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厄求学路
我的求学路艰苦漫长。时而逼仄，时而宽广，时而路断，时而路通。时断时续，一般学子十六年走完的大学路，我则耗费了二十三年。
我的小学
我生长在鸦鹊岭乡下。乡下的黄土路，暑天路面烫脚板；雨天泥巴漫过脚背；踏得结实的路面又容易溜滑摔跤。那种摔跤如今只有老老乡知道，你猝不及防，一脚迈下去，风驰电掣，把你狠狠地摔倒在泥地上。晴天，一不小心，脚趾就被干硬的土埂挂破流血。我就在这样的土路上打着赤脚，走过、跑过、跌过六年。
儿时没有幼儿园。哥哥为带我他停过学，我为带大妹，直到七岁半才上梅店小学。那已经是1959年秋季。
报名上学没有父母陪伴，发蒙都是跟着中高年级的同学。放学时间不同，一二年级放得早，中高年级放得晚。我家路远，开始有认识不认识的同学，走着走着就少了，三里路只剩我一个人，要经过只隔三条丘田的长林弯，每次独自走过都毛骨悚然。我们儿时都常听鬼故事。坟墓是可以把成年活人收进去做夫妻的，电影不也是梁山伯把祝英台收进坟墓了么？那他们不收小孩做他们的孩儿吗？
怕是怕，但学还是要上的，书还是要读的。这一基本信念来自父母，也来自环境。
父母没有上过学。爷爷信奉的是“宁住街角，不在乡下磨”（角、磨，方言中韵母相同）。家住鸦鹊岭梅林（过去又称南桑岗），种菜打短工为生。父亲七岁开始直到二十岁给乡下好几户富家做长工。受读书人家影响，记得很多句孔孟的名句和格言谚语。他立志要让自己的儿女读书。日本鬼子占领鸦鹊岭，逃难时用箩筐扁担挑了一点行李，所有家当被烧得精光，包括刚结婚母亲娘家陪嫁的新床、衣柜、木箱等等，他也不改其志。他的奋斗也颇有成效。在鸦鹊岭街角建造了一栋茅草房，在乡下石桥添置了一些家具农具，养了一头耕牛，所以土改被划为下中农。母亲娘家家境还算比较殷实，辈辈男子都读书。所以母亲也支持读书，常常拿周边读书人作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都尊重老师，多称先生，把先生说得巍巍赫赫，所以，在家中倔强的我，整个小学初中我都敬畏老师。老师的话就如圣旨，必须照办。
刚上学不多天，老师布置交柴火烧水喝。上午布置的任务，我下午就要照办。恰逢哥哥他们下午到鸦鹊岭小学参观，父母说等明天。我不干，就自己动手，不得已，父亲给了一个大树兜（包括树墩和树根），让我扛在肩上。路上越走越重，歇息一下换肩膀扛。左肩换右肩，歇息；右肩换左肩，歇息。两肩扛不来了，搂在面前走一段。等扛到教室门口，已经第一节课要上完了。迟到了很害怕老师，眼泪禁不住滚滚地往下流。
要上学读书的信念来自父母，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父母让我们幼小从事艰苦的劳动。1957年秋，就跟着十岁的哥哥和他的伙伴们步行六至八里路寻柴火。那是吃公共食堂之前，山上松树茂密，落下的红松毛多。山上扒松毛很有趣。哥哥他们一伙每人扒一竹筢松毛，打一会儿枪（把参与比赛者的竹筢子架起来，划定距离，用鞋子投掷，砸倒竹筢就收获所有参赛人放置的松毛）。又夺一会儿竹苗（参加比赛者每人放置一竹筢松毛，有多少人参加就放置多少支松树枝尖，也是规定距离用翻过来的竹筢子滑过去，滑倒多少松枝尖就得多少筢松毛）。哥哥他们用高粪筐（篾撮箕上安置竹子煣成的很高以便装更多物品又能用扁担挑的竹具）装上一担，我则用两个大竹篮装两篮子。他们用扁担挑，我则用扒松毛的竹筢子挑。竹筢子有一根细长的圆竹竿，竹竿两端吊着两篮子松毛，压得一个五岁多孩儿嫩皮细肉的肩膀火辣辣地疼。有一天下午哥哥们打枪夺苗时间长了，天快黑定才各有一担松毛，他们想让修梅店水库的爸爸妈妈帮助挑，多走了一些弯路，结果父母都放工回家了，只得行夜路。走到涂家大堰，正是冬季挖塘泥的时间，堰堤挖开两道大口子，以便挑塘泥的人不翻堰堤，省力省时。我们只得退到能够下堰堤的地方，从堰塘里走。堰塘靠堰堤边原本没有路，加之塘泥粪筐漏掉的塘泥，坎坷不平，我摔倒一次又一次，无可奈何，还得含着泪水赶快爬起来，摸摸松毛，继续赶路。
