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统治中国的六十年，是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鼎盛的时期。在“乾隆盛世”的大背景下，乾隆帝自己颇为得意，自诩不输古代任何帝王，还勉勉勉强地凑出了“十大武功”加以炫耀。客观地说，乾隆帝确实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在位六十年也做了不少大事。
不过，对于这样一个自视甚高的皇帝，遗憾也是存在的。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即禅位之后他陷入了一场无法自拔的战争，那就是嘉庆初年轰轰烈烈的白莲教起义。
白莲教起义的发生可以说是阶级矛盾的一个大爆发，也是自乾隆中期以后人口压力与土地矛盾的一个尖锐冲突。白莲教的核心群体是流民，从乾隆中叶开始，大量来自陕西、四川和湖北的流民涌入三省交界处的原始森林，伐树造房，开荒种地。后来，广东、湖南、安徽、江西等地迁移过来的百姓也加入这支开荒队伍，其人数达到数十万之众。
这些流民携带妻室远离故乡来到深山老林开荒是不得已之举，但即便是这样还是不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窘境。因为到了这里以后他们发现土地贫瘠且无法保持水土，劳动和收获严重不成比例。这些流民的生活十分艰辛，往往是数年才能获得一次丰收。
尽管生活艰难，可这些朴素的百姓依然乐此不疲，这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大清社会体制内的潜力已经挖掘到极限，但仍然无法解决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对于百姓来说，只要是能吃上一口饭谁也不会去造反，可到了乾隆晚年，矛盾越积越深，一场旷日持久的农民起义也就迫在眉睫了。
农民起义的爆发往往又会和宗教联系在一起，数省的流民聚集在一起更容易滋生这种宗教温床，这就好像后来的太平天国起义一样。白莲教起义宣扬的精神理念便是“习教之人，人彼党伙，不携货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对于缺衣少食的流民来说，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生活，正是他们所追求的。
乾隆六十年，太和殿里刚刚完成了禅位大典，乾隆帝以“千古完人”的姿态退出政治前台。可仅仅过了没几天，即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白莲教起义正式爆发。起义的火种在陕西、四川、湖北三省点燃，迅速蔓延至川、陕、鄂、豫、甘五省，所涉及的府、州、县等二百多个。
自乾隆25岁即位后，他还是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内部的巨大压力。在他继续执掌政权的最后几年中，他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镇压这场农民起义上。仅三年时间，朝廷动用的军队多达十余万，军饷七千多万，可起义之火越烧越旺，大有推翻清廷的势头。
乾隆皇帝一生对外对内用兵无数，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一向自信的他在白莲教起义面前根本束手无策，最后竟寄希望于“西域秘咒”，据说这种咒语是康熙帝亲口传给他的，只要诵此恶咒便能让祸首无疾而死。可以想见，向来视迷信为敝履的乾隆帝确实是无计可施，只能眼巴巴看着大清的基业被一口口吞噬。
著名的史学家戴逸先生曾点评晚年乾隆对待白莲教起义的态度说：“一个叱咤风云的英明君主，晚年对农民起义无可奈何，独自念咒，意欲制敌于死地，这种行为典型地反映出一个意志昏聩的孤独老翁的心理状态，别人几乎不能理解。”
事实上，年老的乾隆帝没有办法应对这次农民起义，意气风发的嘉庆帝同样也是徒呼奈何。直到嘉庆九年（1804年），这场持续了九年之久的农民起义才被彻底镇压，大清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军饷花去两亿两白银，阵亡的一二品将领多达二十余人，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人。
至此，乾隆盛世的面纱被揭下，大清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同时，这场起义也给乾隆帝以无尽的遗憾。在他去世的前一天，他还做了“望捷”一诗，期盼早日班师回朝。在他的遗诏中也不忘叮嘱嘉庆帝要平定此次起义，将祸首千刀万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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