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是一种物质文化，中国历史上从先秦沿袭、衍化至今，、极富民族传统特色的微型文化实体。从它的功能、性质看，有日常实用的一面，还有艺术的一面，因为它而衍生出了——篆刻，成为一门艺术。
从概念上讲，“印章”和“篆刻”是有区别的。不是任何印章都能达到篆刻艺术的高度，但是，篆刻却首先必须是印章。篆刻，被人们赞誉为“缩龙成寸”、“散《易》之体“印里乾坤”……一方好印之中，有形式美，有灵性，有魂魄，令人品味不尽。与中国的书法相比，它是华夏民族又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篆刻的物质空间虽局限在印面的方寸之内，但精神空间无穷尽，印章以篆刻为纽带，它与书法有先天的血缘关系。
首先，篆刻离不开书法。从事篆刻艺术的创作，必须掌握三法，即篆法、章法、刀法。其中篆法(即书法)居于第一位，这是因为“篆”是“刻”的基础，如没有“篆”，就无以“刻”。所以学篆刻必先要学篆书，当然还应学其他书体。
邓石如篆书
由此已可见篆刻确乎离不开篆书，至于篆刻要取得出色成就，就更离不开以篆书为主的书法之功。清代的书法、篆刻家邓石如是“邓派”即“新皖派”的开创者，魏锡曾《吴让之印谱跋》概括道：“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揭示了邓石如书、印同时取得成就的不二法门。
他不但成为开宗立派的杰出篆刻家，而且也是杰出的篆书家。而杨沂孙《完白山人印谱序》则从另一角度指出，邓石如“印如其书，开古来未发之蕴”，点明了邓石如书、印的同性和开创性。至于近代的吴昌硕，不但是一代篆刻大师，同时也是一代书画大师，他那气度恢弘、古趣盎然的篆刻，就颇得力于“石鼓文”书法以及金文书法。
汉印印面
从历史上看，书法家在创作的作品上钤印的现象肇始于元代，至明、清而大盛。在当今的书法创作中，钤印已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在书法创作中，挥毫书写并续之以钤印，那么，作品就不但体现了“书”、“文”的相成而且还体现了“书”、“印”的共生，这样，书法的艺术综合性又增加了新的成分一篆刻。
吴昌硕“人生只合驻湖州”
书法作品中用印，和书家挥毫样，还应看做是自我价值的一种实现，也可说是书家进一步创造自我、介绍自我的一种方式。书家以“姓名印”为基点，由这种“示信”功能进一步延伸、拓展，还可以连锁反应地生发出“表字印”、“别号印”、“望地印”、“里邑印”、“室名印”、“生辰印”、“年龄印”、“身份印”、“职官印”…这些，在作品中可不断显现出书家各个方面的有关情况，并体现主体意识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扩大和延伸。
书家在作品中，还特爱铃所谓“闲章”，这里的“闲”具有艺术的情趣，因为它既可说是“闲”，又可说决不是“闲”，相对于具有社会示信功能的姓名印的铃盖来说，它确实并非必不可少的正事，可称之“困”，但从其具有特殊表情表义的艺术功能来说，却不能说是无关紧要的，因而本书称之为“抒情言志印”以及“吉语印”，“肖形印”等。这类印章，形式内容均自由活泼，不为律则所博，不但其自身可表现出种种独特的印面之美，而且其表情表意的功能也几乎是无限的。“闲章”之名恰恰是对姓名印所具有的单一的示信功能的某种否定，它不但拓展，深化了书法作品的内涵，而且又增添了书法作品的种种情趣、意境
吴昌硕“且饮墨沈一升”
钤印对于书法作品的形式美来说，可从形和色两方面来看。先看“形”的方面，钤印的数量和位置，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调整作品的章法，其微观上的或多或少，畸轻畸重，偏左偏右，钤高钤低，有着平衡重心、协调整体、填补空白、进一步完善虚实关系等的作用，从而使美者显得更美。
再看“色”的方面，它似乎比“形”的方面更为重要。钤印用朱红印色，诉诸视觉，其心理效果是：明亮、强烈、有力、果断鲜艳、闪耀、光彩夺目，能引起观者的兴奋和注意，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中国书法，是黑白两极的世界，在这类书画作品上，钤以朱红的印章，会生发出画龙点睛的效果。
启功先生作品钤印
现代画家潘天寿指出：“中国印章的朱红色，沉着、鲜明、热闹而有刺激力，在画面题款下用一方或两方的名号章，往往能使全幅的精神提起。起首章、压角章，也与名号章样，可以起到使画面上色彩变化呼应，更具有独特的形式美。”此外，印章还有朱文(阳文)、白文(阴文)之别，如两方印章一朱一白互为映衬，更别有情趣。可见，书法作品上的这种三色配置，也是种由悠远的文化积淀而生成的“有意味的形式”。
清•陈介祺闲章
由以上多方论述，说明了书与印具有同趣相生、同气相求的亲缘关系，也说明了书法具有兼容文、印的艺术综合性或艺术综合质。书、文、印三者相融相成，就形成了华夏民族独有的综合艺的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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