上学后，学校常常布置劳动任务。每周要交生产队长签字的劳动表格单给老师，交拾稻穗多少斤，交鸡粪多少斤，交打青（割青草青叶沤肥）多少斤，扯稗草多少斤……生产队里劳动，节假日父母仍要求都参加。插秧苗，累得腰酸背痛。那是集体劳动，既然参加了，就由不得自己，不到歇息时间绝不可休息。我往往和小脚邹婆婆共分秧把（秧把，是搿秧人骑着秧马在秧田用双手各自搿秧，两手握满时合起来用秧草扎紧成一个秧把。因此栽秧者两个人合作，各分一半。一般人用左手握秧并分开，右手接过来一小指插进水田里。秧把从秧田挑到插秧的水田里叫抛秧把，往往不均匀，有的比较稀，就要走几步去捡）。妇女队长的意思，小脚在水田里走不动，我帮助捡秧把，而后解开分发。她多分一些，我少拿一点。我也乐意，可以多伸展一下腰背，多舒适那么难得的几秒钟。
放学回家总有做不完的事，扯马鞭草卖钱，寻猪草，捡鸡粪，搓草绳（供父母哥哥打草鞋卖钱）。那个时代一般生产队年终决算一年的劳动只能抵销吃的粮食，好多人家劳动一年还倒欠生产队口粮钱。寒暑假要么参加集体劳动，要么上山砍柴。当时觉得累，不情愿；现在想起来，也多亏父亲的严密安排，严格要求，才让我们每个新学期报名就能交上一块五（低年级）、三块五（高年级）的书学费。有多少同学就是因为交不上书学费而中途辍学哟。
艰苦繁重的劳动让我总觉得读书轻松。父母也是这么说的，“把书读好了才能吃轻松饭”。（一次闲聊，在夷陵医院的小妹李守华也如是说。父亲走很远的路上山挖油茶槽沟也带着十岁的她去帮忙，她也吵嚷，别人家比她大的男孩子都不去。）
环境也让我暗自下决心把书读好。邻居舅爹的儿子、我们的表兄是生产队会计，算盘打得快又准，全大队少有；出口常有格言警句；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前几年，到处请他写春联；秋收时节还安排他助征（为国家收粮食当会计）；学校有意请他做老师，无奈生产队两主要人员不允许。他读的私塾，就是田地相连的何冲大队有名的文宝轩开办，那时他儿子文相宜也开始名扬公社。我姑父徐生有是黄金堂小学老民办教师。父母的念叨，激发我以这些读书人为榜样。
上学之初就遇到高年级学生批斗右派李科登老师。用一条板凳让右派站到上面，不时被推搡下来，又吼叫让他再站上去。批斗的直接起因是他把学校里一头猪喂死了。右派教我们算术课，他待我们还好，看他那可怜样儿，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一年级暑假后，就再也不见挨斗的李老师和另一个教我们图画的席姓右派了。后来才知，他们属于普右，全部遣返回农村老家去了，这还算好的出路，极右的坐牢去了。
一年级上学期结束，春节期间，一些猪牛栏门上贴春联，常见“六畜兴旺”四字，我认识三个。问，说是读“序”，我也就长时间读“序”。（五年级我买了一本学生字典，才知道是多音字，应该读“矗chù”。）问“六畜”什么意思，也只知道马牛羊一类。我便觉得哥俩不应该叫“兴旺”，两兄弟怎么能和六畜一样呢？于是正月里一开学，课本、练习本，我都把“旺”写成“望”。我也只知道“希望”一词，觉得“守着希望”总比“像六畜一样兴旺”好。多少年“守望”这一词很多读书人都不曾听闻。1983年我到宜昌县高中教书了，解放前老大学生、老革命伍老师一时兴之所至，说“守望”有什么意思呢?叫“守信”如何？我知道他绝不是揶揄。他知道我是守信的人，而且欣赏我大学毕业仅两年，初来乍到，高二没有教过，所教高三班高考成绩居然超过包括他在内的四位中老年教师所教班。
初上学时，我很用心，也好表现自己。没有当班干部（一个16岁的女同学当班长，一学期结束就回家结婚），但老师还是很欣赏。老师在黑板上写生字词，我就用手指或在腿上，或在课桌上照着比划，老师教过读音，自己就能背着默写出来。回家后还用粉笔在粮仓板壁上默写出来。一次早自习，我一走进教室，发现教室后边坐着好几个不认识的人，还没落座，代课的田老师就叫我上黑板听写，她报了十来个生字词，我一一写出。直到1967年推荐到东风渠（分乡新场一带）当连队宣传员（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县为民兵师，区为民兵团，公社民兵营，大队为民兵连。我们石桥大队属石桥公社最大的大队，下属14个小队，民工过百人），会计会上她力促事成，还眉飞色舞地讲到听写一事。这是我听当会计的表哥说的。
