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桃花源记》
这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笔下《桃花源记》的开头。东晋太元年间，一位武陵渔夫沿着溪边行走，穿过一望无际的桃花林，他来到一处未曾有外人踏足的地方——桃花源。
桃花源里，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人们的生活自然恬淡，「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一千多年后，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新再次「走入」桃花源，为我们铺开了桃花源历史研究的脉络，揭示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与视角。
《桃花源记》的故事以渔夫意外进入桃花源开场，以武陵太守和南阳高士刘子骥寻觅不得而终。一次是意外的发现，一次是有意识地寻找而未果，陶渊明用他疏淡的笔调告诉读者，桃花源是一处隐匿的仙境，只属于源内之人，外人若痴迷于寻找它的所在，只会陷入一团「迷障」。
因此，桃花源就成了一个文学史上的经典隐喻，一个梦境之在，一个世外之所。
到了后世，寻觅桃花源的「痴人」仍然存在。不同于亲身实践、一心想归隐于此的刘子骥，后人的寻找是「书屋怀想」式的，他们翻阅着手头的资料，想在字里行间找到几个问题的答案：桃花源究竟存在吗？如果存在的话，它在哪里？这里的人们遭遇了什么变故，才决心与世隔绝，隐居在此？
罗新老师提到，从历史现实的角度对桃花源进行研究的人，可以从宋代文豪苏轼说起。在《和桃源诗序》中，苏轼说「常意天地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天下间类似桃源的地方非常多，不只一处。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法家。
苏轼以南阳菊水河畔和蜀青城山的老人村作类比，认为桃花源与这两地的情形相似。他猜想，原本生活在这两个地方的人们，日常饮用可以延年益寿的泉水，所以寿命特别长。而到了近代，这些人逐渐在饮食中加入五味调料，吃的东西与寻常人无异，寿命也就跟着减少了。（「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和桃源诗序》）
至于为什么武陵太守找不到桃花源？苏轼解释到，当太守听说那个地方时，那里早已成为很多人争夺的地方，不复往日景象，所以太守找不到。（「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和桃源诗序》）
苏轼考证的方式比较粗率，他找到了两个相似桃源的例子，但是用吃了五味不能长寿做论据，显然不能使人信服，同时也未能指出桃花源具体所在。
但是，罗新老师指出，苏轼这种从现实中寻找桃花源的思路，给了几百年后的一位历史学者以启迪，他就是中古史研究大家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史学大家，著有《柳如是别传》《元白诗笺证稿》等。
罗新老师为我们介绍了陈寅恪先生发表于1936年的一篇文章——《桃花源记旁证》。
这篇文章明确指出《桃花源记》既是寓言之文，又是纪实之文，桃花源真的存在，但它不在南方的武陵，而在北方的弘农（弘农郡，在今天的三门峡一带）或上洛（今陕西省商洛市一带）。
这一结论的得出，经过了陈寅恪细微巧妙的论证。
首先结合史料，在汉末至十六国的历史记载中，曾有大批难民到北方坞堡躲避战乱，坞堡是人们于战乱中为自卫而建造的民间防卫性建筑。陈寅恪由此大胆猜想，桃花源会不会是一处坞堡难民点呢？
沿着坞堡这条线索，陈寅恪在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发现了相关记载。
▲《水经注校注》
作者：[北魏]郦道元
校注：陈桥驿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3年
《水经注》中引用了西晋末年的一位将领，戴延之所作《西征记》的一段材料。据记载，在追随刘裕西征长安时，戴延之曾经到过位于「洛水又东，径檀山南」的地方。他一路前行，穷览洛川，竟然找不到水的源头。《水经注》对这个地方的形容是：「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
如果继续在檀山这个地方搜寻，会发现它的西面有一个名为「桃原」的地方。
「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晋太康记曰：桃林在闅乡南谷中。」——《水经注》
陶渊明会不会在哪里听说了这些事情呢？陈寅恪先生以陶诗《赠羊长史诗》为例证，诗中序言说：「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这几句话证明陶渊明在刘裕西征的将领中有故识，他推论陶渊明由此间接或直接地知晓了戴延之的事迹，并以此为蓝本写下了桃花源这个地方。
