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6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发表题为《付秀莹：在芳村〈陌上〉，把故乡〈野望〉》的报道。
付秀莹是一位“晚熟”的作家。
2009年，33岁的她凭借短篇小说《爱情到处流传》第一次叩开文学大门，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进入写作“井喷期”，创作了大量中短篇小说，成为各类文学奖项的常客。2016年至今，她在长篇小说上不断发力，接连出版了《陌上》《他乡》《野望》。
她的长篇处女作《陌上》回归了中国文学“风俗画”的传统，小村庄里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被事无巨细地镶嵌在小说的边边角角。以现实故乡为原型的“芳村”，也从此在文学史上留下姓名。
而在带有部分自传色彩的小说《他乡》中，她塑造了一位走出“芳村”来到城市的知识女性。主人公翟小梨一路打拼，经历种种际遇，最终达成了自我和解。有评论家认为，《他乡》以独特的女性叙事视角，写出了“一卷当代女性二十年的奋斗史”。
故乡是文学的富矿。尽管早已走出故乡多年，付秀莹却始终不肯在精神上离开“芳村”。她说：“我不担心在一个小地方不断深入地挖掘，就无法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恰恰相反，有时候小的就是广阔的。”
为何“晚熟”的付秀莹能后发制人？答案显而易见。不同于外表的文静纤弱，谈论起写作，付秀莹随时随地能爆发出巨大的热情和能量：“我热爱这样热气腾腾的人间，保持写作蓬勃的激情，我一直想写，坐下就能写，并且陶醉其中。”
“满心满眼、纸上笔端，都是沸腾的乡村大地，是明月星辰下沸腾的人群，是生生不息的生活长河里的浪花飞溅。”在近期发表的一篇创作谈中，付秀莹满怀热情地写道。
付秀莹在“大家悦读课”节目录制现场。
小说家要很“事儿”，才能写出烟火人生
草地：十几年来，您用不同体量、不同角度反复书写“芳村”。您现实中的故乡和“芳村”之间是什么关系？
付秀莹：我的故乡和“芳村”是实物和影子的关系，小说是在现实基础上进行艺术想象和加工。每次回到故乡，迎面走来的可能是你笔下的人物，这种感觉对作家来说是非常奇特和复杂的，但也非常有魅力——我“创造”了这个人物，并且丰富了他，在纸上、在文学世界里给了他生命，从此他有了另外一个声音。这种感觉非常奇特，我也很迷恋这种感觉。
草地：有没有想过有一天走出芳村，去书写更大的世界？
付秀莹：当我写好了中国北方这个小小的村庄，可能我就写好了中国，而中国的就是世界的。什么是更大的世界？文学就是人学。文学的世界广阔、丰富、浩瀚，体现在哪里？在人的内心。无论写村庄还是写城市、写中国还是写世界，最终都是在写人心、写人性。我不担心在一个小地方不断深入地挖掘，就无法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恰恰相反，有时候小的就是广阔的。作家要及时准确地捕捉、书写人内心的变化，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是相互映照的。
草地：您的作品中也出现过很多北京地标，甚至还有一篇专门写北京地铁的短篇《在地铁上》，让人特别感同身受。在您看来，小说家应该用怎样的方式去切入现实生活？
付秀莹：这是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作为小说家，需要对生活有锐利的感受力。很多人天天坐地铁，但未必去写小说；有的人可能感受到，但未必能够表达出来。小说家要善于发现人们习焉不察的细节——人人心中有，可能人人笔下无。你忽然发现作者的笔，触动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部分，拨动你的心弦，就突然有了巨大的轰鸣感，有时华丽辉煌，有时缠绵柔情、悄声低吟，这就是共鸣。
小说家需要用睿智的眼光去观察，需要有强大的感受力，而且对生活要保持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好奇心。小说家很“事儿”，世俗生活中的各种乐趣都喜欢去享受、去探险。有这种特质或前提，你才有可能去写烟火人生。
为“芳村”立传
草地：写乡土和写城市，哪个更有难度？
付秀莹：乡土是我内心最疼痛、最牵挂、最深情的部分，肯定是终生都会书写的。一个乡村来的孩子进入都市，是不断撕裂、不断愈合成长、不断磨砺碰撞的过程。而作家重新书写乡村，用现在的眼光去回望那片土地，又是一重撕裂和碰撞。写乡土痛苦又艰难，也充满欢欣，可以说是悲欣交集。
而按物理时长算，我在城市待的时间超过了在农村的时光，城市生活是我的现在进行时，是耳鬓厮磨的日常。我们说审美是需要距离的，身在此中，反而看不清、看不透。需要距离的暌隔和时间的沉淀，再用艺术的手法去处理它。所以书写城市生活也有难度。总之，写作是个艰难的事。
草地：《陌上》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前您已经积累了大量中短篇小说，为何想到用长篇的形式回望故乡？
付秀莹：我发现中短篇不能容纳我对生活、对人生、对乡土的理解，需要一个长篇来展开。那时我经常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生活和变化，特别想写写那里的人们，写他们的所思所想、喜怒哀乐。同时也有一个小小的野心，想要为我的村庄立传。写生我养我的故乡——用贾平凹老师的话说，那是“血地”，我跟它血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所以有了《陌上》。
