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蒙边界纠纷

作者:郭峰 ;来自:老郭说史

自古以来,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王庭就没有明显边界。说“北控大漠、西抵流沙”,是大概范围,不像现在,精确到寸,“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中原王朝强盛了,勒石燕然,北怯匈奴700里,都到蒙古国了;中原民族衰弱了,以秦岭淮河为界,也没脾气。

其实,长城是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的天然界线。长城正好建在400毫米降水线上,不偏不依,正好400毫米。

400毫米降水线是什么概念呢?

往南,降水大于400毫米,可种庄稼,是农业区。往北,降水小于400毫米,庄稼种不活,只能放牧。400毫米降水线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分界线。

明朝修长城,也不懂什么400毫米降水线,瞎鞑子骑瞎马,就那么冒打冒闯。现在回过头一看,太有水平了,正好修在400毫米降水线上。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1)

400毫米降水线。

有看官说,中原农耕民族也可统一北方游牧区啊,你看汉唐,疆域都到蒙古国了,不就占了北方大漠吗?

占不了。

农耕民族强盛了,封狼居胥,非常嚣张。封狼居胥后呢,你还得回来。为什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比如说,你在蒙古国那地方驻1万兵,按明朝标准,一个兵一月发1石粮,一月就是1万石,一年就是12万石。12万石大约2万吨,用火车拉,需要330节车皮,用牲口驮,那就没法计算了。千里路上不送粮,人吃马喂,到地儿了,粮也就吃完了,所以守不住,乖乖回来。

汉唐时期所谓疆域到了蒙古,少数民族只是表示臣服,是“羁縻”,政权、财权还掌握在人家单于、可汗手里,人家有独立军队,一不高兴就不听招呼。

陕北离长安多近啊,唐朝时,陕北的党项族,宋朝时,府谷的折家,都是地方割据的独立王国,军政大权、官员册封,都是人家自己说了算,朝庭管不了。

有看官又说了,北方少数民族可以统治中原啊,你看辽、金、清。

胡无百年运。

草原民族强盛了,入主中原,作威作福,不放牧了,当贵族,做地主,用不了百年,就汉化了。你看康熙的“福”字写得多好,家家过年挂一幅,乾隆是高产诗人,一生作诗3万多首,“长大后你就成了我”。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去哪了?契丹、党项、女真去哪了?都汉化了。你连自各都没了,还谈什么统治。

今天,你的血管里流淌的不全是黄帝的血,还流着50%这些少数民族的血。这正是老郭常说的“中国北方阿尔泰化、南方华夏化”。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2)

位于榆林市巴拉素乡的匈奴“代来城”遗址。

有人说,长城就是一防御工事,只能被动挨打。

这话也不完全对。谁说我家院墙外就不是我家的地?那硷畔是我家的硷畔,坡地是我家的坡地,我家的厕所还修在院墙外呢。

长城不完全是被动的防御工事,能以此为据点,向北攻一下,比如“夜不收”。

老郭在“长城系列”中提过“夜不收”,是明军的特种部队,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秋冬季节深入大漠“烧荒”,把草烧了,让蒙古的牛羊马无草可吃。

蒙古人逐水草而居,草长到那儿,他们就牧到那儿。长城脚下有草,就到长城脚下来了,留下了安全隐患,明朝不愿意,就把草给烧了。

烧多宽呢?

50里,“夜不收”来回100里,这正是骑马一天的路程。蒙古人来进攻明朝,还没望见长城呢,噫,草烧没了,马吃啥呢?等到了长城脚下,就人困马乏了,哪有精神打仗?

所以说,“烧荒”是一项见效显著的措施。明朝统治276年,烧了276年,年年烧,大量有机质就补充到土壤里。经过276年的补充,土地都变成黑了,特别肥沃。因为这一条宽50里的土地是黑色的,这块地就叫“黑界地”。

“黑界地”,无疑是蒙汉缓冲地,实际上就是边界。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3)

陕北“三边”地区长城。

清初,区区20万满州人,面对近亿人口的庞然大物,无疑有蚂蚁吃大象的感觉,倍感压力。你看清朝历代皇帝,个个谨小慎微,非常勤政,就因为有危机感,有压力,才努力工作,“可不敢懈怠,不能让汉人把我们赶回东北老家。”

