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西安灾童教养院全体合影 图/翻拍于《西安旧事》
东三路是西安城墙内东北角一条东西向的道路，1949年以前叫崇忠路，这条路的东段路北，平民二所（后改为新中东巷）北口对面就是东三路小学。东三路小学历史悠久，底蕴丰厚，传承有序。
上世纪70年代初秋，又是一个新的学年。全校师生端坐在操场上，聆听西安十九粮店的劳动模范做报告，这是学校的一个传统，是在向艰苦朴素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代表致敬。一波雷鸣般的掌声过后，由高年级同学表演的合唱《泰山顶上一青松》，气势磅礴，慷慨激昂，尤其是最后一句“俺十八个伤病员，就像十八棵青松……”醍醐灌顶，一下子让学生们亢奋起来，把开学仪式装点的热烈、隆重，并推向了高潮。
东三路历史街区地图 绘/@西安旧事
关于东三路小学来历，有一个很大的由头。
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中大旱，庄稼颗粒无收，饿殍遍野，惨状不忍目睹。时任天津《大公报》主笔陕籍人士张季鸾，关怀桑梓百姓，在《大公报》上发出“捐三元钱救一条命”的倡议。平津各界积极响应，纷纷捐款，很快便获款甚巨。经各方协商，推举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兼驻北平办事处主任朱庆澜携款来陕放账。
朱庆澜(1874～1941)，字子桥、子樵、紫桥。绍兴钱清秦望村人。父锦堂，游幕山东，为历城县刑名师爷，庆澜生于任所。朱庆澜为清末民国著名政治家、革命家、慈善家、著名爱国将领、抗日将军、辛亥革命元勋、民国初年任广东省省长、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黑龙江省督军等。朱庆澜民国14年辞职后，长期从事慈善救济与抗日救亡事业，先后任华北慈善联合会会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委员长等职，为赈灾奔走呼号，不辞劳瘁。
朱庆澜(1874～1941) 图/@网络
1929年冬朱庆澜来到陕西后，深入了解各地灾情，在西安及关中多县广设“舍饭厂”，同时征得陕西省政府同意，以工代赈，兴修了宝鸡益门镇大桥等工程。嗣后，又回天津募集凑捐土蓝布200件（每件50匹）送往西安，分发给当地无衣少穿的灾民。旋又于西安、扶风两地各创办了一所灾童教养院。
他在陕、甘从事救灾活动两年多，但仅在西安住了半年，其余时间均在各灾区奔走，监督放赈。陕、甘赈灾共用捐款百万元以上，募集赈粮及所购赈粮达16万担，受惠灾民近百万人。因此陕、甘人民有口皆碑，视他如救星。
为了创建西安灾童教养院，朱庆澜来到西安便去拜会张子宜（西安孤儿教养院院长），并与他结为至交，以他为师探讨慈善路由；与冯玉祥交涉并得到支持，捐出300间军营作为院舍，在崇忠路东段建成西安灾童教养院（今东三路小学前身），当年即开始收容灾区流落西安的孤童，一面施以文化教育，一面组织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颇似后来的半工半读。由于孩子们劳动所得终究微薄，故其经费来源主要还是从社会上募集。
朱庆澜到前线慰问义勇军 图/@网络
灾童教养院甫已建成，朱庆澜一度找到张子宜，想把灾童教养院交给他来管理，但此时张子宜身体抱恙无法顾及，便委婉推辞。抗战期间，朱庆澜曾委托路学恭负责，于1938年在西安灾童教养院内开设了一个以外科为主的医疗教护所，派人专赴前线接来伤员予以治疗。后来，由于经费筹措越发困难，灾童教养院在艰难中勉强维持着。
不管咋说，民国时期西安崇忠路一条路上有西安子宜孤儿教养院，西安灾童教养院两家慈善机构，在当时中国已实数罕见，也为这条近百年的小路镌刻上慈善、仁爱印记。
1941年1月12日，朱庆澜在灾童教养院自己住所，一天书写书法百余幅，以满足历来求书法者之愿。次公子随侍在侧，劝早休息。朱庆澜笑着说：“我后此即可长休息矣。”当晚召集赈灾助理托付四件未完成的赈灾事情。1月13日早晨，六时起床，洗手洗面之后，回坐床上，稍有喘相，默然不语，诸侍者以为昨日劳累所致，再就近细察，已然仙逝。
祭奠朱庆澜将木讷的灵堂 图/@张和平供
1月14日，国内各大报纸报道了朱庆澜先生逝世的消息。几日后，灾童整队送灵，沿路哭声一片，送葬于长安县杜曲镇竹园村。下葬的棺木由冯玉祥写棺表，于右任写墓盖，叶公绰写墓志铭。冯玉祥在挽词中赞道：“朱子桥，老将军，我民国，大伟人，一生最清廉，行兼智仁勇，只知有国，不知有身，公而忘私，识远器深……大仁大义，一片慈心，全国人民记在心中……”
1945年，西安灾童教养院经费拮据，难以为继，河北省旅陕同乡会出资合办，遂易其名为私立河北小学。1947年，又改称私立冀光小学。时有教工12名，设八个班，共有350名学生，校长郭润生。
1948年，新城区境小学一览表内，私立冀光小学登记在册，校长郭润生。1949年9月，西安市人民政府接办原公立小学，并改用所在行政区加序号命名，如“第×区第×小学”。1952年9月，将私立小学全部改为公立，并对所有小学以所在地重新命名。
1952年秋，东三路小学以新名正式招生。
