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是怎么死的（31岁的萧红在香港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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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贾冬婷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有着女性和穷人双重视角的女作家，萧红是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的，也因此被长期忽略。而作为一个女人，她与不同男人之间漂泊的感情经历也被人长久窥视。如香港作家小思所说，“她在那个时代，烽火漫天，居无定处，爱国爱人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她又是爱得极切的人，正因如此，她受伤也愈深。命中注定，她爱上的男人，都最懂伤她。我常常想，论文写不出萧红，还是写个爱情小说来得贴切。”

美国翻译家葛浩文也认为，萧红的情感和作品不可分割。他说，“萧红确是一位富有感情的人；她这些感情，在她生活上，固然是她的悲剧根源之一，但在她的文学作品中，竟是最具撼动力的一面。”

1930年，19岁的萧红第一次为自己的命运做出了选择，她逃离了家庭，逃离了婚姻，也逃离了既有的生活轨道。从此，“漂泊”成了她短暂人生戏剧的主题。

时光拉回到1930年夏天，萧红即将初中毕业——那个时代，女孩子能读到中学已属少见，于是，家人希望她像周围同龄女孩子一样，尽早把婚结了。

早在1925年，14岁的萧红在家里的安排下，与哈尔滨西郊顾乡屯的汪家定了亲。汪家是当地的一户地主，与张家也算门当户对。未婚夫汪恩甲，曾在小学做过代课教员。据见过他的萧红的长辈亲属回忆，汪恩甲个子挺高，长得也不错。虽然当时萧红还在读初一，但定亲的事情在同学中也比较普遍。萧红的中学同学徐淑娟回忆：“我们哈女中学生的未婚夫大都在哈工大、法大读书，按那时的社会风气，这叫天造地设、门当户对的金玉良缘。”两人交往期间，汪恩甲又报名进入法政大学的预科班读书，而且两人的关系起初似乎还不错，汪家经常派人去学校把萧红接到家里去过星期天或节假日。萧红的同学回忆，汪恩甲来过女中，“迺莹还给他织过毛衣”。

然而，萧红从小城呼兰进入华洋杂处的大都市哈尔滨，在哈尔滨东省特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求学三年后，其眼界和目标已经不同了。当时的东省特别区首届行政长官朱庆澜，就是“东特女一中”的创办人。他的办学理念十分现代，聘请了不少有理念、有见识的青年知识分子来教书。从萧红和同学们后来的回忆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些渴望新知识的少女们产生了终生难以磨灭的影响。这样一所学校，学费也不是一般人家承担得起的，萧红所在的班上，就有花旗银行买办的女儿、督办的女儿，还有缠过足又放足的大家闺秀。据萧红的一位同学回忆，萧红那时开始在校报上发表一些散文和诗，用了笔名“悄吟”，她解释，“悄悄地吟咏嘛”。另一方面，在读书期间，萧红参加过几次校外学生运动，也结识了不少新派的知识男性，其中多数是在北京读书的东北籍青年，他们启发了萧红到北京求学深造的愿望。她慢慢感知到与以往不同的一个未知世界的魅力，那个世界也许并不明朗，但充满诱惑。

于是，1930年的夏天，萧红逃婚去了北平，做了“出走的娜拉”。萧红和她们当时已经在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鲁迅《伤逝》一类作品了，她们也都怂恿她出走。

关于萧红第一次去北京的情形，后来也有很多说法。在萧红生命最后阶段朝夕陪伴于左右的骆宾基，1946年出版了一本《萧红小传》。书中所写，萧红提到她当年出走的勇气，来自于一位“李姓青年”——一个“豪气而充满蓬勃的生命力的人物”，“那个青年在爱慕她，也是当时她所感到的”。据《萧红小传》，也是这个“李姓青年”带她到的北京，她当时似乎还做着与“李姓青年”未来的梦，甚至把自己当成他未来的妻子。可是等她到了北京李姓青年的家，发现一位抱着孩子的妇人时，才知道真实的状况。

就像那道“易卜生难题”——娜拉出走是容易的，但是，她走后怎样？鲁迅曾对此做过一个著名的演讲，说娜拉的面前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寒冷、饥饿和穷困中的萧红也注定逃不脱这样的命运，她回来了。回到家的萧红立即被家里软禁起来，她再一次找机会逃到哈尔滨，但这一次，她彻底与家庭决裂了，跨出了独立生活的第一步。

与家庭决裂的萧红在哈尔滨贫困交加，曾和父亲张廷举在街头相遇，但双方冷眼相对而过。很多资料都证实，萧红在哈尔滨流浪的时候，实在饥冻难耐，便到哈尔滨的亲姑姑家求援。可当他们打开门一看是萧红时，就立即关上门，把她拒绝在寒天冻地的街头。

后来，萧红还是以另一种方式向现实低了头。在走投无路下，萧红又与汪恩甲联系上，住在东兴顺旅馆同居。现在仍保留的东兴顺旅馆位于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是一座俄式建筑，在当时应算得上是一家有档次的旅馆。“九一八”以后，商客锐减，住宿业很不景气，加之汪家与张家在当地都算是有一定名望的家族，这样萧红和汪恩甲才有可能以赊账的形式住进来。住了半年多时间，他们欠下食宿费达400多块钱。

