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奉行以礼治国，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主张以礼作为治国理政的中心思想。古代的礼不同于现代的社交礼仪，它所代表的是一种等级秩序和典章制度，所谓“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贵贱有等，亲疏有分”。尊卑有别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避讳，指的是臣民不得在文字和语言上书写和称呼当代帝王和尊长的名字。
万世师表孔子（画像）
避讳大致分为国讳和私讳两种类型，国讳也称公讳、圣讳，是指皇帝本人及其父祖的名讳，也包括孔子、孟子的名讳，举国之人皆需规避。私讳也称家讳，是指同一宗族的祖先名讳，族人和外人需要规避。任何事物都会经历开始、发展、完善、终结的过程，避讳也不例外，它起源于周朝，至秦汉得以大成，唐宋最为盛行，一直延续到清末才宣告终结，历时长达两千余年。
宋代的避讳是历代王朝中最为严苛的，所规避的类别和范围也是空前绝后。例如：宋高宗姓赵名构，需要规避“构”的嫌名（同音字）竟达55字之多，堪称历史之最。
为何宋代对避讳如此重视，乃至于成为避讳的巅峰时期呢？
避讳的发展历程避讳起源于周朝，据《尚书·金滕》记载，周武王患病，周公设坛向上天祈祷，在祷词中，周公用“某”代替武王名讳，这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关于避讳的史料文献。
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周朝的礼治特征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当时的避讳之风只在上层贵族之间流行，民间并未得到推广和执行，对百姓的日常生活并未造成任何影响。
湖北武汉晴川阁“荆楚雄风”碑
秦朝时期，避讳之风开始推广到民间百姓，秦始皇名叫赢政（正），因而臣民对“正”字需要规避，改为“端”，史料中亦有“秦讳正，谓之端”的记载。灭楚之后，秦始皇为规避父亲子楚的名讳，下令将“楚”改为“荆”，这便是“荆楚大地”最初的由来。
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史记正义》
西汉时期，避讳逐渐形成规范，儒家经典《礼记》用大量篇幅介绍避讳的相关规定，成为历代奉行的重要典籍之一。《礼记·曲礼上》记载：“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意思是说不避讳同音字，二个字的名字只需避讳其中一个。然而，此后的历代王朝却并未执行这条准则，反而在避嫌名和偏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三国时期的东吴孙权是第一个规避嫌名的君王，赤乌五年（242年），孙权立三子孙和为太子，由于“和”与“禾”同音，于是下诏改禾兴为嘉兴（今浙江嘉兴市）。
儒家典籍《礼记》封面
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颁发诏书，“世及民不连续者，并不须避”，这是依据“二名不偏讳”发出的诏令。然而，朝廷却把六部之一的“民部”改为“户部”，民间把佛教中的“观世音”略称为“观音”，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实行了偏讳。
除当朝皇帝的名讳不可冒犯外，对已故七世帝王的庙讳，臣民也需要规避。唐高祖李渊的祖父名叫李虎，为规避庙讳“虎”字，虎牢关改武牢关，苏州虎丘改武丘，古代兵符虎符改兽符，甚至把《后汉书》中的成语“画虎不成反类犬”改为“画龙不成反为狗”。唐朝律法对误犯庙讳者制订了详细的处罚措施，据《唐律疏律》记载：“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触犯者，徒三年。
由此可见，唐代已经将避讳纳入刑律，踏上法制化的轨道，对民间的影响也日趋加深。
避讳的巅峰时期宋朝是古代避讳的巅峰时期，不仅国讳、庙讳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家讳，特讳更是琳琅满目，不可胜数。宋朝帝王规避嫌名的字数是历代帝王中最多的，宋高宗的“构”字规避嫌名多达55字，几乎把所有的同音字一网打尽。宋钦宗的“桓”字亦需规避嫌名49字，其余帝王多在十几、二十字左右。