我二年级开始当班长。上学期语文课本50篇课文，算术课本也是厚厚的一大本，用“χ”代替了括号——就那么一个学期，即1960年秋季。新生一年级课本比我读一年级课本也厚得多。以后课本又变薄了——不仅课本厚，而且很多课文都很长，生字词多，一些同学单独念不下来。老师读一遍后，再领读一遍。我是经常点名领读的一个。一直到最后一篇《劳动创造了人》。
我特别喜欢默写，考试。因为默写或考试交卷后可以离开教室，可以出风头。二三四年级都要求用毛笔书写，语文算术都如此，有些同学写得慢，我写得比较潦草，自然速度快，十次有九次第一个跑出教室。少年的自鸣得意上者洋溢在脸上、嘴上，下者洋溢到腿上、脚上。
也有让我非常尴尬的时候。四年级有一天最后一节课，让我到二年级开会。进去时会议已经开了一段。只见除了二年级班主任外，多是一些胡髭拉碴的农人。那时没有实施计划生育，父母生育到不能生育为止。往往儿女结婚成家后在生儿育女，做爷爷奶奶的也还在继续生儿育女。亲幺爹幺姑比侄儿侄女年龄小。几个农人讲话后，突然要我讲话。我虽然读三年级时全校外出新场小学参观学习在大约五百多人的场合代表低年级讲话——那是老师写好讲话稿我背出来的——我这个在家里被称作“话婆婆”的小家伙却张口结舌，不知讲什么，不知怎样称呼，一开口“各位老农民”，话出口时自己仍在着急下一句，不知道他人的反应，而后我想，在座的家长可能笑也不是，怄也不是，一个个露出怎样怪异的神情。
小学阶段家庭作业基本没有，暑假是有的。无非是抄写几篇课文，做十多道算术题，高年级写作文。
课外书籍非常少，同学们都喜欢看连环画（常称“娃娃书”）。我先后买过三本，一年级买过一本主角叫张连长的娃娃书，三年级班主任陈文英老师在音乐课唱《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歌，介绍韩英的有关故事，我又买了《洪湖赤卫队》的连环画。再后来是《三打白骨精》。和同学们交换看。四年级我买了平生第一本文字书籍——《跟随毛主席长征》。是夜晚陪着母亲纺线在自家制作的煤油灯下读完的。五年级发课本，免不了翻一翻，发现《最重要的是工作》一课写毛主席长征中的故事，多浏览了一会儿，不禁心头一喜，是我所买书中的一节，原著没有章节标题，课文有了标题而没有署作者姓名，悄悄告诉同座，“这篇课文是毛主席的警卫员陈昌奉写的”。以后陆陆续续买了好几本少年出版社出版的“控诉万恶的地主资本家”一类书。
从此以后，爱上了看小说，看回忆录。曾借过几本长江文艺，一篇一篇读完的不多。喜欢看有关革命战争的小说和历史记录等。《战斗的青春》《播火记》《红岩》《红旗飘飘》《把一切献给党》《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大多是找老师借的。夜晚点着煤油灯，常常看到深更半夜，父母催促睡觉一次又一次，都被书中的情节、人物的命运所吸引，放不下来。没有书读了，抄写过一本薄薄的《新编增广贤文》，以后觉得有点意义。还抄写过也是薄薄的写冯子材在越南抗法的历史书，后来觉得费时多收获小，意义不大。
我们读小学时，多用民房，有天井的房子冬天冷，但光线好一些。没有天井的房子每逢阴雨天，则屋子十分昏暗。其间二三年级书页纸质粗糙，色暗。好在那时课文的字号还比较大，勉强可读。我从四年级起，三年都是学校教室度过的。读五年级时，全校才告别了民房，全部搬进学校校舍。进新教室学生都充满喜悦之情，窗户多，亮瓦（透明的玻璃瓦）多。学生老师一起动手挖土挑进教室，刨平捶结实。搬课桌凳（学生从自家带来的）进教室之前，老师领我们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跑几圈，大约是借以把地面再踩一踩，同时表达师生劳动所见成果的喜悦，马上开始新教室读书生活的欢乐吧。