孙中山的口号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清朝是“满蒙联手”入主中原的,蒙古是合作伙伴。统一后,清王朝对昔日这个合作伙伴不放心,限制他们的自由。

我们往往以为,蒙 古的盟相当于中原的地区、市,蒙 古的旗相当于中原的县,都是行政区域。

不对。盟和旗,是一帮人,而不是一块地。蒙 人领土观念差,我这个旗游牧到哪里,那里就是我的领土。

满人觉得,你蒙 人整天骑着马,还举着刀,到处溜达可不行,我不放心,我得把你约束起来。于是给蒙古各盟划了个圈,你不能出这个圈子。给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划的圈子是,东、北、西三面都到河,就是到黄河边,南到长城。这就是“三河一墙”,你不能出这个圈儿。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4)

鄂尔多斯地图。在“三河一墙”里。

对汉人就更不放心了,好家伙,1亿人呢。清朝担心蒙汉联手,实行“汉蒙隔离”政策,不让汉人和蒙人接触。在陕北长城以北划出“禁留地”,东西长2000里,南北宽50里,不许汉民耕种,也不许蒙人牧羊,就把蒙汉隔开了。

“禁留地”刚好与“黑界地”重合。

在山西、河北、甘肃等地没划“禁留地”,只在陕蒙间划“禁留地”,不知为何?

“禁留地”就像3 8 线的军 事“隔离区”。朝 韩 军 事“隔离区”,南北宽4公里,东西长238公里,朝 韩 双方都不准进入,谁进来,格杀勿论。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森林非常茂密,动物繁多,自然环境优美,成了动物们的乐园。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5)

38 线军事隔离区。请注意右侧,森林茂盛。 38 线军事隔离区。请注意右侧,森林茂盛。

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亲征噶尔丹。他从府谷墙头进入陕西,沿着长城自东向西,途经镇羌堡、建安堡等营堡,看到百姓穷苦、满目凄凉。

鄂尔多斯王爷向康熙汇报工作,说,您看这地,黑油油的,很肥沃,而百姓不能耕种,贫困异常。能不能把禁留地租给汉民耕种,蒙汉双方都有好处。

这时天下承平,满人对汉人的戒备有所放松。康熙沉吟一会儿,说,让汉民租种可以,但蒙人不能恃强凌弱。如果蒙人欺凌汉人,产生纠纷械斗,就取消这一政策。

鄂尔多斯王爷连忙点头答应。

1697年开边,成千上万的陕北人越过长城,来到边外,租种蒙人土地,拉开了“走西口”的大幕。

“走西口”与“闯关东”“下南洋”并列,为近代中国三大移民之一。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6)

信天游《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泪常流。”

“走西口”路上,演义了多少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传唱着一首首撕心裂肺的“信天游”:

哥哥你走西口,

小妹妹我实难留。

提起哥哥你走西口,

哎,小妹妹泪常流。

在家中,无生计,西口外行;

到西口,数不尽,艰难种种。

河曲保德州,

十年九不收,

男人走口外,

女人挖野菜。

巧圪柳柳手手挖苦菜,

白格生生脸脸太阳晒。

何为“西口”?

明朝,长城有九边重镇,分别是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你想出关,只有这9个口子,别无出口。对山西人而言,张家口在东,是为“东口”,大同在西,是为“西口”。走张家口,就是“走东口”;走大同,就是“走西口”。

有明一季,山陕穷苦失地农民,断断续续地“走西口”。他们越过长城,来到草地,给蒙人放羊,租种土地,艰难维持生计。明朝晚期,内地人口骤增,人地比例失调,大量人口加入到“走西口”的队伍。

“走西口”的人群中不乏头脑灵活之人,他们成了商人。晋商都由“走西口”起家,他们走出了大同——恰克图——莫斯科商路,将茶叶、丝绸、香料,贩卖到欧洲。

康熙爷开边,山陕人民一涌而出,就不只走大同了,那近走那儿。山西人经朔州、右玉,出“杀胡口”,到山西人包揽经商天下的归化、绥远、库伦。陕北人出“榆塞”,经乌审、鄂托克,到杭锦后旗,到“后套”。不管是“杀胡口”,还是“榆塞”,都在长城西面,统称“西口”。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7)

