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忘记你，很慢，也会很明确。”
有一天，窗户外面飘起了细小的雪花，远处有个寂静的墓地，瘦而黑的枞树围绕四侧，沉默里有种珍重的情谊。我这样看着，范爱农先生从我身旁醒来了。清晨的呼吸使我想起干燥的垛草丛中，侧卧着一匹热气腾腾的小马。我的心温暖极了，忽然想和他开玩笑，于是对他说，“范爱农，你真的已经三十五岁了吗？”他耸了耸鼻子，假装没有听见我的话。
范爱农确实已经三十五岁了。他喜欢看报纸，偶尔批评一下政府，在这方面算是个典型的中年人。他的中文名字是我取的。有次拆信封，我瞥见了他的法语全名，里面有“范”和“农”的发音，那段时间又恰好在重读《朝花夕拾》，我将鲁迅先生笔下的范爱农与他对照，觉得十分符合，便自作主张，索性真的叫他范爱农了。然而范爱农对汉语完全提不起兴趣，他最喜欢吃中餐，又不能吃辣椒，到现在中文只会说“不要辣”。他也没能记住自己的名字。
我的好朋友克里斯蒂夫在酒吧里做侍应生。那是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还在放暑假，房间里没有空调，我于是每天都去市民广场的喷泉旁边冲凉，等到太阳差不多落山了，就去找他玩。我记得那天晚上，克里斯蒂夫说他来了一个朋友。这时酒吧里刚播放起了一首嘈杂的歌，我还在向他大声打听那个朋友的名字，范爱农便已经站在我的身后了。他的身高接近两米，我手忙脚乱，后脑勺撞在了他的胸脯上。当时的状况十分尴尬，克里斯蒂夫递给他一大杯啤酒，指着我说，“这是小维，从中国来的，你们可以交个朋友。”范爱农于是向我伸出了大大的手掌，然后叫我的名字，笑着说，“很高兴认识你。”
这天我回家特别早，因为范爱农说自己三十五岁了不能熬夜。我在心里大吃一惊，但是表现得非常平静，给他礼貌地道了再见。然后范爱农对我说，“可不可以邀请你去外面走一走呢。”克里斯蒂夫这时站在吧台后面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还冲外面撅了撅嘴。这个家伙，我也用眼神对他骂了一句脏话，最后硬着头皮和范爱农走了出去。
这家酒吧叫做吉米, 就开在沿河的街道上。我喜欢这条沿河的街，有天上学的途中我在这里遇见了天鹅。而现在大概是晚上十点钟，河上没有了游轮，也看不见水禽，只是波光粼粼，充满了夏天的味道。河畔则是各式各样的露天餐厅，人群看起来特别轻松，桌子上点着好看的鹅黄色的蜡烛。范爱农和我沿着辅路慢慢走着，过了一会儿，他问我要不要抽烟。
“我正在戒烟。”范爱农说，“每天只许自己抽四根。”
他说话的时候一直盯着我的眼睛，然后傻笑，像个没什么包袱的大学生。
我们于是一起抽了一根烟。这时已经走到了教堂前面的车站，我只好说，“那我也回家了。”
范爱农问我哪站下车，要送我回去，得知我们要坐同一列车，而且中间只隔一站下车之后，他又傻笑了起来，感叹着说，“真是幸运呀。”
告别的时候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范爱农先下车，车门关闭以后还在站台上向我招手。他真的太高了，伸直胳膊就可以轻易够到路边的报站牌，同时他又那么认真——我见过许多三十岁、活得非常漫不经心的人，然而范爱农似乎不是这样的。忽然之间，这个人就变得特别了起来。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范爱农的短信。他告诉我，他和克里斯蒂夫正在旅途中，顺便附赠了一张他们两个人坐在车里的照片。他握着方向盘，克里斯蒂夫穿着斑斓的花衬衫躺在副驾上，给我做了一个鬼脸。我于是问你们要去哪，结果范爱农回答说是巴黎的迪士尼乐园。我立刻传过去一长串省略号，我说，“……你们是专程去的吗？”几乎可以想象范爱农上扬的嘴角，他马上回复我说，“想坐过山车！”结果那天傍晚我又收到了范爱农的短信，这次是一张他坐在过山车里的自拍。那副骄傲的表情，好像是达到了什么了不起的成就。
