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底，三岛由纪夫从横滨搭船，开始了他环游世界的旅程。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直面“真正”西方文明之美的冲击，途中种种见闻，没有让他得到那个多年来苦苦追寻的答案，反而让他感到无比焦虑，为此写下生平最唯美的青春故事《潮骚》，以慰己心。
无独有偶，1934年，正是人生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沈从文，回到故乡，夹在个人意气顶峰与亲人病重痛苦间，踟蹰不定时，家乡的风土景色给他别样的感受，信念一动，就有了享誉日久的《边城》。
最奇妙的是，两者都被各国读者相互辉映，《潮骚》像日本版的《边城》，而《边城》就像中国版的《潮骚》。
之所以有如此一说，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两人所讲的故事，除了使用的语言不同，结局各异之外，内容一致的程度几乎可达90%，概括一番，不过是一女二男在船上的青春爱恋故事。
中、日文化向左走向右走：同一个故事，两种结局
当一个终日骄傲“身份”而总是带着睥睨之心的“贵族”后代，终于有一天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时，心怀的绝不会是谦卑的“学习”，而是一种试图寻找文化优越感，亦或认同感的渴望。
于是当年轻的三岛由纪夫开始踏上通往西方文之路的时候，他是或许是骄傲，可是等待他的却是一种时降维打击一般的绝望。
那种在他看来或许是世界文明之美的极致，居然不存在于日本，而是在这里时，那种深深的焦虑，无处发泄之余，只能以笔为矛，去创造一个远离满目疮痍现实之外，极致理想化的“世外桃源”——歌岛，去承载那不属于人间的“唯美”。
沈从文提笔创造“桃花源”茶峒时也一样，此时的他于国人来说，正是人生最美不过“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事业已达巅峰，又娶得“只愿做她的奴隶。”的心爱张兆和，何其得意。
却不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他匆匆回乡，原以为回家的自己会在极致得意，与黯然失亲之间撕扯，当踏上家乡的土地时才发现，那个记忆中的故乡，与此时的他来说，才是一种直达心灵深处的震撼慰藉。
于是，两个殊途同归的“桃源”变成了一个“相同”的故事：
《边城》一女二男的“船”，是年轻的贫穷摆渡人孙女翠翠，遇上“船总”的两个儿子时，一场属于年华中最美好而短暂青春的纯爱，拉开序幕。
而《潮骚》一女二男的“船”，是富地主之女宫田初江，与两名穷渔夫邂逅，开始了一场“自然而和平”的青春纯爱。
只不过最后的结局迥异，在《边城》的故事里，因为大哥主动退出意外死亡，翠翠也失去了爷爷，于是结局走向中国文化里必然，从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爱是两个人的事，而嫁娶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得不到祝福（死亡的阴霾与忌讳）的两人只能遗憾分离。
反而在《潮骚》的故事里，三岛由纪夫试图以此极致的“唯美”，慰藉己心，于是打破日本文化的桎梏，让身份在“歌岛桃源”消失，于是富家小姐与穷渔夫终成眷属。
其实两位作者都试图用“这个”故事去创造与呈现一种，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总会有一片“世外桃源”存在，在那里，人性中最美好的唯美良善会得以极尽展现。
结局的遗憾与圆满，只不过沈从文最终屈服与现实，而三岛由纪夫试图保有希望罢了。
在“船”上：山城有“意外”，大海是“人为”
或许是因为对当时的两人来说，外部的世界都太过疮痍：
一个面对冲击，急于用自己最有力的“武器”证明什么；
一个面对两难，想用自己最擅长的“笔杆”慰藉什么。
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把心中向往的“桃源”放在一个小而封闭的“净地”，还要一个可以不为外部动摇，人力可控制的空间——“船”，好以承载理想中的极致唯美。
