了他，也可能是从来到二乡师后，一桩桩的事件让他明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吴伯箫来到安徽的国民革命军十一集团军政训处任上尉处员，但国民革命军低迷的斗志很快让他失去追随的信心。他在军队待了半年，1938年4月，他第二次觉醒，终于脱下国民党的军服奔赴延安。
这时何其芳、沙汀，还有他二乡师的学生高锐（开国少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都已经先期抵达。
【作者简介：邢德论，莱阳人，文学爱好者，先后在《胶东文学》、《烟台晚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多篇，创作发表长篇纪实文学《山河在——莱阳1939》，散文《我的学生吕丽化》获全国教育系统五个一工程三等奖，出版散文集《古城背影》】
【梨乡聚焦，原创作品，未经允许，不得登载，侵权必究。】 吴伯箫（1906年-1982年），山东莱芜人，原名熙成，当代著名的散文家和教育家，曾任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写作》主编、中国写作研究会会长等职，并参加郭沫若著作编辑委员会领导工作。1981年10月出访英国，不久，当选全国文联理事。1982年8月病逝。代表作品：《羽书》《难老泉》《黑红点》《菜园小记》《出发集》《记一辆纺车》《我还没见过长城》《往年》《吴伯箫散文选》等。
山东省立第二乡村示范学校于1930年建于莱阳，1937年七七事变后停办，前后只有七年的时间，经历两任校长，第一任是董凤宸，第二任是吴伯箫。
吴伯箫在二乡师并不受学生欢迎。
1936年下半年，原来的校长董凤宸离职，正在济南第一乡村示范学校任职的吴伯箫，被山东省国民党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派到二乡师出任校长。当时有不少人看上此位，吴伯箫能脱颖而出，足以证明他深得何思源的信任。
来到莱阳二乡师后，在学校管理上，吴伯箫严格采用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教育制度，因此成了很多革命学生心中的“对立面”。在那个时代，进步学生都在忙着革命，吴伯箫没能跟上步伐，不受欢迎实在是必然。
当时二乡师里的国文老师何其芳与吴伯箫形成鲜明的对比。吴校长十分重视教学，在他来到二乡师之后，就把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不久的何其芳请到学校。当时何其芳虽然年轻但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他讲课不是照本宣科，而是用他自己的路子，比如在讲中国文学的同时，他会把世界作家的代表作介绍给学生。学生们很喜欢这些课外的知识。
那时，何其芳的《小泥燕集》正好出版，他就签上自己的名字赠给他所教授的每一位学生。这不是在自我夸耀，学生们知道自己的老师居然还出书，当然格外得敬仰，也就提起了学习国文课的兴趣。与何其芳相比，吴伯箫思想固化。何其芳虽然身在国民党教育机构，却对国民党政府的好多做法非常抵制。面对日本的入侵，他还亲笔编写《抗日救亡宣传》散发到学生当中，文人风骨尽显。在很多学生眼里，“何老师和我们没有距离感，很受大家拥戴”。他是学生们尊崇的文学导师，在与学生的关系上，他与吴校长正好相反。
被邀请到莱阳后，何其芳的心情其实并不好。他在《树荫下的默想》中这样写道：“我的旅程的终点是在辽远的山东半岛的一个小县里。我将完全独自地带着热情和勇敢到那陌生地方去，像一个被放逐的人。”从大都市突然来到一个偏僻辽远的小县城，心境凄凉自然而然。
在莱阳二乡师，作为诗人的何其芳，从这些来自乡村的学生们身上，感受到了社会底层老百姓的悲酸生活。莱阳的生活唤醒了这位世纪诗人，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七七事变后，莱阳二乡师停办，何其芳回到四川老家。1938年8月，何其芳与老乡沙汀一起到了延安，成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后来，他的诗歌成就闪耀中国现代文坛。
除了何其芳外，被吴伯箫邀请到二乡师的还有一个重量级人物，那就是著名作家老舍。1937年春天，吴校长把正在国立青岛大学任教的老舍请到二乡师给学生做短期授课。
从青岛到莱阳，老舍费了不少周折。那时候从青岛到莱阳没有一级路更没有火车，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乡间土路。老舍到二乡师走的就是这条土路。他从青岛刚出来时坐的是汽车，但莱阳是个小地方，汽车不能直达。半路，老舍先生只能换乘马车。
现在一两个小时的路，老舍当年走了差不多三天时间。老舍的到来成了二乡师最闪耀的一幕，莱阳人至今都深感自豪。老舍在莱阳待了两个周，在二乡师的师生眼里，老舍个子高挑，戴眼镜，穿一身灰色长袍，文质彬彬。老舍给学生们讲的是红学课，讲到林黛玉时，他自然地扭动身体笑着说：“林黛玉身体瘦弱，比我还要瘦很多呢！”同学们就开心地笑。老舍离开莱阳之后，曾经在武汉的一个小餐馆里跟吴伯箫见过一面，两人见面不久，吴伯箫就去了延安。