前套、后套和西套。

陕北人出边,来到鄂尔多斯南部5旗,租种蒙古王爷的土地。王爷有“六项规定”,不准边民带媳妇,不准过冬,还不准娶蒙媳妇,不准起蒙名,不准修庙,不准唱戏,就怕你时间长了,赖下不走。“走西口”的人儿像燕子一样,春去冬来,“正月里出门腊月里还”,俗称“燕行人”。

揽工人儿难,

哎呦,揽工人儿难。

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

受的牛马苦,

吃的是猪狗饭。

……

《揽工人儿难》,倾诉的正是“燕行人”的艰难。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8)

杀虎口,原名“杀胡口”。

农耕意味着定居,农耕也意味着群居。

边民来到鄂尔多斯,搭伙租种王爷土地,挖地窨子、搭窝棚,简单居住。开始人数较少,后来人口越来越多,逐渐发展成村庄。蒙人是没有村庄的,四处游牧。现在你去榆林边外,会看到数百个带“伙场”“窑子”的村名,什么郭家伙场、胡伙场、党三窑子,有数百个之多,就是那时形成的,是“结伙盘场”“伙聚盘居”的意思。

蒙古王爷担心汉民赖着不走,怕甚的来甚,时间一长,还是定居下来了,边民由“客居”变成“定居”。

最先定居下来的是商人。

商人也叫“边客”,他们在靠近王府、庙宇的地方盖房,储存货物,做买卖。到了冬天,得留下来看货啊,没人看,丢了怎办?

理由太充足了,没法拒绝。再说,王爷好喝酒,几杯酒下肚,什么事不好商量?

慢慢地,边民陆续留下来了,把媳妇带来了,孩子也生啦。过几代,就不把自己当外地人啦,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这就是我的家乡。

边民不再逆来顺受,蒙古王爷的“六项规定”早已突破,大瓦房盖了,庙也修了,还在庙会唱戏,有的还大胆追求爱情,娶蒙妇为妻。随着人口增加,边民也敢和蒙人分庭抗礼,私自扩大耕地面积,强租强种,甚至越过“禁留地”,向草原深处推进。

蒙 人感到压力,请示朝庭重新划定界线。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庭派侍郎拉都浑等到榆林勘察,规定“五十里以内,有沙者以三十里立界,无沙者以二十里立界,准令民人租种。”并在划定的界址上堆土或树木牌。人们把这条线称为“康熙线”,把这个区域称为“旧牌子地”。

“康熙线”没有挡住边民的脚步,时间不长,“康熙线”就名存实亡了,边民向草原更深处迈进。乾隆八年(1743),鄂尔多斯各旗贝子以民人种地越出界外,导致游牧狭窄,向理藩院呈报。理藩院尚书班第和川陕总督庆复来到榆林,再次商定,“于旧界外再展二三十里,仍以五十里为界。”

这条界线人们称之为“乾隆线”,宽度恢复到50里,实际上就是原来“禁留地”界线。

时间不长,边民又越过“乾隆线”,继续向北方草原渗透,真是防不胜防啊!

为了防止边民越出50里界线,清庭在“乾隆线”基础上,再向北扩展10到15里不等,作为“禁闭地”,不准汉民耕种,也不许蒙人游牧。

但时间不长,“禁闭地”也不起作用,边民继续向草原深处进发,有的远离边墙二三百里,甚至直抵黄河南岸。

请注意,无论是“康熙线”“乾隆线”,还是“禁闭地”,只是允许边民租种的垦荒线,都不是陕蒙界线。从边民给蒙人缴租这一事实看,清廷认为陕蒙界线就是长城。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9)

清朝陕西地图。陕北尖尖的,像个锥子。

边民为什么能肆无忌惮地向草原推进呢?

首先朝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个兵在前线打仗,需要15人运送粮食等后勤补给。开垦草原,解决了塞外驻军的粮草供给,这是几千年解决不了的大问题,让“走西口”的边民解决了,朝廷乐得其见,打心底欢喜。

其次,各旗王爷得到好处。边民不光种粮,也生产各色瓜果蔬菜,西瓜啊、香瓜啊、南瓜啊,极大地丰富了王爷们的餐桌。过去光吃羊肉,消化不好,还便秘,现在通畅了。边民还修庙,搭台唱戏,还创造了“二人台”,连扭带唱,王爷们的精神有了寄托,业余生活丰富了。

最最重要的,是王爷的收入成倍地增加啊。过去放牧,只能从牧民手里收点羊肉,挤点羊奶,现在有这么多种地的农民,可以收税啊。王爷们身不动、膀不摇,凭白无故地增加了这么多收入,过着腐败生活,何乐不为?