▲萧红与汪恩甲同居的东兴顺旅馆

有一天汪恩甲说要回家取钱，离开了东兴顺。最初，已经怀孕的萧红还天真地盼望着他再次出现，可是一直不见他踪影。一个多月后，萧红渐渐绝望，而旅馆老板也失去耐心，把她换到走廊尽头装杂物的黑屋子，严加看管。

汪恩甲从此背上了“始乱终弃”、“欺骗感情”的千古骂名，从此消失于各种记载中，其下落至今仍是个谜。也有人说，在那个日本人占领的混乱年代，汪恩甲不幸遇害。不过，耐人寻味的是，骆宾基回忆：“萧红与作者在最后的44天相处中，却只字未提到汪某其人。”而萧红的所有文字中，也没有对这个男人有过一次指责，甚至，她或许对汪恩甲还是有感情的。对萧红来说，这一次她曾经打算向命运妥协，回到旧有的轨道上，可是最终却被狠狠地抛进一个黑暗的深渊里。

失去人身自由且怀有身孕的萧红，闲暇时只好找些旧报纸来打发时光。有一天，走投无路的萧红写了一封信，寄给了哈尔滨一份名为《国际协报》的报社。《国际协报》是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副刊编辑裴馨园经常以“老斐”的笔名发表文章。6月的一天，老斐收到一封署名为“张迺莹”的读者来信，信中述说她是一名流亡学生，现在遭遇困境，因为欠了几百元的债还不了，被软禁在道外东兴顺旅馆里，旅馆老板想把她卖到妓院里云云。老斐坐不住了，他先是带人去东兴顺探望了这位女学生，回来后，他又和朋友们讨论怎么救这位女学生。

这群青年人中，有一位刚到哈尔滨不久的25岁青年刘鸿霖，他后来的笔名是我们所熟悉的“萧军”。这一年，萧军为《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一次，老斐委托萧军跑一趟，给求救的萧红送几本文学书。于是，萧军在一个接近黄昏的时刻，来到了东兴顺旅馆。这是1932年7月13日，萧军后来用文字很详细记述了他们第一面的情况：房间里霉气冲鼻，当时被软禁在小旅馆里的萧红惊恐不安，面色苍白，而且看上去不久就要临产了。萧军本来要送完几本书就走的，直到他“无意间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上面的画和字，以及旁边萧红随手写的小诗把他吸引住了。

若干年后，萧军坦率地跟女儿萧耘谈起了这段感情。萧军把两人的相识归结为“偶然”，诸多的偶然中，最重要的偶然便是读了这首诗：“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姑娘啊，春天到了。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就是这一首小诗，让眼前落魄的萧红成了他眼里“最美丽的女人”，他决定“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来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这年8月的哈尔滨，雨水格外多。8日夜间，松花江大堤全线溃决，洪水肆无忌惮地涌入哈尔滨市区。道外十几条街道水高四尺，成了可以行船的人工运河。人们纷纷逃难。东兴顺旅馆也一片狼藉。旅馆老板忙于逃命，自然无暇顾及这个欠下巨额费用的女人了。

萧红等不及老斐他们要趁乱来营救的安排，挺着大肚子，从窗台跨了出去，上了一艘救济船，最后找到了萧军临时借住的老斐的家。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说：或许倾覆了一个城池只为成就一个人的爱情。萧军与萧红的爱情故事，也有几分类似的味道。松花江的一场大水，淹没了一个城市，却成就了萧红、萧军的恋情。

▲萧红与萧军

从东兴顺旅馆逃出来的萧红，在裴家客厅里安置下来。1932年8月底，萧红在市立医院的三等产妇室生下了一个女孩儿。这个小生命注定是不被欢迎的，她很快被送给道里公园看门的老头。在别人家住久了，裴家开始对萧红有了意见，1932年11月，萧红拖着产后孱弱的身体，与萧军住进俄国人开的欧罗巴旅馆顶层的一间狭小房屋，后来又搬到道里中央大街西侧的商市街25号，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勉强度日。萧红后来在《商市街》中，不厌其烦地记下来这些时光，有共患难的快乐。“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

▲哈尔滨中央大街（黄宇摄）

二萧在哈尔滨的这段日子，像是普契尼《波西米亚人》里那群流浪艺术家一样，贫苦、快乐。他们有时去游泳，有时去划船，有时去溜冰……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杨范后来回忆，有一次在白俄很多的中国大街上，她见到了二萧。“萧军脖子上系了个黑蝴蝶结，手里拿了个三角琴，边走边弹，萧红穿着花短褂，下着一条女中学生通常穿的黑裙子，脚上却蹬了双萧军的尖头皮鞋，看上去特别引人注目。他们边走边唱，就像流浪艺人一样。”