「文史互证」是陈寅恪研究的重要方法，这一方法对当世或后世的历史学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唐长孺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罗新老师说，唐长孺接续了陈寅恪对桃花源的研究，但是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唐长孺（1911--1994），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专家，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等。
在陈寅恪的《桃花源记旁证》发表20年之后，唐长孺的《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问世。在开篇，他就明确反对将陶渊明所写的南方武陵安置到北方。他认为，历史研究者既然接受了《桃花源记》为史实记载这一前提，那么研究大可以以武陵的基点，寻找桃花源存在过的蛛丝马迹。武陵的位置，约相当于今天的湖南常德，湘西中北部地区。
唐长孺的考证基于一则至关重要的材料。南朝刘敬叔《異苑》记载：
「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蔚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
这个故事与《桃花源记》高度相似，只是主角从武陵渔人换成了武陵射鹿的蛮人。
在北宋《云笈七签》中的《神仙感遇传》里也有相类似的故事：
「蜀氏（民）遇晋氏饥，辈三五人挟木弓竹矢入白鹿山捕猎以自给。因值群鹿骇走，分路格之。一人见鹿入两崖间，才通人过，随而逐之。」
▲《云笈七签》
作者：[宋]张君房辑
出版社：齐鲁书社
出版时间：1988年
唐长孺先生由此联想，《桃花源记》所记载的故事，可能是蛮人故事的变体，这个故事先在荆、湘一带广泛传播，后来又流传到蜀地。
古代，于南方建立政权的统治者，总是会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劳动力不足，所以他们一旦建立政权，便采取策略征服少数民族。联系到西晋与东晋交替之际的乱局，唐长孺给出了一番解释，他认为，在桃花源居住的人是蛮民，他们躲避到此处是为了躲避统治者的压迫。
两位20世纪的史学大家，从短短300余字的《桃花源记》中找到了相近的研究方向，但由于他们的联想迥异，又各自结合了不同的史料，因而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两种结论呢？谁的答案更接近事实？
也许罗新老师的回答，会令我们豁然开朗。结论并不重要，寻找穿越历史迷障的思路，才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陈寅恪和唐长孺先生的研究思路，罗新都表示赞同，对于武陵究竟在南方还是北方的问题，他不想做过多的讨论，而希望从两位前辈的研究方案中，总结出历史研究的方法，看看他们为后世学者带来了什么。
在陈寅恪做研究的年代，坞堡的研究几乎为零，而对于今天的历史学者来说，坞堡已经成了基本常识，这得益于陈先生敏锐的问题意识和重大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再去争辩桃花源在不在弘农显得毫无意义，陈先生所做的是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思维方式，一种运用材料的方法。
陈寅恪先生是唐长孺敬重的前辈学者，但是唐长孺没有囿于前人之见，没有被陈先生的结论所局限，而选择了从南方蛮族生存的角度，看待桃花源问题，为历史研究拓展了视野方向。如果有一天史料证实，桃花源所居之民并非蛮族，唐长孺研究的价值也不会因此而逊色，因为他为此后的学者打开了南方少数民族问题研究的「洞天」。
在罗新看来，做历史研究可以像解读诗歌一样，「诗无达诂，史亦无达诂」，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总在于得出一个固定结论，而是为人们揭示新的历史图景，在这一点上陈、唐两位先生无疑都做到了。
罗新老师
这是从历史研究的长远性出发做出的评价，除此之外，好的研究者还能兼顾时代性。
每位历史研究者都有他所生存的时代，影响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往往是由所处时代引起的。
陈寅恪先生的论文发表在1936年，那时正值中日全面战争的前夕，「战乱下如何生存下去」成为国民最为关心的话题，他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对桃花源——这个被视作人们躲避战乱之所的研究，同时在思考的是我们如何应对战争。
唐长孺公布研究成果是在1956年，正是中国政府完成第一阶段的民族大识别（1950年-1954年）两年之后。在这次民族识别中，一共在中国境内确认了38个民族，从那时起，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便被一再宣扬。正是在民族平等的号召之下，唐长孺选择从少数民族的角度切入桃花源研究，发现了前人未能发现的问题。
两个时代，促生了两种问题意识。
在短短90分钟内，罗新老师带领我们越过了历史结论，深入历史学研究的内在场域，穿过「桃花源」迷障，发现前辈历史学者的精妙独到之处。
不汲汲于结论的正确性，专心体会论证过程的丰富、细腻与微妙，的确是一种看待历史研究的新态度。诚如他所言，「好的史学研究是一种艺术，一种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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