宋高宗（画像）
宋朝不仅对当朝皇帝的名讳需要规避，就是皇帝以前用过的旧名也需避讳，这是前代所绝无仅有的。宋真宗时期，规定不得用太宗旧名“光义”二字相连及其同音字。宋仁宗时期，诏告天下不得用真宗藩邸旧名，官员杨侃为规避真宗旧名赵元侃而改名杨大雅。宋英宗时期，禁止连用皇帝旧讳被写入文书令中，颁行天下。
后妃名讳也是宋朝避讳的部分，宋真宗驾崩后，皇太后刘娥临朝称制，令天下官名和州县名与刘娥之父刘通相同者改名，地名通州改为崇州，官职通判改为同判，官署通进司改为承进司。宋神宗驾崩后，太皇太后高滔滔临朝称制，诏告天下规避其父高尊甫之名讳。
禮儀院請避皇太后父祖諱，詔唯避父彭城郡王諱。仍改通進司為承進司。——《续资治通鉴长编》
除此之外，宋朝还有别具一格的特殊避讳。宋真宗时期，皇帝突发奇想地把财神赵玄朗奉为赵家始祖，称为圣祖，“玄朗”二字亦变成庙讳，不仅士人百姓不得冒犯，甚至连庙宇中供奉的各路神仙有冒犯者也需要避讳。宋徽宗痴迷道教，自封“教主道君皇帝”，诏令天下不得以老子的名（耳）、字（伯阳、聃）为名字。政和八年（1118年），又颁布诏令，不得用“君、王、圣、天、龙、皇、主、玉”为名字。宋朝避讳最为显著的特点是法制化和礼俗化。
宋徽宗（剧照）
据《宋刑统》记载“诸上书若奏事而误，杖六十，口误减二等。上尚书省而误，笞四十，余文书误，笞三十。及误有害者，各加二等，若误可行非上书奏事者，勿论”。表面上看起来宋朝在律法上对避讳的处罚不如唐朝严苛，但实际上唐朝对于误犯避讳者的刑罚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而宋朝却对此极为重视，在执行上比唐朝更为严苛。
宋朝不仅将避讳纳入刑律，而且将避讳内容写入令、式之中，采用定期颁布的形式，以规范国人的言行举止。所谓令是指禁令，是法律不允许人们去做的事情；式是指规范，是法律要求人们去做的事情。从纳入刑律，到令、式的定期颁布，宋朝的避讳管理已然形成一种制度，完全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
宋朝避讳礼俗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于自讳其名。据南宋诗人陆游的《老学庵笔记》所载，一位名叫田登的太守非常忌讳别人提及自己的名字，下令辖境内的士人百姓必须规避“登”及其同音字。如若误犯忌讳，便找各种理由施以严惩，不少吏卒都因不小心犯忌而被鞭笞，于是州府百姓都把灯称为火。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漫画）
随着元宵节的临近，按往常惯例，城里会点三天焰火和花灯以示庆祝，州府衙门会提前贴出告示，让百姓前来观灯。这项原本并不复杂的任务，却让出告示的官员感到十分为难。如果在告示中用上“灯”字，恰好犯了田太守的忌讳；不用的话，意思又表达不清楚。经过反复思量，害怕触霉头的官员只好把“灯”改为“火”，变成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告示贴出后，当地百姓个个义愤填膺，他们早已对田登的专制蛮横深感不满，现在看了官府贴出的告示后，愈发忿忿不平，纷纷说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什么世道！”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老学庵笔记·卷五》
宋人周密的《齐东野语》中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也是因为误犯官员名讳而闹出的笑话。话说宋徽宗宣和年间，常州知州徐申非常忌讳别人直呼其名。当地一位县令三次递状子到州衙，申请派人捉拿盗窃贡品的窃贼，徐知州却无半点反映。知县一怒之下跑到州衙，质问屡次申请却未获施行的原由。
清明上河图局部（绘画）
徐申斥责他身为县令理应知晓上司名讳，却为何要出言侮辱。知县这才明白原来是犯了知州的忌讳，于是大声说道：“这是正当的申请，倘若州衙不处理，我就向监司申请，向户部申请，向御史台申请，向中书省申请，申来申去，除非我身死才会罢休”。徐知州顿时气得七窍生烟，却对这位县令无可奈何，因为朝廷颁布的《仪制令》有明文规定“诸命官不得令人避家讳”，也就是说官员自讳其名的行为根本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以权谋私。
由此可见，宋代的避讳之风已形成了社会风气深入到了民间，影响到了百姓的正常生活，对士子官吏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困扰。