而正是因为地理自然的迥异，于是在《边城》的故事里，这段一女二男的青春纯爱的发展，更多的“阻碍”（误会），也因为山城的“小船”的受限，而充满着无力的“意外”。
大哥不知二弟也爱翠翠，先提了亲，而打动翠翠的却是替老大而来，老二的歌声，至于后来爷爷误会了孙女心有所属是老大，到老大知难而退却意外去世，爷爷也因此意外死亡的一系列“意外”。
其实说到底都是一种归结为“命运”的，人力无论如何都不能及，只能“顺其自然”的无奈，于是沈从文在故事里会无限感慨：
“大家皆在城头上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的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临时相似。”
而在《潮骚》里，可以在大海遨游的“船”，本身就坚信“人定胜天”才能以此为生，于是在“歌岛”上，三岛由纪夫在一开始就刻意“抹去”了两者身份上的鸿沟。
于是很自然，即使相爱的两个人，不管经历什么——被传流言蜚语也好，被禁止通信，阻止见面也罢，自始至终，两人都会勇敢抗争，甚至以此打动因为嫉妒而蓄意破坏的安夫主动退出，最后自然结局圆满。
说到底，在此时急于“证明”的三岛由纪夫看来，人的命运不管如何，都应该可以自己勇敢争取的，即使身在“桃源”，也需要自己去争取。
于是在故事里，他说：
“年轻人竟带着一种奇妙的感动，遥望着一艘从海平面上晚霞前，越过的白色巨轮的影子。世界竟以迄今他从未想过的无限宽广，从遥远的天边逼将过来。
这个未知的世界样貌，宛如轰雷......”
所以即使故事一样，想要得到的“极致之美”也一样，但因为两位本身所处的文化背景的迥异，最终，故事的结局也走向两边。
向左走，是日本文化里，始终被局限，永远试图冲破桎梏而为之向往的勇气尝试。
向右走，是中国文化里，地大物博却迷茫到不知所措，还是希望在“古老限制”里找到一丝希望，却败给现实而保有的一点微光。
沈公作“历史长河”VS三岛信“人文创史”
1934年与1951年，相隔不到二十年，却仿佛不是一个时代。
此时的中国正在承受伤害，但慢慢走向来之不易的胜利；
而此时的日本却痛不欲生，正狠狠品尝着失败者的无限苦涩。
那为何两人却殊途同归都写出这样一个高度相似的“俗套”故事？
我想，或许是因为“文人的共鸣”吧，身处那个时代的文人，总有一种一生所学只为国的责任感，即使人微言轻，直到只凭借自己的微弱力量，不会改变社会现状，但那份责任感告诉他们的心，必须去做些什么。
于是两位都用自己最擅长且最强有力的“武器”——笔杆，去捍卫自己所珍视的东西，比如想为自己的国家，社会找到一条可以更好发展的路。
“美”，一种极致、纯粹而自然的唯美，是他们给“世界”的礼物（希望），也是他们殊途同归的“发声”。
对于秉持“长河历史观”的沈从文来说，《边城》的故事想给出的“礼物”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无为”。
不管是一步一景无限美好的“桃源”茶峒，还是身在其中唯美良善的翠翠，品德正直的两兄弟，温情的爷爷等人，他们都是这条“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在其中的沉浮都是无法抗争，要做的就是“平静”接受自然命运。
而对于一生都以“贵族”为骄傲的三岛由纪夫来说，这一生他只在此时略微“软弱”，他用笔下最柔软的《潮骚》，给出一份最理想的“礼物”。
于是他极尽刻意地“安排”这个故事的所有，只为让结局走向最理想的“圆满”，这既是对“命运”的人定胜天希望，还是一种深藏在他内心一生试图对抗“宿命”之虚无的终极“唯美”向往。
最后：
于此时的我而言，会更欣赏《潮骚》，即使它人为痕迹过分“匠气”。
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所透露出来的抗争精神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命运的不可捉摸已然很让人难受与迷茫，如果连有掌握自己命运的勇气都没有的话，那么是否人活一世，太过苟且？
但《边城》的字里行间的自然之美也是不可忽视的。
庆幸，两者兼得，也推荐大家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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