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春秋无义战”来形容北洋軍阀之间的某些战争，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这些军阀大佬们，台面上互換兰谱称兄弟，酒桌上觥筹交错叙感情，背地里却是真刀实枪抢地盘。所谓“明里一盆火，暗地里使绊子“的大有人在。
湖北督军王占元，十八岁离家从军，一路来摸爬滚打，坐到了两湖巡阅使、湖北督军的位子上，自然是有些智谋手段的。但仍然摆脱不了大部分“军阀”们的宿命——被逐下野。
一九二一年，“长江三督”里，李纯突然死了，王占元取而代之，成了面儿上的“领袖”。他又拉拢赵恒惕和刘湘搞了个湘鄂赣联防条约。俨然成为了一个大軍阀。此时北方政府要搞“统一”，国务总理靳云鹏电邀王占元到天津，要召开一个包括曹锟，张作霖在内的所谓的“北方四巨头”会议。
王占元自是准备前往。这里必须交待一下，王占元在这之前也加入了直系。
张作霖于四月十五日到达天津，十六日，曹锟也到了。两人一见面相互非常热情，张作霖紧紧握住曹锟的手说“三哥，你说亲家亲呢还是部下亲呢？”（张作霖与曹锟是儿女亲家。）部下指的吴佩孚，这是在挑拨曹吴关系呢。他还对着天发誓，“我绝对拥护你，如有异言，他日必死于炮火之下”。
四月二十五，王占元也到了天津。二十七日，这几人开了个碰头儿会，接着又联合四十多人发了一个谴责孙中山搞分裂的电报。
二十八日，他们开始讨论财政问题，一谈钱马上翻脸了。当时曹锟他四弟曹锐也列席其中，抱怨靳总理分配不公，给自已的钱少。靳云鹏苦着脸只说当家难。曹锐火了，拿着茶杯子砸向靳云鹏，老靳一生气也说不干了。后经曹、张、王三人发了一个表示坚决拥护靳内阁的电报，替老靳挽回一些面子，才不再提不干的事了。玩足了几天，再进京拜会徐总统。徐总统世昌在居仁堂备筵款待，宴后又邀到春耦斋共赏牡丹。
二十多天里，这“四巨头”至少明确了两件事。第一件是在“援库”（出兵库伦应对外蒙所谓独立）问题上达成共识；第二是在“和平统一”问题上达成了谅解。王占元也是有收获的，得了一个“勋一位”的虚荣，再就是把异己势力第七、第八两师从湖北调出去了。五月下旬，曹张王先后离开北京。
王占元“乘兴而归”，而迎接他的却是到处的兵变，和湖北人民的驱王自治。
六月三日回到湖南，六月四日宜昌就发生兵变，并引起外交事件。六月七日又在武昌发生兵变，这次变兵的是他自己的直辖军队。第二天下令兵变的第二师第七团全体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二人，全部退伍，发清欠饷，准其携带个人物品，另给解散费每人二十元，并由火车免费遣送还乡。变兵们兴高采烈上了火车，车子开到孝感站，早有湖北第四混成旅的兵士埋伏在此了，旅长刘佐龙带领兵士一涌而出，除趁夜逃出了几十人外，其余都被开枪打死。所发出的钱财又如数追回。你说残忍不残忍呢。
他如此穷凶极恶，自然引起湖北人民的共愤。旅京湖北同乡到靳云鹏那里讨说法，靳云鹏说“就法律论应当予以罢免，就事实论我却办不到”。不过俗话说的好，恶人自有恶人磨，这一次湖南的赵恒惕真的是要算计他了。
在这以前，湖南赵恒惕的湘军，借口驱逐滇军出境，要王占元提供军火物资援助，王占元衡量再三以为有利无害，便派他的参谋余范传携带子弹一百箱，步枪二千支，军米二千石，现洋二十万赠与湘军。
何知时至七月二十八日，这背信弃义的赵恒惕，花着王占元给的钱，拿着王占元给的枪炮子弹，直冲王占元来了。王占元立马向同是直系的吴佩孚求救，吴佩孚派直军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即日出发，于七月三十一日开到汉口。然后“作壁上观”不动了。
八月六日王占元战败。八月九月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八月十一日王占元被解除湖北督军一职，准备乘轮船离开武汉。临行时哭的鼻涕一把泪一把的，说，“我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翁，这次却上了人家的当了”。
三个多月光景，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到如今要名没名，要地盘没地盘。这是北洋军阀们几乎每个人的通病。
赵恒惕既然赶走了王占元，自以为吴佩孚至少给他一百万元的补偿费。哪里晓得，养足精神的直军全副武装，直奔湘军杀了过来。打得湘军节节败退。赵恒惕被迫无奈，只得向直军订了个“让出岳州”的“城下之盟”。真正是丢了夫人还折兵。回过神来的赵恒惕，怕是把肠子都给悔青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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