范爱农从迪士尼乐园回来以后，我就和朋友去了德国。范爱农的短信紧追着又来了，他质问我说，“为什么你外出不告诉我。”似乎是觉得自己太凶了，语气只好又软下来，故作轻松地问，“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可能得一个星期呢。”过了一会儿，范爱农回复了我一个哭丧着脸的表情。不过我们便这样开始传简讯了。我去了弗莱堡，拍了店铺门口路面上用小石子拼砌的特殊符号给他看，他说，“这里过去是家药店。”我满怀好奇去求证以后果然是这样，不禁夸奖了他知识渊博，范爱农于是洋洋得意了好几天；我在康斯坦茨遇见了一座苏州园林式的公交站台也拍给他看，他惊叹着说，“啊，世界上最心灵手巧的中国人，最好吃的Chinese food！”……
回法国的火车上，发生了一件奇妙的事。我从睡梦里醒来，看见车厢走廊的显示牌上写着“kiss”，但是德语里根本没有这个词。“kiss”发出柔和的粉红色的光，像魔法般悬在我的头顶。大家都在埋颈睡觉，车里灯光昏暗，车窗外是疾逝而过的暗蓝色的田野，月亮很白，袒露出一种无动于衷的美。我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孤单，把“kiss”拍下来传给了范爱农。过了几秒，手机震动了起来。范爱农说，“我想你。”
再次见到范爱农，差不多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我终于决定去他家做客。那是幢构造非常复杂的法国老式公寓，进去以后我就晕头转向，完全找不到电梯。踌躇了一会儿，还是给范爱农打了电话。我站在外面的大街上等他，紧接着便听见了后面“咚咚咚”的跑步声。他穿着一条肥大的牛仔裤，白体恤，脚上踩着拖鞋朝我跑来。我被激发出一种本能的快乐，也向他跑过去。范爱农傻笑着接住了我。
我和范爱农去动物园看火烈鸟。火烈鸟静静地站在水塘里，一动不动。我和范爱农仔细地观察它们的羽毛，也几乎一动不动，直到晚霞升了起来，直到火烈鸟在黑暗里消失了，动物园的小径亮起了路灯。范爱农说，“我们度过了有意义的一天。”
有天下午，范爱农说，“我们一起看电视吧。”于是我和范爱农窝在沙发里，打开了电视。电视节目里出现了一个男人，先是指导大家如何在树林里挑选木材，选好木材后又开始现场示范如何分解、打磨，最后画出了一张设计图，把木头做成了一把椅子。我们足足看了四个小时。范爱农最后说，“或许我们自己也可以试着做一把。”——椅子很快就做好了，但是谁也舍不得坐，最后被搬去阳台上养花。
范爱农喜欢观察，动手能力也很强，或许是和他的设计工作有关。他的书架上全是厚厚的画册，有摄影集、设计书、时尚画报、还有汽车集锦。我和范爱农第三次出去玩时就见到了他的爱车，那是辆1987年出厂的宝马，钥匙孔在发动机上，每次点火的时候总要打开车前盖，我都觉得很酷。这辆车在宝马公司出版的画集里有著录，范爱农找出来指给我看，神情威风。我坐着范爱农的车去了法国乡下，看见了谷仓、葡萄园，云在夏季的平原上疾行。有一次我们去了法德边境，沿着莱茵河一直开一直开，后来他把车停在了路边，拉着我走进了一片小树林。树林的深处隐藏着一个金色的野池塘，是他的秘密乐园。岸上矢车菊开得特别动人，我和范爱农花了许多时间待在这里。
