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
一支来自日本的学术交流团来到中国，
指名要见一位30岁出头的青年人。
交流团的团长，
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朝永振一郎。
回到日本后，
他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穷尽溢美之词，
称赞这名青年是中国的“国产专家一号”。
20年后，
中国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大漠轰鸣，举国震颤。
而参与氢弹设计的工作者，
却隐入了时代的尘烟，
直到几十年后，
才被世人知晓。
人们亲切地把他们称为“两弹元勋”，
而元勋中的领头者，
正是当初那位被日本代表团大加赞赏的青年。
他，
就是“中国氢弹之父”
——于敏。
4年前，
于敏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而和他有关的事迹，
却鲜有人知。
或许，正如他居室卷轴所写：
“宁静以致远，淡泊以明志。”
身为共和国的守护神，
于敏这一生，
干的是惊天动地的事，
做的却是隐姓埋名的人。
淡泊以明志
诺贝尔奖得主玻尔曾赞叹：“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于敏虽然没留过学，但他的专业能力，早在青年时期，就名扬海外。
北大均分20几分的考题，他作为旁听生，能考到100分；
每秒计算万次的计算机，他在旁边看着，居然能看出计算机哪里算错了。
如此惊人的学习能力，仿若神人在世。
于敏也因此得到了居里夫人研究所的邀请，只差一步之遥，就可以出国深造。
可一个重要的决定，却改变他的一生。
上世纪中期，美国、苏联接连研制出了氢弹，威力是原子弹的几百倍。
核武器的阴云笼罩在全世界上空，中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怎么办呢？
时任项目总负责人的钱三强，把于敏叫到办公室，邀请他加入氢弹研究工作。
在此之前，于敏长时间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年纪轻轻，就在圈内崭露头角。
氢弹研制，并不是他感兴趣的方向。
因此，钱三强十分忐忑，他担心于敏会拒绝自己。
可出乎意料的是，于敏爽快地答应了钱三强的邀请。
谈及原因，于敏淡淡地说：“爱国主义，压过了兴趣。”
时间往后倒流30几年，依稀可见家仇国殇，在这位先辈身上刻骨入髓的印记。
于敏出生在国家被侵略最深重的时期，自他有记忆时起，就常有日寇的战机，从头顶上飞过。
十二三岁那年，于敏骑自行车在街上走，日本人开着吉普车，朝他迎面撞去。
小于敏慌乱躲避，亡国奴的屈辱，也在他心头油然而生。
小学毕业后，于敏离开家乡，考入天津市第一中学。
这是当地的名校，不过因为是由日本人管理的，所以不到一年，于敏就转学了。
高二时，于敏因为成绩优异，被老师以名义担保，转入了天津耀华中学。
虽然耀华中学是一个富家子弟学校，但于敏身为穷学生，却没有受到丝毫歧视。
同学们有不懂的问题，经常来找于敏解答，大家的关系十分融洽。
临近毕业，于敏差点没钱读书，是受到同学父亲的资助，才上了北大。
而大学经历的一件事，也对于敏的一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四那年，于敏得了肠穿孔，情况危及生命。
关键时刻，北大师生发起募捐，同学们自发排队献血，才把于敏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贫瘠岁月里同胞们朴素的情谊，在于敏心中根植下浓厚的家国情怀。
后来，于敏多次教导儿女：人要学会感恩，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接到氢弹研制任务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核大国甚至对中国采取了技术封锁。
于敏曾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
“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一定要把氢弹搞出来！”
一约既定，万山无阻。
为此，于敏放弃了出国的打算，放弃了深耕多年的领域，也放弃了功成名就的机会。
他隐姓埋名，奔赴贫瘠的大西北，一去就是20多年。
正如北大校歌中唱的：“眼底未名水，胸中黄河月。”
过去的恩情如水，滋养了于敏，如今，他也将从胸中捧出浩荡清风，清朗明月，献给深爱的祖国。
宁静以致远
然而，研制氢弹，并不容易。
从接到任务起，于敏六到戈壁，八上高原，斗风沙、抗严寒、啃咸菜、喝盐水，饱经沧桑。
条件的艰苦还是其次，性命的危险，才最让人担心。
研制核弹过程中，于敏曾经3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一次是在1969年，于敏在实验路上，突然脸色煞白、气喘吁吁，被同事们搀扶着喂水，才慢慢恢复过来。
第二次是在1971年，于敏半夜惊醒，感觉浑身难受，他艰难地叫醒妻子，话没说几句，就突然休克过去。
第三次是在1973年，于敏在返京途中，出现便血，去医院输液时，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
