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层次越高，历史就越显得复杂与模糊。
秉笔直书前548年，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妻子通奸，怀恨在心的崔杼设计杀死庄公。
齐国太史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弑其君“，被崔杼杀害。
太史的两个弟弟前仆后继，依然坚持记录崔杼弑君的罪行，都被崔杼杀了。
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没办法只得放了他。这时候南史氏带着竹简来了，原来他以为太史一家已经死绝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
后世文天祥《正气歌》中提到“在齐太史简”，便是此事。
齐庄公并非明君，与大臣之妻通奸，自有其取死之道。能使太史一家不畏强权，前仆后继记录史实者，非出于其忠君报国之立场，而仅仅是淳朴的史官责任心而已。只是这份淳朴的责任心，在后世已不多见。
暗含褒贬春秋之世，各国都有史书，晋国称为《乘》，楚国称为《梼杌》，鲁国则称为《春秋》。
原本各国史官都如齐太史一般，简单地记录真实的历史，直到孔子笔削《春秋》，记录历史的意义发生了改变。
孔子周游列国，虽然育人无数，终究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到晚年删定春秋，就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全部融入到这部书中去。
他把自己认为该记录的就直接记录，该删除的就断然删除。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行文多有断绝不连之处。例如开章明义第一条，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几个字，没有下文。
孔子为官时，审案在文辞上需要和别人商量，从不独断专行，但删定《春秋》，即便子夏这样长于文辞的弟子都不曾参与斟酌一字一词。
吴国、楚国的国君自行称王，而《春秋》则贬斥他们为“子”爵；践土的会盟，实际上是晋文公召周天子，而《春秋》避讳这件事，则说是“周天子狩猎于河阳”。这些记载，虽未改写历史，但笔法之间，儒家法统礼制自现。
个人认为，“春秋笔法”虽是孔子首创的叙述技巧，但其诞生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方面，当孔子之世，史家单纯秉笔直书的传统依然强大，历史是决不能容人随意篡改扭曲的；
另一方面，面对“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的大变局、大乱世，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地叙述历史，而是期望借助历史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于是这种不改变事实、仅删减文字，并通过笔法暗含个人褒贬的表述技巧便应时而生。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表述技巧是建立在先有立场（礼法），再有文字（笔削）的基调上的——凡是与立场不符的文字，尽可以被删去。这种基调后来为历代官方史家所秉持，最终取代了春秋时的齐太史精神。
统一思想孔子笔削《春秋》，以明王道，后人为之注疏者无数，《左传》便是其中之一。
《左传》的作者相传为春秋时鲁人左丘明，按照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说法，左丘明的创作意图是：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丘明害怕孔子的弟子们各自发挥，失去了孔子本意，于是就编制了《左氏春秋》。
按《论语》与《汉书》的记载，左丘明应与孔子是同时期人，但《左传》中提到了一些预言的应验时间已经延伸到了战国中期。
可见左丘明顶多算是《左传》的初稿作者，前后编撰上百年的《左传》还能体现多少孔子本意实在难说。
当然这对于本答案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司马迁看来，《左传》的意义是在于给《春秋》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标准答案，从而统一思想、消灭异端!
考虑到司马迁所处的年代，正是汉武帝试图独尊儒术一统人心的时期，我们可以猜想，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大概已经意识到：
孔子笔削《春秋》，以笔法暗含褒贬还是太含蓄了，出于教化人心、防止异端的目的，历史需要有明确且唯一的标准答案。
所以司马迁作《史记》，态度比孔子大方得多，一段段“太史公曰”就附在正文之后，这种点评方法多为后世史家所效仿。
从此以后，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修史，作者都会给出自己的“标准答案”。当然，没有哪个答案能够始终成为“唯一”，因为历史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变化。
所以很多时候，修史者甚至不需要篡改历史。题干不用变，换个答案就行，或者“笔削”一下，都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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