我读一年级换过四个老师，很长时间都是从农村请的代课老师。有一篇课文是说上学经过哪些地方，其中有“百货大楼”，老师领着我们读“百货大树”，大家也跟着读“百货大树”，我心里有疑惑，“百货大树”是什么呢？不敢说，好在下午，老师纠正了，要读“百货大楼”。是卖货的楼房。卖货，乡下一年级学生也是懂的，常有挑小杂物货担卖货人摇着拨浪鼓叫喊，也有挑着坛坛罐罐“卖窑货”的。我读二年级时，同小队有几个同学读一年级，分在两个不同的班，放学路上说都在上《武汉长江大桥》一课，她们读得很顺口：“小朋友，你们瞧，这座大桥多么好。大桥跨在长江上，它比十层楼房还要高。上层是公路，汽车来回跑。下层是铁路，火车呜呜叫。两头还有桥头堡，好像卫兵在放哨。感谢苏联的帮助，感谢工人叔叔的创造。”一个读“火车呜呜叫”，一个读“火车明明（鸣鸣）叫”，那一学期教材大变，我也没读过，也不确定是“呜呜叫”还是“明明叫”。估计应该是“呜呜叫”，因为它有“乌鸦”的“乌”的半边。当时不懂形声字，但早已听说“秀才识字读半边”。读一年级费很长时间教读拼音，我们没有兴趣，我也没有过关。第二天问老师，果然是“呜呜叫”。中午问一年级同学，他们也说，改读“呜呜叫”了。
二三年级两位女老师都是宜昌县二中简师班毕业，上了一层，她们都认识拼音，课文是不会读错的。陈老师和班上所有同学关系特别好，大家都喜欢她。三年级暑假中，我们班同学受约还在她带领下薅苕草，那是她带领我们的最后一次集体活动，我是知道她要精简下放回农村的几个同学中的一个，很有些郁闷。那已经是1962年，人们生活很有所改善，可惜这位简师毕业的而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还是回农村了。教我二年级的翟锦凤老师也回农村去了。四年级开学不久一个中午，陈老师还特地到班上看望同学们，我回家吃午饭了，没有见到。同学们说，陈老师到我座位上翻看了我的课本作业本，夸我作业本封皮的名字写得很好，还问是不是老师写的。她的关心和鼓励让我更加思念她，更加努力学习。
四年级上学期语数都是中师毕业的老师。语文老师武汉幼师毕业，姓张，她同时又教好几个班的音乐课，可以边弹风琴边教歌。寒冬走访到我家，我父母看她怀着宝宝走路不易，留她住过一晚。她教我们一个多学期，有一次她用普通话朗读一篇课文，我觉得好听，对普通话产生向往之情；而且让我知道方言读音和普通话不光是语调不同，而且很多字读音变化大。过去只知道“解、街”不同，这次又发现“晨”“鞋”的不同。可是那时会普通话不说普通话，会用普通话朗读却用地方语音朗读，似乎这就是不脱离群众，不脱离实际。外地读书人又向本地人学方言土语，似乎这样才能与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得到群众拥护。我亲自见过几位老师就是这样的。最典型的是新场小学的傅一大老师，广东番禺人，美术很有专长。他到一个班上第一节美术课，画上三个圆圈，学生不知道什么意思，而后几笔勾连，成了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的图画。速度快，形象真，让学生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说话不易懂，当时他年轻，竭力学习地方语言。一次主持学生排队，他发号施令：“姑娘婆婆儿站这边，大爷家（方言保留古音，读gā，嘎）站那边！”本想学以致用，却不料女生顿时目瞪口呆，一个个做怪异状；男生则大笑不止，傅老师也不知道怎么不对。这个老师以后调到县文化局工作，也算得其所哉。1970年到普溪河大渡槽作画写字，8月2日晨逝于渡槽垮塌事故。甚是可惜。傅老师学方言土语之事，可见张老师露一次普通话不容易。她给我心田种上的普通话种子，蕴藏了很长时间，但终于发芽开花了。