吴伯箫到二乡师的时候正是莱阳非常恐怖的时期，国民党莱阳政府到处抓捕共产党人，学校里的师生人心惶惶，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带走。当时的县长叫梁秉琨，是国学大师梁漱溟的亲侄子。他在莱阳效仿他的叔叔搞乡村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被国民党中央表扬，他抓捕共产党人表现积极，专门成立了“捕共队”。
当时二乡师里有一批进步老师和进步学生，之前县政府还借用吴化文的手枪队对二乡师进行过一次洗劫，进步学生和老师有的逃离，有的被抓走。县政府还特意把被他们杀害的共产党人的头颅悬挂在西城门上。莱阳西关城门南不远就是二乡师，他们这样做就是想以此来恐吓这里的师生。后来有师生发现，吴校长虽不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但对这些现象也很反感，暗里也会努力保护进步师生的爱国行为，学生心中与他的隔阂也就慢慢开始消失。
七七事变后，国内形势突变。吴伯箫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还通过油印材料向学生传授游击战术，时刻准备参与抗战。淞沪战役之后，学校接到通知：“令文接到之日，即行停课，愿到大后方的同学，由自愿到大后方的老师带队，先到鲁南临沂县待命，无意去后方的同学即日遣散回家。”
这透露了一个信号，学校很难再办下去。吴伯箫不愿学校就此荒废，不想学生就此失学，他给每位同学发了一个书包，允许大家到图书馆拿一些喜欢的书，学校就此解散。学生有的离开了学校，有的要跟随老师去大后方。十月，天气开始变冷，吴伯箫亲自带领自愿去大后方的师生踏上了征程。
吴伯箫在散文《记离乱》中写道：“后来我们终于出发了，校门前大家郑重地举手敬礼，落在《枪在我们的肩膀》那歌声后面的，是那么整齐的房舍，精致的校园，满藏的图书仪器，同千万种回忆与怀念。”
他还写道：“我们，四百人，为了救亡，将我们的学校，那和平日子弦歌的乐土，忍着痛白白地抛弃了。总还记得吧，出发的那天早晨，大家冒了大雨后仲冬的寒冽，鸡叫就起来，不点亮灯，彼此摸索着收拾行囊，四百人竟也听不到一点什么杂乱的声息。沉闷是那时的悲歌啊！一声集合的号音，将我们赶到广阔的操场去，记得微茫的星光下，黑黝黝整齐的队伍里发出了多少悲壮的嘘唏。我们不也是点了灯去礼堂吗？举行休业式，顺便也互相话别。记得静默后大家不约而同地呼‘中华民族万岁’！”
如今二乡师早已不见了，就连遗址上那块带有纪念色彩的青石碑也不存在了。在翻阅吴老的文章发现这段描写的时候，我被吴老表现出的悲切与悲壮深深地撞击着！在血与火的年代，在“壮士断腕惜别离”那一刻，这种家国情怀得到了充分的演绎。曾有个同学说，他当时没有跟着队伍去大后方，但他跟着队伍一直走到莱阳城西马山埠才停下脚步，看着老师和同学们一步步远去。回到学校，整座学校里只剩下四个人，他还有三个看门的。
一支年轻的、长长的队伍从莱阳出发，一路向西，一路高歌。那时在中国大地上有好多这样的队伍、这样的个人，他们先是向南，后又转向北。吴伯箫带领他的师生们晓行夜宿，经过即墨、高密、诸城、莒县，徒步跋涉700里，走了9天的时间，来到了那个陌生的小城——临沂。在路过诸城的时候，他还让休闲在家的臧克家接替何其芳来做学生的国文教师。
当初的临沂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面对突然而至的几百人的队伍，简直是目瞪口呆。学生们无处安身，吴伯箫想让他们正常上课的想法完全破灭。从诸诚一路跟随而来的臧克家，在露天给同学们上了一两次大课，便坚定地离开了。
臧克家的坚决离开，对吴伯箫产生了一些影响。从济南到莱阳，从莱阳到临沂，他越来越觉得前景渺茫，省政府被日本侵略者吓得不知去向，哪里还有人管他们。面对耳边隆隆的炮声，很多学生已开始惶恐不安，大家再也无法安稳地躲在这里。
这时候吴伯箫有了他人生的第一次觉醒。那天夜里，他趁教育厅一科长熟睡，“把学校钤记弃置在他的床头，抛却一切牵挂，毅然从军”。投笔从戎，吴伯箫肯定做了艰难的选择，不知道是学生的激情改变了他，还是朋友臧克家的行动改变了他，也可能是从来到二乡师后，一桩桩的事件让他明白，在国难当头的时候，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吴伯箫来到安徽的国民革命军十一集团军政训处任上尉处员，但国民革命军低迷的斗志很快让他失去追随的信心。他在军队待了半年，1938年4月，他第二次觉醒，终于脱下国民党的军服奔赴延安。
这时何其芳、沙汀，还有他二乡师的学生高锐（开国少将、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都已经先期抵达。
【作者简介：邢德论，莱阳人，文学爱好者，先后在《胶东文学》、《烟台晚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多篇，创作发表长篇纪实文学《山河在——莱阳1939》，散文《我的学生吕丽化》获全国教育系统五个一工程三等奖，出版散文集《古城背影》】
【梨乡聚焦，原创作品，未经允许，不得登载，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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