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近年来，被称为性骚扰大国的日本，针对性骚扰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可谓严厉，一旦官员被揭发有性骚扰行为，即便官至副部级也会被当即罢免。然而，这样的法律似乎没有牙齿，随着日本社会外国人劳动者的不断增多，外国人女性在职场遭受性骚扰的事件频发。
2018年11月，一名中国技能实习生将原雇主告上法庭。据她陈述，在工作的农场中，雇用她的男性父子不仅不支付给她法定工资，还对她实施性骚扰。
最终水户地方法院判决这对父子支付的时薪过低属于严重违法，并勒令其支付200万日元的加班费和补偿金。而针对性骚扰行为却因缺少确切证据而没有下达判决。
根据诉状，这名中国实习生是2013年9月被茨城县的这家农场雇用，10月中旬开始工作。此前已经有5名中国实习生在该农场工作。不仅工作辛苦，工资时薪仅为20元人民币，而且从这名中国实习生上岗的第一天起就遭受雇主父亲的性骚扰。“第一次见面就对我说‘和我结婚吧’，让已婚的我不知所措。”原本想着也许忍一忍事情就过去了，但此后她却遭受了不断升级的性骚扰行为。
在法庭上，她陈述道：“雇主父亲曾在我面前露出生殖器来回走动”，“还把香蕉放在自己的裆部摇来摇去，看到我们中国实习生的反应哈哈大笑”，“挡在宿舍出入口在我通过的时候突然扒我的裙子”，“在我洗澡时站在门外喊‘我也想一起洗’”等等。
然而，被告人则全面否定了这些控诉。被告人的律师辩护道：“他在1963年结婚直到现在都和妻子同居，不可能在妻子同样居住在农场的情况下做出求婚的性骚扰行为。”此外，还以身体状况以及高龄的原因证明其性骚扰行为之不可能。针对在实习生女性面前露出生殖器的行为被告人表示，因为尿频曾在大棚里小便，但没有任何人看见。附近居民评价被告人是个有点轻率但温和的人，常常听到中国的实习生们亲切的叫他“爸爸”，对是否真的实施了性骚扰行为表示质疑。
不过担任原告律师的加藤桂子则有另一番看法。“他平常可能是人畜无害的正常人，但面对外国人就没了道德底线。”面对判决结果，加藤桂子律师表示失望之极。
性骚扰行为不仅存在于日本农村，在日本大城市中的便利店和居酒屋也不断发生着。一名台湾女留学生表示自己在东京某便利店工作时也曾遇到性骚扰，“我在给牛奶和软饮料补货的时候一弯腰，店主就会跑到背后和我说‘内裤的形状都透出来啦，换成丁字裤就可以解决咯’之类的话语。还特别指示我去给成人杂志和避孕套柜台上货。”一名住在神奈川县的泰国女留学生也表示，居酒屋店长特意找了尺寸小了一号的制服给她，并对她说“胸大的话就要多强调多利用”。
在大男子主义盛行的日本，性骚扰行为存在已久。1989年，在福冈某出版社工作的晴野真由美以 “性骚扰” 为由将上司告上法庭，首次在日本社会引起对职场性骚扰的广泛讨论，那一年 “性骚扰” 一词获得了流行语大赏的金奖。
然而近30年过去后，在2017年美国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日本的人权报告书》中，称日本的职场性骚扰仍 “十分广泛”。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曾对全球80个国家发起调查，其中对职场暴力及性骚扰有明确立法的国家有60个，日本未在其中。
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25岁至44岁的日本职业女性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在工作单位遭受过性骚扰。其中，17%的人被男同事提出过性要求。被性骚扰对象第一名为上司、前辈，其次是客户。经常受到性骚扰的场合主要有聚餐、工作时、公司活动等。
尽管一些大公司已经拿出办法解决性骚扰问题，诸如在公司内设置性骚扰咨询窗口，禁止女性员工在晚上7点以后拜访客户，并禁止在没有男性员工同场时和客户喝酒聚餐等等规定。但是，中小企业往往难有精力顾忌，这就让一些衣冠禽兽钻了空子。
日本政府在积极修改法律，接受外国人劳动者之前，当务之急应先想办法摘掉扣在自己脑袋上的性骚扰大国帽子，从法律高度解决性骚扰问题，创造出无愧于世界的零性骚扰劳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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