长年累月的奔波，让于敏的身心长期处于极度疲劳的状态。
但他从不抱怨，反而是沉浸在无尽的计算和讨论之中，苦思冥想，争取从0到1的突破。
于敏的儿女回忆，小时候，很少能和父亲见面。
即使父亲回家，脸上也常常挂着困惑思考的表情。
有一次，于敏和同事在家讨论问题，提到了一个“Rho”的物理量。
女儿听到，还兴冲冲地跑去和妈妈说：“他们在说肉呢！”
1965年，于敏带领团队，去上海华东计算所优化设计方案。
100多天的时间里，他经常半蹲在地上，对着堆积如山的纸带，做验证分析。
一天晚上，于敏突然和同事提出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设想。
他说，研制氢弹，不能光按照现在的理论做，而要从结构上着手，避免能量的损耗。
为此，于敏设计出了一个模型，无论变量怎么改变，计算的结果都完美符合标准。
解决了这个关键点，此后，整个研究就像拨云见日，驶入了快车道。
1967年，罗布泊上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消息传遍全国，举国欢庆。
要知道，从第一颗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
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
“光起罗布泊，星落未名湖。草庐无双士，织我神州图。”
尖端核武器的研制，向来是艰辛与苦难并行。
但这些并没有挫伤于敏的意志，反而让他的韧性与坚持，更加熠熠生光。
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如海。
很多时候，把心定下来，路就能走到了。
谦和以处事
纪录片《大家》中，于敏非常诚恳地对着镜头说：“我认为，我并不聪明。”
别人给他冠以“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号，他也连连摇头：
“氢弹之父，这样提不符合科学，我一直不赞成。”
从集体的年代走出，于敏对个人的荣誉和奖赏，并不看重。
他一直强调，氢弹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在工作上面，自己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
电视剧《功勋》里，于敏的夫人孙玉芹说：
“这个国家不仅靠男人顶着，也靠女人顶着。”
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孙玉芹搬到科研大院里，揽下了所有后勤工作。
夫妻俩相濡以沫半个世纪，于敏最幸福的回忆，就是每天下班回家，吃妻子煮的面条。
2012年，孙玉芹因为心脏病离世。
那之后，于敏总喜欢翻看两人的合照，每次吃团圆饭，也习惯给夫人备一双碗筷。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元稹的悼亡诗，也成了于敏后半生常挂在嘴边的，对妻子最深挚的感谢。
除了感念爱妻，于敏对身边的同事，也十分和善。
很多人回忆，找于敏问问题时，他不论时间，不论地点，不论什么领域，都会认真解答。
即使是自己研究的课题，他也会把自己的新想法，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
有一次，一个同事找于敏请教问题，于敏不仅细致地给他推导过程，还在第二天给了他几张纸，上面写满对问题的详细描述。
原来，于敏担心自己说的不清楚，所以晚上又把过程推了一遍。
亦舒曾说：
“做人凡事要静：静静地来，静静地去，静静努力，静静收获，切记喧哗。”
晚年时的于敏，和你我的长辈一样，住的是老式的房屋，睡的是简易的铁床，日常爱好就是听京剧，读名著。
走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这位老人仍然习惯把自己隐藏在茫茫人海中。
一如古书上说的：“和其光，同其尘。”
剥离满身光环，他依然是曾经的燕园赤子，于纷芜中养心性，处繁华而守真淳。
《感动中国》的颁奖词曾这么形容于敏：
“离乱中寻觅一张安静的书桌，未曾向洋已经砺就了锋锷。
受命之日，寝不安席，当年吴钩，申城淬火，十月出塞，大气初成。
一句嘱托，许下了一生；一声巨响，惊诧了世界；一个名字，荡涤了人心。”
在核武器事业上，于敏带着团队，勤勤恳恳，鞠躬尽瘁，为祖国打造出了强盛的未来。
而在生活上，他只将满身的光芒隐去，做回布衣素餐的普通人。
惊天事业，沉默人生。
2019年，这位共和国的功臣，与世长辞。
可他留下来的精神力量，却如火如炬，照亮来人的路。
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的话，十分动容：
“有人说，希望于老多活几次，我想说，老人家累了，但是如果国家需要于敏，我们就做于敏好了。”
是啊，曾经福泽天下的那束光熄灭了，但被他照耀过的我们，依然能如星火璀璨，照彻未来。
点亮“在看”，靠近光，散发光，成为光。
共勉！
作者 | 竹西，爱读书，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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