汉族商人经常请王爷喝酒,奉承王爷,您伟大、光荣、正确,借着酒劲再搓两把,王爷逢赌必输。就像《活着》中的富 贵,把地一点一点输给汉人。直到现在,年纪大点的蒙人还痛心疾首,报怨王爷好喝酒、好赌博,把地都输给汉人啦。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10)

位于榆林市小纪汗乡井克梁村的木华黎墓,现有古墓敖包1处,北有敖包12处(俗称十三敖包)。

蒙 人对土地概念淡化,往往是模糊的,把手一挥,那一片土地是我家的。蒙 人一年来收一次租子,汉人耍赖,不想缴,问蒙 人,哪块地是你家的?蒙 人说不上哪块地是他的。

汉人又问,地契呢?

蒙人手头连个地契也没。因为债务、土地纠纷,经常发生械斗。

嘉庆十二年四月,边民三顺子、四顺子等30余人,强行耕租土地,发生械斗,蒙人赛音巴乙拉右手被四顺子砍伤,套克套木勒被吴京制伤。

嘉庆十二年三月,边民王三、徐四、二刘子等60余人,强行租地,准格尔旗甲喇班迪奉命驱赶,这是蒙古官员啊,遭到殴打。4月23日,这伙人打伤甲喇巴拉丹胡,并抢走其官帽、坐骑。

我不知蒙人给您留下什么印象。老郭从小在长城脚下生活,对蒙 人非常熟悉。蒙 人直爽、大方,为人诚实,非常好打交道。蒙 人拙口笨舌,汉人捏住半边嘴也把蒙 人说的理屈词群。蒙 人彪悍,说不过就动手,一人对付三五个不在话下。现在汉人多了,人多势众,蒙人面对的是整个村庄。而蒙人一家一户,势单力簿,说不过,打不过,牧场越来越少,只好悻悻向北转场。

乾隆时期,神木县边外有350个伙盘,府谷有449个伙盘。道光十九年(1839),神木边外村庄587个、府谷441个、怀远479个,三县边外村庄共1507个,边内1926个,边外村庄已接近边内,边外人口约20万。榆林、定边、靖边三县,边外人口也超过20万。边外汉民人数已超过蒙人。

同 治年回 乱,陕甘人口损失过半,同样,陕北长城沿线人口损失惨重,边民人口跌至低谷。边民为了避乱,往草原更深处迁移。回乱平定后,人口才逐步回升。

连年开垦造成水土流失,“黑界地”慢慢由黑变成白色,人们称之为“白界地”这也是横山县白界乡命名的由来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11)

民国时陕北各县地图。

光绪年,神木县有个吕侯旦,从小在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乌审旗经商,谙熟蒙语蒙情,结交蒙汉官员,在乌审旗边商中很有威望。

蒙 人不堪昏庸腐败的王公压迫,组织起“独贵龙”反抗,把48家边商的房屋捣毁,将账簿全部焚毁。

事平后,边商把全部责任推到乌审旗王爷身上,提出巨额赔偿。乌审旗王爷置之不理,吕侯旦挑头,跑到北京理藩院告状。乌审旗王爷很害怕,担心“独贵龙”造反的事在北京宣扬开来,自认倒霉,将通岗浪一带5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赔给边商,由边商自己放垦,还不收“水草”“靠圈”“地铺”等捐税。从此,这500多平方公里土地,成了边商的独立王国,吕侯旦俨然成了独立王国的土皇帝,与蒙古王 公分庭抗议,平起平坐,任意发号施令。

经过不断移民垦殖、数十年的经营管理,通岗浪成为粮丰草茂,牛羊遍野的富饶之区。

民国六年(1917),卢占魁率领“独立队”由绥远南下川、滇,路过伊盟(鄂尔多斯),到处抢掠。通岗浪边商向王爷求援,王爷自顾不暇,哪还顾得别人。吕侯旦等48家边商迫不得已,回神木搬兵。神木县长受了边商重贿,派四、五十名区丁前往应援。幸亏卢占魁的大军未从通岗浪经过,免于灾难。

