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内某一线明星（35岁）因多次嫖娼被北京警方依法拘留，经常上网冲浪的朋友都知道，这并不是国内的“顶流”首次因嫖娼被拘。
与“性”有关的违法或刑事案件屡见不鲜，地方媒体不时就报道出“某地涉黄窝点被捣毁”的新闻，这也反映了非法性交易的普遍性。文娱界的顶级大瓜屡次被曝，不少“优质”偶像因此锒铛入狱，这既需要引以为戒，又值得深刻反思。
我国早在1949年11月21日就首次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1950-70年代，中国全面消灭了卖淫风气，妓院林立的状况得以根除。但从80年代开始，非法性交易的现象却“死灰复燃”，从业者被冠以“小姐”、“性工作者”、“三陪女”等称谓，交易实质并没有改变。
特别是 2000年以来，从事非法性交易、性服务的人群有增无减，涉及人数众多、阶层全面、地域广泛，以至于演变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
据《时事观察》报道，2008年时国内曾采用普查法对广州某地级市的性交易者进行了统计。调查背景和结果显示：该地级市经济较为发达，城镇化高，常住人口约250万，参与性服务的女性累计为18702人，占比为0.75%。据此估算，2008年国内从事商业性交易的女性人数或达440万！
当然，非法性交易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各国都深受困扰。根据百科全书的释义，性交易是为了物质利益（金钱或其他贵重物品）而发生性行为的一种非正式物物交换。因此，性交易的本质仍然是交易，但至于交易的正当性，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定，目前的态度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承认性交易合法，但从业者也受一定的管制和约束，比如：交易场所限定在固定的区域，从业者需在商会登记并缴纳个税，还要依法支付橱窗租金等，代表国家有荷兰、德国。
第二种是部分合法或者默认合法，即有合法的成分，但不完全合法。
未有明文规定，但默认合法的国家有俄罗斯，英国，奥地利等，这些国家受荷兰等国的影响，对娼妓现象普遍持宽容态度。有的国家规定个人卖淫不违法，但组织卖淫视为违法，代表国家为印度。
还有些国家颁布了“局部合法”的规定，比如：美国的性交易仅在内华达州合法，在其他州则可判处监禁并处罚款；日本对合法地区未做出限制，但合法范围仅限于风俗产业，并且需要持牌经营，超出范围的均属违法。
第三种则是严格禁止卖淫嫖娼，违者处以行政拘留、罚款，这也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做法。
有人可能会认为，性交易既能创造经济效益，还能解决就业问题，为何我国的性交易不仅没有合法化，反而还受到严厉打击呢？
事实上，关于性交易合法化的建议，我国也曾摆到桌面上讨论过。2006年1月，东方网发表了一篇题为《两会代表不妨议议地下“性产业”》的文章，将暗不见光的非法交易作为“产业”对待，文章建议把性产业纳入国家的公共管理范围，实施阳光管理。
作者的构想可谓轰动一时，但最终并未掀起波澜，反而遭到了各界人士的批评：“性产业合法化是历史的倒退”！在法规方面，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0条对卖淫、嫖娼的要求是“严厉禁止”，严重者可“以强奸罪论处”。
第三十条 严厉禁止卖淫、嫖宿暗娼以及介绍或者容留卖淫、嫖宿暗娼，违者处十五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嫖宿不满十四岁幼女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以强奸罪论处。
为何性交易会被多数国家被“严格禁止”？这要先从性交易的危害性说起。
性交易对娼妓、嫖客及社会都有危害性。首先，性交易以赚取金钱为目的，娼妓被视为“赚钱的工具”，缺少自由及平等的权利，常年受到压榨以及嫖客的虐待。长期提供性服务也不利于娼妓的身心健康，感染性病的风险大大增加。
1950年春，北京收容机构对1300多名妓女进行了集体性病检查，结果发现：患有性病的人数占总数的96.6%，无病者仅占3.4%，而且多数妓女患有多种性病，健康状况堪忧。
其次，性交易还助长了人口贩卖的黑色产业链，无数妇女流离失所。据调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内就有不少公司以招募劳工为名，将妇女拐骗到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从事性服务，有些则被转运至欧洲和中亚、中东国家。据夏国美等研究者报道，拐卖妇女的现象在2000~2010年前后尤为严重。
法国的“世界医生”组织曾历时半年，对93名中国籍失足女性进行了跟踪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女性大部分来自东北地区，平均年龄为42岁，最年轻的为27岁，每次收费低至5~20欧元，顾客以社会底层人群为主。
种种调查显示，地下性交易的危害很大，如果合法化，则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荷兰就是典型的反面教材。
1999年，荷兰通过了一项保障性工作者权利的提案，规定性服务业是合法且正当的行业，从业者受劳动法的保护。2000年10月，提案正式生效，荷兰政府解除了妓院禁令，开创了欧洲性交易合法化的先河。
在荷兰的红灯区中，规模最大、最著名的地区当属“性都”阿姆斯特丹，荷兰全国40%的性工作者都集中在这里。每当夜幕降临，城区的街道上霓虹彻夜闪烁，妆容精致的性工作者出现在独立的玻璃窗内，像商品一样对外展示身姿。
橱窗内外的互动看似热闹，实则给荷兰政府带来了更大的困扰。自2000年以来，荷兰以性产业为中心的犯罪活动不减反增，控制有组织的犯罪、解决腐败和人口贩卖问题的目标并没有如愿实现。
一方面，荷兰宣布性交易合法化，实则为其他国家的非法性交易提供了合法场所。尼日利亚、匈牙利、塞拉利昂等国的不法组织将荷兰的红灯区视为敛财的“聚宝盆”，每年组织大量妇女偷渡。2009年的调查显示，阿姆斯特丹的外国妓女占比高达80%，其中70%的外籍女性不具备合法身份。
据荷兰新闻（DutchNews）报道，荷兰每年约有6000人成为贩运活动的受害者，其中有60%~70%被强迫从事性交易。显而易见，性产业使人口贩运问题得愈加严峻，荷兰政府也只能自食苦果。
另一方面，受税收和竞争的影响，性工作者的待遇并未真正提升。按照规定，荷兰的性从业者都要前往商会登记并缴纳个人所得税。其中，年收入不足1.5万英镑的，需缴纳个人收入的33%作为个税；年收入高于4.5万英镑的，则需缴纳总收入的52%！
除了缴税，性工作者还需支付高昂的橱窗费用，单台橱窗的日租高达90~150欧元，性服务者每天要接待4~5名客户才能抵消租金。再加上周边国家涌入的外籍女性，“橱窗女郎”的实际收益并不理想，以至于很多从业者不愿登记，转向私下经营，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反而更加猖獗。
很显然，性交易合法化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黑色产业链不断扩大，荷兰政府对此头疼不已。对中国而言，荷兰的教训具有警示意义：作为个人，应该牢记底线，以身作则；作为国家，也应该加强普法，严格监管，让非法性交易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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