30年代的哈尔滨，有着日本统治、俄化社会、中国土地的背景，也让萧红受到有形无形的压迫。可以说，这也是萧红对自己、对世界最迷惑的阶段，身份未明，位置未定。而“九一八”是一个契机，给东北造成了苦难，改变了东北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一些作家的命运。后来形成了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东北作家群”，就是因为他们在东北亲眼目睹了灾难，亲身感受到做亡国奴的痛苦，在哈尔滨或者沈阳起步，到了以鲁迅为中心的上海发表了相关题材的作品，使内地的人知道了东北的生活。

萧红和萧军是“东北作家群”的典型代表。在哈尔滨，因为和一些热爱文学的青年接触，萧红在文学上的能力得到挖掘，她开始在报纸发表文章，这对当时在写作上还缺乏自信的萧红是个极大鼓舞。1933年底，在舒群等友人的帮助下，她和萧军共同出版了《跋涉》，初露锋芒。

不久，带有强烈现实主义色彩的《跋涉》被查禁。他们在哈尔滨的朋友、中共党员舒群“与组织恢复关系”，落户青岛，向二萧发出邀请。1934年6月11日，萧红与萧军去往青岛。这一次告别，萧红再也没能踏上自己故乡的这片黑土地。

二萧到青岛后，在山顶上住的一幢公寓，可透过窗子观赏两边海洋的景色，到报社走路只要一刻钟。此段生活比在哈尔滨悠闲得多，乐观的气氛逐渐取代了昔日沮丧的情绪。美国学者葛浩文写道：““比较起来，萧红只有在青岛的短短五六个月中享受到了一点人生乐趣。”这句话令人心酸，也是实情。也就是在青岛这段短暂的安宁，萧红在操持家务之余，写了她第一部小说《麦场》——即后来在胡风的建议下改成的《生死场》：“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这一年她仅仅23岁。

在青岛的安定是短暂的。不久，舒群与其爱人先后被捕，报社也停办。两人不得不寻找下一个漂泊处。在朋友建议下，1934年10月初，像当时很多崇拜大师的文学青年一样，萧军也试着写了封信给鲁迅。比其他文学青年运气好的是，这样一个几乎是冒昩的举动，竟然打动了鲁迅先生。10月9日，他们就收到鲁迅的回信，继而和朋友们陷入到一片狂喜中。信里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能倒背如流，正如萧军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里所说，这一封信于他们有如“一纸护身符录”似的意义。

1934年11月2日，萧红、萧军与梅林一行三人到达上海，租住在拉都路北端杂货店二楼的亭子间里。在萧军的不断要求下，11月30日，萧军、萧红在北四川路的一咖啡室内，第一次见到了鲁迅与许广平。许广平后来回忆萧红：“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

第一次见面后，鲁迅先生开始对这两个年轻人显示出接纳态度。也因为鲁迅的提携，萧军与萧红的作品陆续发表在各种刊物上。1935年月12月，萧红的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这是她以“萧红”为笔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 萧红也因此一举成名。鲁迅为之作序，赞其“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但也有分辨，指出“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他后来在回答斯诺访问时，还提到了萧红，认为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

▲萧红与许广平（右）

随着与鲁迅一家交往的增多，他们的家搬得离鲁迅越来越近。1936年，索性搬到了鲁迅在大陆新村居所附近的北四川路。萧红自己说，从那时起，一连好几个月“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萧红几乎成了鲁迅家人一样，而根本不是客人。在文坛上，二萧与鲁迅“同仇敌忾”，也深得鲁迅的信任——当时谁都没有意识到，鲁迅先生此时已是生命的最后阶段。

为什么鲁迅和这两个贸然投奔的青年走得这么近？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分析，有几个原因。“首先是鲁迅对于青年的态度，总是做着‘愿英俊出于中国’的梦。他对从沦陷区来的遭难的人，第一时间先有一个同情的反应。所以萧军、萧红写信向鲁迅求援的时候，鲁迅的反应是很积极的。作为东北人的二萧，是特别愿意把心掏出来给你的那种，这跟南方青年那种书生气甚至有点矫揉造作是不一样的。鲁迅就喜欢这种坦诚的，他说哪怕你是魑魅魍魉，也把自己的灵魂露出来好。还有一个原因当然是二萧本身的才气，他们展露出写作上的才能。

▲鲁迅博物馆馆长王锡荣（黄宇摄）

萧红说：“只有鲁迅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鲁迅去世后，萧红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回忆鲁迅先生》，写了两人交往的很多细节。萧红这篇文章当时遭到萧军的嘲笑，在他看来，这篇文字过于平淡和琐碎，和鲁迅先生的伟大不相称。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证明，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所有回忆鲁迅文字中最感人的。比如开头即是这样的鲜活：“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在祖父带走了童年的“温暖”和“爱”之后，萧红又在鲁迅先生这里找回了。她在鲁迅身上找到了她多年寻求的梦想特质——睿智和热忱，这是一个理想父亲的典型，鲁迅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这个角色。

在萧红31岁即将病逝香港时，她不要求埋葬在任何一个和她相爱过的男人身边，也不要求回到家乡，唯愿葬在鲁迅先生坟墓旁。她说：“死后要葬在鲁迅先生墓旁，现在办不到，将来要为我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