张老师还让我们用一个小本本积累词语，叫“积词本”。尽管她有时写错别字，课文上有的字学生容易发现，课文外的，有时数学老师来了再纠正，但我到现在仍然思念她尊敬她。仅积累词语一法，我受益颇丰。从那以后读书，是自己的书就新见的画出来；是人家的，遇到新词多看几遍。一直到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报刊陈词滥调几乎一扫而光，许多过去没见过的词语成语让我耳目一新，我又拿起笔继续做摘抄词语的基本功。
四年级时学校调来了校长吴水若，他推行写仿宋字，多次举行学校、全学区（小公社所有学校）书法竞赛，竞赛后表彰先进，张贴光荣榜，并把一二三等奖的作品张贴出来，很激励学生的上进心。也有作文竞赛。他又亲自刻写印刷形近字同音字，后边留一些括号，让学生组词。大力推行跳绳活动，组织个人、集体比赛。四年级时教我们的珠算。五年级教我们的算术和历史、自然。教历史很简单，就是点名让我们读，读后讲讲，有时讲一个个有趣的历史故事，吴国越国的战争惊心动魄，伍子胥悲惨命运令人痛心疾首。自然课读讲后让同学们提问，我们有几个同学还能提出关于地球的宇宙的一些怪问题。我记得根据他讲的圆石子是江河水冲击，石头碰击磨圆的，我很惊奇我们住的地方，古代是河流。我家门前不远的小水沟冲成的水潭里就有很多圆石子，除了流水向南的一方比较低以外，东西北三方都很高，是很厚很厚的黄土，梅店一带又是鸦鹊岭至新场最高的地方，这些黄土怎么来的，地球是不是越来越大了呢？问过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他都耐心解答，还表扬我，说“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到如今我依然如故，有时遭人反对，有时令人不快，但我坚持不改。这一习惯就是我的小学校长吴水若先生所倡导养成的，我信奉它，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学子信奉它。
五六年级都是教导主任郭辅洁担任班主任，五年级时他教我们语文，教六年级算术，把我们和六年级合在一起上音乐课，一边弹琴一边唱歌。
郭辅洁，出生地主家庭，老家鸦鹊岭红土黄畈村。解放前鸦鹊岭小学毕业，解放时不到十八岁，很快成婚。由代课老师经沙市简师培训学习分到宋家嘴小学教书，后调回鸦鹊岭新场小学，再至梅店。成为一名公立教师，当时叫参加革命工作，与地主分子父母“划清界限”，与家庭决裂。原妻子本来出生贫农，但受老传统影响，不愿意抛弃家庭公婆，所以夫妻长时间不来往。1963年妻子来学校看他，他仅供饭，动员她回家。妻子偏偏不走，无可奈何，让出自己的小寝室给妻子，自己参加集体办公后，一个个去找老师找供销社店员借宿。而老师们有意成全，早串通一气，都不予接待。他们夫妻之事仅如此而已。妻子文化革命初期挨批斗，又戴上高帽并押着游大路，回家后自杀身亡。郭老师把自己的全部精力与工资供自己生活学习外，全部奉献给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全校的困难学生。
上五年级时，熟悉的同学又少了几个，新鲜的面孔多了四位。因为黄金堂初级小学（没有五六年级），来我们梅店完全小学四名学生，班上共二十多名同学。课本没有买回来，郭老师在黑板上抄写一首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的诗歌，记得开头一节：“棉温不如皮，糖甜不如蜜，爹娘恩情深，赶不上毛主席。”让我们抄写背诵。我认为抄写只是为了自己读背，不是上交的作业，和过去一样，写得比较潦草。他巡视到我的课桌旁，声色俱厉：“我恨不得给你撕了！怎么不工工整整地写字？”读书以来，第一次遭遇这么严厉的批评，我知道了郭老师的厉害，从此更加细心。字写工整了，他又表扬我。几次让我给家里打招呼，留我晚上刻写歌曲。刻写错了，他教我把刻写笔倒过来把错字磨磨，而后划火柴燃烧吹熄后去烤写错的字或者曲谱，在烤过的地方重新再刻。那时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兴大唱革命歌曲。有一本歌曲的书名就叫《革命歌曲大家唱》。歌曲刻好后，他拿滚筒印刷，每印一张，我翻一张。有一个周六晚，我在他寝室刻写完，让我休息，看见吴水若校长和新场小学校长余永光下象棋，赵乾远老师在旁观看。在当时鸦鹊岭所有小学中，应该算文化水平最高的几位吧。