草地：《陌上》之后，您紧接着写了《他乡》。二者相比，在创作上有哪些突破？
付秀莹：《他乡》一出来，很多人忽然发现，这不是他们熟悉的写乡土的付秀莹了。《他乡》让读者感到“不适”，因为写城市，语言是抒情的、哀痛的，带着成长中的撕裂碰撞。很多评论家都觉得《他乡》是我的转型之作，但是我深知它不是。有人认为我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就是《他乡》，写出了“一代人灵魂的深度”。对我而言，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有的长得瘦弱一点、丑一点，但我依然爱它。《陌上》和《他乡》都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我想在日后的写作中不断地去深化、提升它。
草地：《他乡》的主人公翟小梨，和您一样通过读书从乡村走向城市，不断面对各式各样的境遇和人生选择。《他乡》出版后，翟小梨被认为是现代知识女性的代表，是否因为她展现了大部分知识女性面临的共同问题？
付秀莹：这一代知识女性，包括我自己，面临的肯定是事业和家庭怎样平衡的问题，二者都是你的战场。翟小梨最终选择了回归家庭，有些读者认为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妥协。我觉得不是。翟小梨觉得命运在向她暗示，生活在给她使脸色，我不能视而不见。她的回归是对内心的回应，是必然选择。她努力摆脱性别对自身的束缚，寻求更大的发展，我觉得这也是大多数女性面临的挑战。
草地：像翟小梨这样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物形象，似乎比较密集地出现在“70后”作家笔下。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付秀莹：离开故乡去外地求学，是我们这代人曾经经历或者不断经历的，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珍贵的场景藏在心间。我们大多通过读书、求学，从故乡走向外面的世界。为什么这代人不断地、密集地去写成长之路？因为这是我们的来处和去处，是一条艰难曲折、终生难忘的奋斗之路。所以作家一旦有机会，会不断地去追忆、去表达、去呈现。我写作《他乡》，也是对时代变化的见证、回应和致敬。
痛饮生活的泉水，流淌在作品中
草地：您刚刚出版了长篇小说《野望》，这部书接续了《陌上》的故事。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继续书写芳村故事？
付秀莹：《野望》写的是乡村在时代巨变中展现的新风貌，它和《陌上》是姊妹篇，《陌上》里的翠苔到《野望》里做了女主角。《陌上》是散点透视，《野望》则聚焦一户人家的生活，以小见大。具体而言，和读者一样，我特别关心《陌上》里出现的人物，他们后来有哪些新变化；从宏大一些的角度考虑，我也想写出新时代、新乡村、新风貌。
草地：您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付秀莹：大量田野调查、实地采访。小说中很多人物的语言都是原话，甚至有的名字是原名。写到村里那些标语，都是我用手机拍下来的，非常鲜活。除了这些，还要做一些案头工作。
我每次回老家，都在村里转来转去，推门就进，到处跟人聊天。这种聊天是渗透式的，他们会跟你讲家务事、儿女情，算经济账，聊婚丧嫁娶、人情往来，这些“根根杈杈”让我受益匪浅。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像一棵大树，你不仅要看到叶子，还要看到埋得很深的根部——伦理、情感、道德观念、价值判断，然后通过你的语言去结构和表达。写作《野望》，我感到自己是大口痛饮着生活的泉水，觉得特别甘甜，马上可以汩汩流淌在作品中。
草地：有人认为您是“荷花淀派”传人，也有人说您的文风继承自沈从文、汪曾祺，您怎么看待这一评价？
付秀莹：很多人认为我受了沈从文、汪曾祺的影响，也有人认为我作为河北人，肯定受到孙犁“荷花淀派”的影响，我没法辩解，只能在文字里“抗争”。不瞒你说，我是回过头来，才把他们的作品全部找来看的。我忽然意识到，作为个体的写作者，我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传统。根脉就在那，你再怎么长，还是在这一文脉之中，不可能置身其外。
草地：从《陌上》到《他乡》，您的语言风格变化显著。如何确定一部小说的写作风格？
付秀莹：每一部小说都有不同的叙述语气，《陌上》是舒缓的，用密集的短句子，有安静、简洁的力量，相对比较克制，没有大量的抒情，跟乡村的气质相吻合；《他乡》则是比较抒情的，而且用了第一人称“我”，一定要把心掏出来给读者，大量的絮絮叨叨，有一种压迫感。这是叙事语气造成的叙事效果。这两部作品在叙事语气上是完全不同的，语言风格也是不一样的。
草地：“70后”作家在创作上有没有共性？
付秀莹：“70后”一直被认为是“被遮蔽的一代”“夹缝中挣扎的一代”，前有大山，后有追兵，聚光灯都在那些人身上。但我们这代人的好处就是不断坚持。现在大家的创作欲望、经验积累、审美能力都上了一个台阶，可以说身强力壮，处于创作的黄金时代，正是出作品的时候，更应当不断积累、不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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