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的态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层次越高,历史就越显得复杂与模糊。

秉笔直书

前548年,齐庄公与大臣崔杼的妻子通奸,怀恨在心的崔杼设计杀死庄公。

齐国太史如实记载了这件事:“崔杼弑其君“,被崔杼杀害。

太史的两个弟弟前仆后继,依然坚持记录崔杼弑君的罪行,都被崔杼杀了。

太史的第三个弟弟仍然这样写,崔杼没办法只得放了他。这时候南史氏带着竹简来了,原来他以为太史一家已经死绝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

春秋笔法解析(古人如何记录历史)(1)

后世文天祥《正气歌》中提到“在齐太史简”,便是此事。

齐庄公并非明君,与大臣之妻通奸,自有其取死之道。能使太史一家不畏强权,前仆后继记录史实者,非出于其忠君报国之立场,而仅仅是淳朴的史官责任心而已。只是这份淳朴的责任心,在后世已不多见。

暗含褒贬

春秋之世,各国都有史书,晋国称为《乘》,楚国称为《梼杌》,鲁国则称为《春秋》。

原本各国史官都如齐太史一般,简单地记录真实的历史,直到孔子笔削《春秋》,记录历史的意义发生了改变。

孔子周游列国,虽然育人无数,终究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到晚年删定春秋,就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全部融入到这部书中去。

他把自己认为该记录的就直接记录,该删除的就断然删除。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行文多有断绝不连之处。例如开章明义第一条,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几个字,没有下文。

孔子为官时,审案在文辞上需要和别人商量,从不独断专行,但删定《春秋》,即便子夏这样长于文辞的弟子都不曾参与斟酌一字一词。

春秋笔法解析(古人如何记录历史)(2)

吴国、楚国的国君自行称王,而《春秋》则贬斥他们为“子”爵;践土的会盟,实际上是晋文公召周天子,而《春秋》避讳这件事,则说是“周天子狩猎于河阳”。这些记载,虽未改写历史,但笔法之间,儒家法统礼制自现。

个人认为,“春秋笔法”虽是孔子首创的叙述技巧,但其诞生自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方面,当孔子之世,史家单纯秉笔直书的传统依然强大,历史是决不能容人随意篡改扭曲的;

另一方面,面对“高山为谷、深谷为陵”的大变局、大乱世,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地叙述历史,而是期望借助历史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

于是这种不改变事实、仅删减文字,并通过笔法暗含个人褒贬的表述技巧便应时而生。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表述技巧是建立在先有立场(礼法),再有文字(笔削)的基调上的——凡是与立场不符的文字,尽可以被删去。这种基调后来为历代官方史家所秉持,最终取代了春秋时的齐太史精神。

统一思想

孔子笔削《春秋》,以明王道,后人为之注疏者无数,《左传》便是其中之一。

《左传》的作者相传为春秋时鲁人左丘明,按照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说法,左丘明的创作意图是: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左丘明害怕孔子的弟子们各自发挥,失去了孔子本意,于是就编制了《左氏春秋》。

春秋笔法解析(古人如何记录历史)(3)

按《论语》与《汉书》的记载,左丘明应与孔子是同时期人,但《左传》中提到了一些预言的应验时间已经延伸到了战国中期。

可见左丘明顶多算是《左传》的初稿作者,前后编撰上百年的《左传》还能体现多少孔子本意实在难说。

当然这对于本答案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司马迁看来,《左传》的意义是在于给《春秋》的解释提供了一个标准答案,从而统一思想、消灭异端!

考虑到司马迁所处的年代,正是汉武帝试图独尊儒术一统人心的时期,我们可以猜想,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大概已经意识到:

孔子笔削《春秋》,以笔法暗含褒贬还是太含蓄了,出于教化人心、防止异端的目的,历史需要有明确且唯一的标准答案。

所以司马迁作《史记》,态度比孔子大方得多,一段段“太史公曰”就附在正文之后,这种点评方法多为后世史家所效仿。

从此以后,无论是官方还是私人修史,作者都会给出自己的“标准答案”。当然,没有哪个答案能够始终成为“唯一”,因为历史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变化。

所以很多时候,修史者甚至不需要篡改历史。题干不用变,换个答案就行,或者“笔削”一下,都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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