周末的时候，我陪范爱农去参加皮划艇俱乐部。训练地点在大学城旁边，是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河边就是舞蹈学院，明亮的落地窗里面有些女孩子正在穿芭蕾舞鞋。三十五岁的范爱农换上了训练服，和一群长手长脚的大学生挤在出发的队伍里，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不同。我猜很多人周五的晚上抽过大麻，此刻完全提不起精神，站在岸上懒洋洋地晒太阳。只有范爱农认真地做着拉伸训练，把腿搭在树干上，让我想起八十年代的美国健美日历。比赛开始以后，我坐在观众席上，看见范爱农的小艇像楔子一样划了出去。
范爱农也乐意陪我一起跑步，我们沿着河跑，差不多四十分钟就可以绕着整个城市跑完一圈，路上经过博物馆、教堂和电影院，遇见各种上坡和下坡路。秋天的时候落叶被风吹进河里，整条河道都是金黄的，我和范爱农一句话也不说，跟着水流慢慢走回了家。
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范爱农真的有三十几岁。谈起年龄大家总会特别闻言耸听，但我观察着范爱农，好像感觉也并没有怎么样。范爱农一点也不喜欢读书。“我在布鲁克林待了七年，似乎只看过地铁晨报。”范爱农这样告诉我。十月的时候莫迪亚诺得了大奖，我打算去书店买他的书。范爱农说，“我不信真的有那么好看。”后来我买了《暗店街》和《青春咖啡馆》，范爱农偷偷拿去一本，读完以后默默地和我交换。别看克里斯蒂夫是个夜店动物，他的阅读量十分惊人呢。有次克里斯蒂夫对我说，“范爱农着了魔，前几天竟然拿走了我的书。”我这才知道，他真的已经开始读书了。三十岁的人抱有好奇心和学习能力，愿意做出一些改变，真的让我佩服不已。
范爱农是温和的，从来没有见过他与别人生气。每周我们都会坐在地板上整理账单，我注意到他有许多花店的发票。他是非常喜欢买花送给别人的。“生别人的气不如送给他一束花。”范爱农这样告诉我。
范爱农的妈妈要过生日，他决定带着我去参加家庭聚会。准备礼物这件事情令我十分慌张，范爱农果然从容不迫地说，“你送一束花就好咯。”我们这天清晨开车去往南希，路上我便买了一大束新鲜的康乃馨。南希的天气很好，全家人集体出动，坐在草坪上开生日派对。范爱农的妈妈亲了我的脸颊，把我介绍给范爱农的哥哥和他的三个孩子。后来，八岁的那个男孩缠着我和他玩飞碟，起先以为敷衍就好，没想到东奔西跑玩了一个小时，我累得汗流浃背。回程的时候，范爱农忽然愧疚又礼貌地对我说，“谢谢你今天愿意陪我的家人，陪那些讨厌的小孩。”我没有说话，只是看着他开车。经过了一个特别长的隧道，我问范爱农，“你不想要一个家庭吗？”范爱农的眼神有些迷惘，说道，“我的哥哥结了三次婚，现在还有个女朋友，这让我感到害怕。”
的确，范爱农是没有什么安全感的。刚去纽约的时候，他的英文很差，每次外出点餐都点最简单的食物。我看过他站在自由女神下面的照片，非常清瘦，那天太阳很大，海面一片蔚蓝，他轻轻眯着眼睛，抿起嘴角，一副很久都没有与人沟通的样子。我从来没有问过他在布鲁克林有没有男朋友。这是一段没法描述的生活：他和父母吵架，告别了所有的朋友，然后一个人去了美国。个体总有难以理解的复杂性，而时间会慢慢拿走其中最表层、但却是最生动的部分。我在范爱农身上捕捉到这种明显的痕迹，他的抵挡、妥协、重新开始，最后变成了现在这样的人。
“范爱农。”
有时候我躺在卧室里叫他的名字。客厅里正放着好听的音乐，他从门外走进来，来到床边，影子像夕阳时山的阴影那般迅速漫上来，覆盖住我的草地。闭着眼睛我也能感觉得到。
我教他用中文说“我爱你”，他对我说，“我爱你”，然后轻轻喘出一口气。