导致宋朝避讳之风盛行的因素宋代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言“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及于赵宋之世”。避讳历来被视为统治阶级实行文化专制，抑制思想交流的手段，宋代却用事实证明，通过合理的控制并加以引导，避讳反而有利于巩固统治，繁荣文化，可以说是颇多益处。
导致宋朝的避讳之风盛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一、重文抑武的国策，助长了避讳之风的盛行
宋朝充分吸取唐朝亡于藩镇的经验教训，实行重文抑武的国策。宋太祖赵匡胤是通过“黄袍加身”的方式篡夺了后周的江山，因而对于骄兵藩镇、割据自立极为忌惮，立国不久便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等高级将领的兵权。宋朝皇帝通过多种方式，倡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确立了影响后世近千年的文官执政体制。
杯酒释兵权（插画）
文官所接受的教育是源于孔孟的儒家学说思想，孔子主张以礼治国，而避讳作为礼治的一种方式，易于被文官所接受。宋朝通过将避讳纳入法制化轨道，既展现出推崇儒家以礼治国的政治思想，又使文官产生敬畏之心，从而忠诚于君王，效力于朝廷，造福于万民。由文官作为表率，引导民间百姓效法施行，大大促进了避讳制度的发展，成为朝野上下争相效仿的一种礼仪，通过社会风气的演变逐步深入到民间。
二、通过避讳来彰显正统，巩固政权统治
宋朝的天下来路不正，为了彰显其统治合理性，宋朝皇帝在诸多方面都表现出比前代帝王更为谦逊的态度，不称皇帝，改称官家便是其中之一。避讳作为古代礼治的一部分，将其发扬光大也是彰显宋朝统治合理性的一种方式。
宋朝统治者认为，五代十国的礼仪多为草草创立，不能做为本朝礼制的典范，于是宋太祖派人参照唐朝的《开元礼》结合实际情形加以改进，创立《开宝通礼》二百卷。此后，真宗、仁宗、神宗、徽宗都曾对礼仪制度进行增补和修订。避讳随着礼制的修订而逐渐严苛，避皇帝旧讳、圣祖名讳始于真宗，避外戚之讳始于仁宗，避老子名讳和禁用八字始于徽宗。可见，宋朝的避讳之风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不断演化而来。
宋朝一方面对避讳范围进一步扩大，使皇权在文人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至，以巩固其政权统治；另一方面又对犯讳者示以宽大，如对科举犯讳考生同等录取的方式，以笼络士子之心。
三、历经千载发展，背倚繁荣文化的必然结果
源于周朝的避讳，历经秦汉时期的系统归纳，两晋时期的深入演化，隋唐时期的开拓创新，到宋朝已传承和发展了千载之久，已经形成了极其浓厚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基础。宋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对避讳的范围和类别进一步扩大，并且纳入刑律，以令、式定期颁布的方式形成一种制度，是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
南宋《女孝经图卷》局部（绘画）
宋代避讳之风虽然盛行，但在处罚方面是比较人道的，士子百姓通常挨顿板子，朝廷官吏摘掉乌纱帽。不像明清时期，有不少文人因未曾避讳被下入大狱，甚至被处死。避讳之风盛行的两宋，恰恰是古代文化最为繁荣的巅峰，两者得以协调发展，跟宋朝统治者的合理控制和因势利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总体而言，避讳作为古代礼治的组成部分，在宋朝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巅峰，既跟宋朝统治者重文抑武的国策有关，又与巩固政权统治的手段相契合，还跟历史发展的规律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通过了解历代避讳的形式和范围，有助于我们甄别和考据历代文献资料，对还原历史真相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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