语文课丰富有趣。新华书店巡回卖书，他动员我们买字典，他告诉我们查部首、查四角号码、查音序等方法，我们重新学拼音，本来有点基础，懂得它的意义，他用毛笔抄写一张拼音表，很快就学会了。除一般讲读以外，买来欧阳询楷书字帖，每周写几页大字。写字先讲怎么写，写什么位置，哪笔长，哪笔短，三点水是半圆形的，国家的国方框里是玉，要把四围封牢，右竖笔要比左竖笔长一些，这样才能封得紧紧的。经常出墙报，内容都是同学们自己的作文。毛笔抄写的张贴到教室外，各年级同学常常围着观看。我每期都参与抄写，也常有我的作文。后来知道，那些纸张笔墨都是郭老师自己掏钱买的。钢笔抄写的小墙报贴在教室内，谁的作文谁抄写。剪贴中国少年报上的好文章到野外举行朗读比赛，回校后写作文《太阳底下赛阅读》。中国少年报原来每期都有“小虎子”的组画，剪贴成册送给低年级。开展背书比赛。学生名字写在最下边一行，左边是课文名，每背诵一篇，就用红毛笔画一个箭头。读五年级时我仍然早晚放牛，早自习到校比大多数同学晚。一个早自习要求背诵《飞夺泸定桥》，我进教室有些晚，郭老师说，一些同学已经背了。我早晨在山上已经背得滚瓜乱熟，到学校的路上又背了一遍，在座位上放下书包拿出课本交给老师就背，没有让老师提示一个字词。
读五年级时，正是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时，简称“社教”，又称为“四清运动”（清理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其中一个阶段，叫忆苦思甜。让每家每户都诉旧社会的苦楚，讲新社会的幸福。由社教工作队员、生产队长或者贫下中农组长到家庭召开。学校也是密切配合，要求人人写家史。
我自然参加了那次工作队员、队长到我家火垅里围坐听父亲讲家史。学校布置任务后，我买了一张白纸，裁成16开，折叠而成32开本，我让父亲每天晚上给我慢慢讲，我尽快地记。那种白纸只适合书写一面，一面光滑，一面粗糙，纸薄，笔尖容易划破。一本写完了，他还没有讲完。我又买来一张，用针线和先前一本缝载到一起，继续写。交家史三天后，发下来，看见郭老师纠正了几个错别字，吴水若校长加了三个小标题，“在太爷爷的年代里”“爷爷的一生”“父亲的青少年时代”。最后一段文字也是校长写的，记得最后希望我永久保存。
不久，郭老师交给我一个16开大作文本，让我用毛笔把家史誊写在上边。第二天下午新场小学六年级到我们学校六年级访问学习，我带着作文本参加了，其中有一项让我读家史。前几年遇到县二中高我一级的新场同学，她还对我读家史的陈年老事表示赞佩。那本家史郭老师留在了学校，文化革命期间，学校领导几经变动，我的家史不知所踪。家里钢笔抄写的一本，一直保存到我读大学三年级。我们家的寝室在堂屋左后侧內间，房屋后土坎有一米来高，屋内春夏很潮湿，纸张粘连，生了小虫子，加之小孩生病，经济异常紧张，用钱要紧，我妻子一把送到梅店废品收购站，变换成两块零一毛多现钱，以解燃眉之急。暑假回家，已无法挽回，还能说什么呢？只是家史和读中师以来我画的几张铅笔画，还有几本书，心中很有些不舍。
六年级时我们班同学又少了两名，共21个同学。语数两主要学科郭老师一人全包。他还有一些社会工作。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很辛苦的。记得他两次托我买补脑汁。当时石桥公社卫生所就是先前我们生产队的公共食堂。六年级算术从1959年起一直由他教，课程是熟悉的；教五六年级语文，至少调梅店小学以来，他是第一次。先前他抽不出身，因为吴校长来学校之前，他从1960年秋季起，实际担任校长工作，哪能还教一个班的语文呢？我的教学经历，还有与其他老师的交流，我相信，语文教学是最辛苦的，备课用时多，改作文用时多。仅仅想要命出一个新的有意思的作文题，往往要很多时间的积累和思考。而且，六年级作文的频次多，也可能与语文考试只考作文有关吧。那时不像当今学校成规模，一个年级几个班，同一学科同一级有几位老师，老师们还可研究研究，或者分工合作。如此一想，郭老师的工作负担是多么重！但是他始终严肃认真，每篇作文，他都用毛笔精心圈画，修改，眉批，篇末总评，最后打分。