我的头发长了，范爱农要帮我理发。我剥光了衣服坐在高脚凳上，下面铺着好几张报纸。范爱农仔仔细细地给我剪头发，剃掉我脖颈上的汗毛，等他绕到前面的时候我就盯住他的眼睛。我想起之前看过的电影，两个相爱的人旅居柏林，没有钱，就是这样给彼此理发。范爱农这时温柔地说，“低一低头。”我就低下头，看见脚边报纸的广告上有几个巨大的单词，翻译过来好像是“今夜让我们永沐爱河”。所以做梦也没想过有一天要离开范爱农。
圣诞节妈妈打电话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写完论文我在法国的交换就结束了，如果不是因为范爱农，我现在一定在为回国的事情而焦头烂额。还是再等一等，我在心里想，等一等再告诉范爱农。面对现实，我简直就是一只缩头乌龟，无法处理这些要紧的事。我立刻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学业中去，每天泡在图书馆，而且试图躲避范爱农的短信。他问我晚上见不见面。我有时候说好的，然而大多数情况下则找各种借口搪塞，甚至于搁在一边不回复。范爱农立刻觉得我很奇怪，坚持要找我谈一谈。
“你最近是不是学业压力很大？”范爱农说，“轻松点，我可以帮你做法国文学的作业。”
我跟着他的玩笑话兜了几个圈子，然后小心地说，“我妈妈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回中国。”
“你要回中国了吗？”范爱农没有特别惊讶，“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说不准。”我回答道，“说不准……说不准不回来了。”
“让我想一想。”范爱农只是沉思着说。
我想问他，接下来要怎么办，你会陪我吗，我们还会在一起吗。我真的不知道。
范爱农说学期结束要带我去泡温泉。温泉旅馆在一个我记不住名字的德国小镇，他拿来宣传册给我看。雪中的小木屋，黑色的森林，温泉咕噜咕噜冒着热气。但是我在等待他的答案。我的脾气变得很差，并且对他处惊不变的态度感到愤怒。于是假期开始以后我们哪里都没去。范爱农第一次对我有些生气，而我觉得自己很蠢，我害怕失去他，可是此刻还在与他角力。范爱农还没有真正来得及说什么，我就搬回了自己的家。
我没有再回复他的短信，拒绝沟通使我看起来很坏。但是有一天早晨，我订了闹钟，迅速起床，然后沿着小路去了露天停车场。找到范爱农的汽车以后，我躲到了附近一棵大树的后面。过了一会儿，我看见范爱农从另一边进来了。他像之前每一次那样，扬起长长的手臂打开车前盖，发动了汽车，然后开进马路去上班。明明没有被任何人看到，我却觉得自己十分狼狈。太阳很快就完全升起来了，我失魂落魄地走出停车场。路边的草坪和灌木上结满了霜，我还穿着睡裤和拖鞋，鼻子一酸就立刻哭出来了。
再去吉米酒吧，克里斯蒂夫已经被老板炒了鱿鱼。我要了一杯啤酒，坐在角落里打开了范爱农发给我的短信。“今天过得开心吗？”他问我。“我特别想你。”他说。“你还是回来住吧。”他最后说。我平静地把这些全部删除——原来不仅仅只是我，他也在逃避现实问题。我想起那一天，他穿着一条肥大的牛仔裤、白体恤，脚上踩着拖鞋朝我跑来。我被激发出一种本能的快乐，也向他跑过去。此刻，这一切都变成了闪亮的碎片、变成了呼啸的风，从我的身体里穿过去，然后落进那个记忆的黑洞。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这样，爱情只不过是最后的致幻剂。
而范爱农，再次想起你，北京的春天已经到了。
文/梁霄（发表于2016年2月《ZUI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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