东三路小学更名后因生源有限，学校资源闲置严重。此时毛泽东指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952年中国开始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盲运动。
东三路小学之前大门和这个门很相似 图/@网络
先是和母亲一样的家庭妇女利用白天上课，后是有工作的人（不论男女）利用晚上进“扫盲班”扫盲。于是，课堂上父子、兄弟、姐妹同在一班并不鲜见，即便如此也抑制不住人们对文化知识的渴望。这种现象在几年后得到很大改观，因为定居这里的居民1949年以后日子稳定了，纷纷响应政府号召多生多育，一家五六个孩子很是寻常。
东三路先前地势分别低于东新街（南）和东四路（北），冯玉祥建军营时垫高了地势，校门明显高于门前地面。到了我们上学时学校风貌已有改观：进大门从一排两坡房的门洞穿过，是一座U型的三层楼，每层有6间教室，中间是办公室，东边把头一间房后来是老师宿舍。楼梯两侧分流，中间是宽长的过道，也是课间同学们玩耍的地方。
大门直对的一楼是个穿堂，走过去是大操场，操场的最东边墙下是用砖砌筑长方形、一米高、有三四十平方米的主席台，学校的所有大活动都在这里召开。操场正中南北两侧各安放一个篮球架，是个标准的篮球场；主席台北侧有一个不大的沙池，是体育课跳远的地方；不远处是地道的进出口，上面常年用水泥预制板覆盖着；北侧篮球架的后边东西向摆一排有四五个用水磨石做的乒乓球台，每当课间休息这里边乒乓作响；连接后院的一条青砖小路，有两米宽，贯穿操场，它的西边与四十三中毗邻，西墙下是开水房，它的南边是一个十多米高的爬梯，是学生们练胆、娱乐之所在；通向后院的小路将一排平房一分为二，两侧平房是我们学工劳动的地方；平房后面是一座二层小楼，是四、五年级学习的地方；学校的北墙上有两扇木门，没有特殊情况从不打开，关闭的大门常常是少年们想探索的秘境。
学校的东北、东南角各有一座厕所，记忆中大家都爱往前边跑，因此常常轮蹲，后院的厕也越发感觉阴冷可怕，小时候感觉学校很大，因为它能够满足小学年度运动会所有项目。
许照友老师和学生们 图/老校友提供
1957年从我大姐上学开始，我家姊妹一直延续到1974年我弟为止，姐弟6人都在这里读完小学，有个别老师分别教过我们全家。我的小学生涯起始于1971年，说起来历历在目。
那时，看着姐姐们写作业就缠着她们给我讲，也照猫画虎学会写自己名字。报到那天，老师让数数、写名字，于是利利索索数到一百，歪歪扭扭写了自己名字，顺利通过。回到院子里一问，一块玩尿泥长大的小伙伴都分到了一个班，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我们被分到一年级二班。二班对于我的小学生涯来说，是个五年不变的符号。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姓董，是一个中年女性，剪发头，干净利落。上课第一天我们在楼下列队，董老师让大家选班长，因操场巷学生居多，大家都选郭全忠，但董老师嫌全忠调皮，亲自任命平民二所吴天民为班长。
吴天民中等个，大眼睛、双眼皮，符合那时人们的审美要求，是属于漂亮、英俊、周吴郑王的那种。天民很称职，是个老好人，从不刁难任何人，因此人缘不错。
刚开始上课，董老师教大家一首儿歌：上课玲儿叮当响，安安静静坐课堂。不说话来不乱动，两手背后心不慌。从无拘无束到有课堂纪律约束，我们的小学生涯刚开始真的有点不适应。
董老师身体不好，一下课就塌了架，总要休息一段时间。她带我们不到一个月就因病要住院治疗，和刚刚相识的学生做了诀别，这一别她再未踏进校园，也让我们幼小的心灵留深深地遗憾。
董老师走后，牛老师接替她做我们班主任。牛老师是音乐、体育老师，她手风琴、钢琴都弹得很好，当时她教我们唱《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至今不忘：
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
我每天早晨赶着它们到池塘里
小鸭子向着我嘎嘎嘎的叫
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
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
牛老师认真负责，多才多艺，很善于启发，她领着我们把体育课做到年级前列。她的宿舍在我们（二楼）教室旁边，所以，即便没有她的课，她熬着稀饭都在“监控”着我们，使我们如芒在背。
有一次，牛老师给别班上课我们自习，没了老师就像没王的蜂，无拘无束的炸开了锅！同学们不知牛老师丈夫上夜班，此刻正在休息，硬生生的把他吵醒。他唬着脸站到讲台上，虎视眈眈扫视了半天，大家以为他要抓典型，他一转身用力在黑板上写到“你们这是在上课吗？！”粉笔随之断为几截，忿忿离去。
他平时很凶的样子，同学们都很惧怕他，没想到这次他竟玩了把“文斗”！
感谢张和平先生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请看下篇：我们在东三路小学上学，班主任换来换去……
上世纪70年代成绩单 图/西安老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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