事后,边商们认为,通岗浪不归官厅管辖,终非长远之计。不如请求神木县管辖,每年送去几百只羊,蒙哄应付田赋、牲畜捐税。于是呈请神木县管辖,划为神木第七区,从此通岗浪成为神木县的一块“飞地”。

1931年,成立通岗浪联保,设办事处,下辖5个堡。1935年改为胜利乡,下辖3个堡。1947年神木解放,国民党神木县流亡政府逃往通岗浪,不久瓦解。1949年通岗浪全部划归内蒙古伊克昭盟(鄂尔多斯)管辖。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12)

西安北院门牌坊,慈禧曾住这里。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仓皇逃到西安。陕甘总督住在南院门,陕西巡抚住在北院门,慈禧来了,总督、巡抚赶紧让出院子给慈禧住,好吃好招待。总督、巡抚请示,以边民实际租种地为界,划分陕蒙界线。吃人口短,慈禧吃了人家这么多好东西,同意,只是随口一说,没有形成文字。

慈禧回到北京,没几年挂了。陕西官员与绥远交涉,说太后生前同意以边民租种地为界。绥远官员要太后手谕,陕西拿不出来,交涉失败。

清末,沙俄加紧对中国侵略,把长城以北的领土视作自己的势力范围,暗中鼓动蒙古独立。危机关头,清廷认识到,原来禁止汉人出关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要想保住疆土,必须增加汉民人口,改变民族结构。政策由严禁出关改为鼓励出关,包括对东三省的开放。

老郭以为,这项政策非常正确,只是晚了100年。1918年,外蒙 独 立前总人口64.7万人,汉人至少10万。1989年,外 蒙 汉 人只剩下247人,十多万汉 人没了下落。反观内 蒙,2019年总人口2540万,蒙 人467万。这是多么让人踏实的数字啊!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13)

独 立前,外 蒙生活着十多万汉人,不知所终。

光绪十五年(1889),靖边县租种蒙 人土地达到17万亩,边外人口超过全县人口的一半,镇靖堡、新城堡边外人口占70%以上,宁塞堡边外人口占44%,宁条梁人口100%都在边外,就是建在边外的一个镇。

光绪二十三年(1897),清廷提议“开晋边蒙地”。光绪二十八年(1902),派贻谷为垦务大臣,赴绥远督办西蒙垦务,招募汉民出边,鼓励汉民认购土地。汉人进入蒙地,不再受乾隆线约束,伊克昭盟(鄂尔多斯)各旗放垦面积快速增加。

这次放垦,把垦荒推向高潮,汉民大规模涌入伊盟(鄂尔多斯),陕北沿边6县增加伙盘村庄249个,其中榆林67个、府谷76个、神木51个、怀远(横山)15个、定边40个。这些边外伙盘均距边墙50里开外,旧庙湾、赵家梁、燕家沟等伙盘村距离边墙已230里了。

清政府还重新丈量耕地,收取押荒金、岁租,通过这些措施,牢牢控制了盟旗土地所有权和处置权,蒙古王爷对土地的管理权被剥夺得所剩无几。

1911年清帝退位俄国趁机策动外蒙 独 立,妄图脱离中国。内蒙6盟闻讯蠢蠢欲动,与外蒙频繁联系,形势岌岌可危。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袁世 凯为首的北洋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策略,分别成为立宁夏、绥远、察哈尔、热河四省,俗称“塞北四省”,将内蒙一分为四,分化瓦解分裂势力。

陕西北面的伊克昭盟和乌兰察布盟组成绥远省,省会归绥(呼和浩特),中央政府派都统管辖,伊、乌两盟蒙古王公的权力遭到削弱。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14)

民国时“塞外四省”:宁夏、绥远、察哈尔、热河。

榆林镇守使井岳秀,经常给蒙 古王爷送好烟好酒、高档绸缎,和王爷们一起喝酒跳舞、骑马射击,举办各种娱乐活动,拉拢蒙古王爷。井岳秀文武全才,骑马射击样样精通,把马背上长大的王爷们佩服的五体投地。井岳秀还和王爷们结为拈香拜识,一对鞑子喝烧酒,好得像穿一条裤子。

