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亦称地方志。顾名思义，它是专门记述天下四方之事的志书，是研究地域人文历史沿革传承的重要文字史料。富平方志始纂于明初，因种种变故皆未付锌。正式刻版印刷的首部志书，当属明万历甲申刻本《富平县志》。此后陆续有乾隆初《乔志》，乾隆中《吴志》，清光绪《樊志》，清末《乡土志》，以及近代编纂的《富平县志》。在今存的这四部古籍《富平县志》中，唯有明甲申刻本《富平县志》字数最少，影响最大，享有“陕西八部名志”之誉，向被史家称道。然令人遗憾的是，明甲申刻本《富平县志》原版，在国内几近绝迹。当今流传于世的明代《富平县志》，均为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时任富平知县吴六鳌重刻本，其中不乏谬误之处。寻觅明万历甲申刻本《富平县志》，还原古籍真面目，恢复文化遗存，是地域文史工作者多年的夙愿。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明刻本原版孤本《富平县志》
2015年5月，我回富平探家，原富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惠志刚老师和县文化局董副局长，特意登门约见，言及寻找明刻本《富平县志》，对当下的地域文化研究，十分必要。此后分头于陕西省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等各处检索查询，所获皆为清乾隆间重刻本《富平县志》。笔者查阅互联网，得悉美国哈佛大学或有明刻本《富平县志》，遂求助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王万军博士（陕西富平人）。是年九月，王博士与侄女王雯（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費尽周折，终于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找到了明刻本原版孤本《富平县志》。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创建于1928年，由美国霍尔基金资助，初名为“汉和图书馆”， 1965年改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历任馆长均为中国人。哈佛大学收藏中文古籍，始于清光绪五年（1879）。由此推测，明刻本《富平县志》收藏时间，似应在1879年至1930年之间。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管理人员捧出一个藏书封包，封包正面贴着一张白纸标签，首行写着“391”，疑似封包编号。其下依次横排用中英文书写着：萬暦富平縣志 Wan-li fu-p’ing hsion-chih；萬暦如皋縣志 Wan-li ju-kao hsion-chih；萬暦淄川縣志 Wan-li tzu-chuan hsion-chih；萬暦胙城縣志 Wan-li tsou-ch’ang hsion-chih。
王雯摄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明刻本原版孤本《富平县志》
作为馆藏古籍图书孤本，馆方自然不会随意打开，但提供了微缩胶片翻印的PDF格式文档。王教授通过“云邮箱“发了过来。笔者打开PDF文档，首页顶格横写“no.801”；正中间用毛笔楷体竖写“萬暦富平縣志”；下端疑似用钢笔横排书写着“no.801/萬暦富平縣志十卷/劉兌 孫丕揚(明)籑修/ 明萬暦間刻本/ 九行二十字(203×143)/二冊”。
明刻本《富平县志》为毛笔手书楷体刻板，正反面印刷，页面尺寸为203×143，每页竖排九行，大部分页面字迹清晰可辨。现存130页共33500余字，分为图考、地理志、建制志、祠祀志、官守传、乡彦传、选举志、田赋志、习俗志、沟洫志共十卷。卷首仅存刘兑叙尾篇，卷尾有张正化、张执撰“志後叙”。经笔者对个别页面缺损字比照乾隆重刻本补缺后，目前仍有34个字模糊难辨，空缺27个字。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明刻本原版孤本《富平县志》
明代刻板《富平县志》，由明万历朝保定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食二品俸）、富平流曲人孙丕扬主纂，时任富平知县、河北新安县人刘兑倡修并作序。成书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岁在甲申。该志通篇结构严谨独特，行文精炼流畅，主旨厚德重孝，抑恶扬善，论评中肯朴实恰当，用词言简意赅，颇具《史记》遗风，史称《孙志》，是为明代陕西八大名志之一。
据笔者与富平惠志刚、张纪周二位老师反复考证，一致认为：明万历《富平县志》是孙丕扬在流曲善庆寺撰修的。该寺初为孙丕扬先祖为纪念姑奶抚养之恩所建，原为祠，后改祖师院，唐贞观间又改为善庆寺。嘉靖三十四年，关中地震时善庆寺塌颓，前宝坻知县、封都御史孙惟谦（孙丕扬父）莅临痛惜，期望能恢复之。后来乡里耆老动议重新修缮大殿及围墙。万历十七年再次重修，典使孙学文等主其事，孙刚、孙惟贤、孙丕扶、孙丕振（孙丕扬胞弟）等监工，前贵州左参议李恕(孙丕扬老外爷）曾捐金饰佛身。孙丕扬撰碑纪此事，此碑今尚在流曲小学院内。明志序言有“结庐频山之南”、“锦川精舍”、“入则承颜顺志，出则明经授徒”等句。 “结庐”可理解为与好友或弟子一起，结社研学于某处幽静雅致的房屋。锦川即流曲川，在频山之南，泛指今流曲一带，特指流曲镇。而善庆寺在流曲镇南街（即今流曲小学），此寺院又与孙氏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时，身为二品大员的孙丕扬，在家赋闲期间结庐于此，明经授徒，是顺理成章的事。足此可见，孙丕扬撰写《富平县志》之处所，应在流曲南街“善庆寺”。
为了方便读者赏析，笔者按明版《孙志》字样及格式予以重抄。卷首缺孙丕扬叙，仅有刘兑叙两页，卷尾有张正化、张执撰“志后叙”。查阅明刻本《频阳四先生文集》及其它资料补全。将明万历甲申刻本与清乾隆刻本相对比，后者有些字为误填补字或错字。迄今流传于世的个别谬误，大多源于清乾隆间重刻本。
笔者在恭录明万历刻本《富平县志》的过程中，深感古人用词严谨精简，朴实无华。特别是对人物描写或评价，坚持用事实说话，生动逼真翔实，用词恰如其分。尤以“频阳人曰”最为精彩，切中时弊，冀以期盼，耐人寻味。如“昔者圣王之制沟洫也，卑己之宫室而尽力者何哉，讵非以民事不可缓乎。富平北鄙，频山崒嵂。厥田最亢，雨旸少愆，即艰食之庶姓接踵矣。由汉而来，漆沮、温水，业有引者，然止西、南隅耳。维东维北视三水滨地，不第五倍已也，然皆望云霓以糊口。说者谓导西三尺岭，即可水遍邑境。奏勘空繁，实事罕见。於戏！锸云渠雨，一举事而利夺天工，真与郑、白二渠永永不朽。举全邑而授万年之利，此岂渺小事耶！是故书之，以待造命之豪杰者。”精彩之笔，枚不胜举。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明刻本原版孤本《富平县志》
明万历甲申刻本《富平县志》，无疑为关中史志罕世之作。如果仔细翻阅后来的富平《乔志》、《吴志》、《樊志》，一定能在志书叙事的字里行间中，领略到孙丕扬的见识和文采。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的第一部国史拓荒之巨著。我们同样可以小和杨评价，孙丕扬所著的《富平县志》，不愧为富平地域之“《史记》”。孙丕扬受托编纂《富平县志》，并视此“以不枉遇此一生”，“与邑大夫、乡大夫共力行之。”不足半载，业就其成，堪称地方修志佳话。明万历《富平县志》对县域社会经济和人文地理的研究，起到了开拓性、示范性的作用。对后世的文化传承和建设，弥足珍贵。
明刻本《富平县志》的面世，这无疑是富平文化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事。不仅填补了富平乃至陕西省文史资料的空白，而且为后来的地域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具体的资料范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