我在自觉性还不是很强的年龄段五六年级提高比较大，不仅仅是因为他教学能力强，更重要的是他的严格要求，他严肃的工作态度，他的勇于创造、精益求精的精神。总之，他的人格魅力吸引学生，感染学生，鞭策学生。
六年级时我被委任少年先锋队大队长。也没做多少事，学校重要节庆活动读一读讲话稿，或者宣读重要活动仪程。有一项是天天要做的，就是课间操喊口令并领操。看起来是小事，但要经过一段时间锻炼，还要有悟性，才能做好。有一次课间操因为我急着做完，喊口令比较快，自己的动作也还能做到位，但很多学生借此稍稍动一动，弯腰也只做做样子。结束以后，郭教师要求全体学生再做一遍，他亲自喊口令。我很羞愧，也让我懂得，哪怕是小事，也要认真对待，不论是个人还是群体，都马虎不得。
1965年春节前，郭老师带领我们一班学生给学校周边军属送春联，读春联。还布置同学们回家写春联。春节后，带领我们到七堰冲一队访问学习，让石桥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梅德会给我们做“讲用（当时流行语，讲活学活用的简称）”报告。最后郭老师让我读他创作的署名梅店小学六年级的赞美诗。至今还记得，每四句一节，每节后边两个四字短语概括一节内容，有一节的末尾是“能文能武，又红又专”。
1965年越南战争打得紧张，美国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中国全力支援。郭老师向我们介绍相关战况，教我们唱大约是《越南人民打得好》的歌曲，开头是“打得狠，打得好，打得准来打得妙，打得那美国飞机冒了烟啦，噼里啪啦一架一架噼里啪啦一架一架往下掉……”，写有关抗美援越的作文，办歌颂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专刊。不曾想到，我们小学升初中的语文考试仅一篇作文，题目便是《给南越人民解放军的一封信》。
梅店小学毕业班一直是在我们向往的宜昌县二中（后多次更名，五七高中，鸦鹊岭高中，今名鸦鹊岭初中）考场考试的，环境陌生，但看见作文题目以后心头有些喜悦，并不过分紧张。因为我们曾经写过一篇《给越南人民的一封信》，其内容我是记得一些的，当然完全照搬肯定与题目不符，我根据题目做了很多的新创。草稿写好后看过一遍，因为不紧张，所以抄写仍可用吴校长所教的仿宋字，自己也比较满意。算术考试，前边的题目做得准确规范，有把握拿全分；最后一道应用题比较复杂，没有十足的把握。
那时初中招生不多，二中一个年级仅三个班，录取学生囊括整个鸦鹊岭区，土门区（包括虎牙公社、花艳公社，即今宜昌东站一带）、枝江和当阳靠近鸦鹊岭的部分村镇，如太和场瑶华等地。我们小学毕业时每个公社一般是两三所完全小学。我能不能上初中呢？暑假中常挂念心间。
听说录取通知书来了，我到学校去领，知道我们一共录取7名同学。参加考试时20名，这应该说是很不错的升学率。这一点到二中以后才知。郭老师并没有讲。他送给我一本《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嘱咐我到中学以后好好学习。我则希望他送一张他的照相。他在写字板下取出一张登记照，我把相片和录取通知书一并放在书中，用一张旧报纸包裹好，带回家中。而后再精心包装，那是神圣领袖的著作，是我尊敬的老师送我的宝贝，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认认真真地把《选读》全部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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