伊克昭盟(鄂尔多斯)亲王召集各旗王爷在成吉思 汗陵前会盟,井岳秀在盟会上陈述不可独立的7条理由,条条深入王爷们的心里。王爷们表示,一心向着中央,决不独 立。从此伊克昭盟始终倾向中 国,再无独立之虞。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15)

民国时“东北九省”地图。

民国七年(1918)绥远都统蔡成勋向民国政府打报告,要求以长城为界,划分陕绥边界。民国政府不明就理,同意了蔡都统的请求。

鄂尔多斯所属乌审、扎萨克、郡王、准格尔、鄂托克5旗,居住着20余万来自陕北的汉民,占当地人口一半还多。清朝实行“属人管理”政策,蒙人由蒙古王爷管理,汉民由陕西沿边6县管理。神木、榆林等沿边6县,分别向边外汉民征税,每年缴纳的税款占财政收入的一半。现在要连人带地划给绥远,沿边6县官员着了急。

陕北贫瘠天下闻名,官员们日子过得穷兮兮、苦巴巴,和江南富庶之地没法比。现在要把这么大一块蛋糕切去,急得火烧眉毛,暗地里唆使百姓闹事。

陕北的地主乡绅,很多在边外有大片土地,雇人耕种,放养牛羊。现在要把这些土地划拨出去,绝其生路,地主乡绅们急得要命,成立“六县争存会”,群情激愤,推选24名代表,以陕北榆、绥、延鄜公民代表名义,给陕西督军陈树藩、省长刘镇华打电报,陈述厉害,请求陈、刘向国会反映,停止划界,维持现状。那时拍电报很贵的,一个字一块大洋,也顾不得许多,一个劲地打电报。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16)

阴影部分为陕 蒙边界争议区域。

绥远都统可不管这些,手头有“国会会议议决”,腰杆很硬,快刀斩乱麻,成立勘界委,派兵到处踏勘。所到之处扬言,边墙以外土地全部划归绥远,一时人心慌慌。

蔡都统还在长城以北的神木、府谷等县设立税务局,派兵到沿边6县收税。这些税务人员都是些兵痞,骑着马挨家挨户敲诈勒索,拉羊拉马,要吃肉,要喝酒,边民稍有怠慢,就吊起棒打。

1918年4月29日,兵痞赵有福、刘长恩窜到神木城北20里的木头沟收税,边民不从,二兵痞打死村民孟蛆。这一下捅了马蜂窝,全县绅民、地方官员义愤填膺,请求派兵镇压。在京的陕西籍学生、官员、国会议员,纷纷抗议,向议会上书,提出将鄂尔多斯南部5旗划归陕西,理由是这5旗人口汉民居多。神木、榆林两县公推地方绅士到北京参众两院请愿。“旅京陕北同乡会”登报公开事件真相,说绥远都统蔡成勋为扩充个人地盘,破坏全陕疆土,增加赋税,搞得民不聊生。榆林道尹王健也给省长刘镇华施加压力,说:“沿边6县,一下子少去一半土地,少去一半人口,每年的税款也少去一半,这活我没法干了,您另请高明吧。”

1921年1月12日,4名绥远骑兵,跑到府谷县沙梁村收税,双方发生械斗,村民制服3名蒙兵,1人逃跑。双方形势异常激烈,一触及发。

这时的民国政府,内忧外患,焦头烂额,那有雅兴管这蛋毬事。1921年3月14日,国务院内务部电绥远蔡都统“暂缓划界”,为期3年的陕蒙边界纠纷宣告结束。

解决边境纠纷(陕蒙边界纠纷)(17)

榆林市地图。沿边6县定边、靖边、横山(怀远)、榆林、神木、府谷。

1949年后中央政府对陕蒙边界基本维持现状。1951年,将靖边县苟池乡划归绥远省鄂托克旗;1953年,将靖边县巴兔湾乡划归内蒙乌审旗。

1958年,实行严格的户籍制,为期600年的“走西口”退出历史舞台。

目前,榆林市总面积4.36万平方公里,其中长城北1.83万平方公里,占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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