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冠姓权为何会成为热门争议话题
孩子随父姓还是母姓引发的子女冠姓权争议，称得上是一个非常中国特色的性别议题了；这事在最近二十年来，才逐渐上升成婚恋热门话题的。
由于中国传统婚姻最主要的一项功能就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子女冠姓权正是其核心，一贯是由男性垄断，随父姓不随母姓。解放后，表面上中国法律以明文宣告了孩子可以随父姓也可以随母姓，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习俗决定了大部分情况下孩子会无条件地默认随父姓，除非是离异、入赘婚或有什么特殊情况，所以在过去结婚时，子女冠姓通常不会构成太大争议。
但随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胎化政策的推行，2000年后陆续步入婚姻的男女有相当大一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一些传统的婚姻家庭关系早已经发生了变化。
一方面，独生女儿对她原生父母的价值变高，父母养老、财产继承都只能指靠这唯一的一个女儿（这倒是计划生育政策的计划外结果）；另一方面婚后婆媳关系中媳妇普遍比以前自主度高，显得更强势，家庭地位也更高，即使在农村，任劳任怨、伏低做小的“好媳妇”传统形象早已不受欢迎也不再普遍，尤其农村现在主动提出离婚的以女方居多（很多研究者的田野调查也证明了这点，参见：刘燕舞，2009），男方家庭父母反而要想办法和媳妇搞好关系。因此，女方或女方家庭要求子女冠姓权，特别是在男女双方家庭经济条件、议价能力均旗鼓相当的情况下，在很多地区已经是极为常见的事情：如果没有就这个问题在婚前达成一致，那基本上这门婚事就吹了。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经常能发现，00年后的新生儿名字里，很多糅合了父母两方姓名，或者以“父姓 母姓”自创复姓，这些都是打破传统冠姓倾斜的各种实践。
这样的大背景变化下，催生出了一种对子女冠姓权争夺最为激烈的婚姻模式，叫“两头婚”或“并家婚”（目前各地并没有统一的叫法，为行文方便下面一律称为“两头婚”），即“男不娶女不嫁，不出彩礼不带嫁妆，夫妻两边轮流住，承担两方的养老，孩子分别跟两家姓”，粗略地形容一下，就像是夫妻两家搞“AA制”的合伙婚姻。这种模式近二十年来在中国广大南方省市地区逐渐发展壮大，跨度较大，包括了四川、两湖、福建、江西、上海等地，而在江浙沪尤其流行，在部分地区早已成为了超过七成当地人选择的主流婚姻模式，因而吸引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参见：魏程玲等，2014；徐芸，2015；庄孔韶等，2019；张欢，2019）。
“女性争夺子女冠姓权”，这不单单只是一个女性地位上升的问题，当我们把这种现象放在更大的中国家庭结构变化中来考察，将会有更多有趣的发现。
传统和现代的博弈：两头婚中的子女冠姓权争议
如上所述，由于姓氏是深深扎根在中国传统家庭父权制之中的，因此女性争夺子女冠姓也很容易被绕进父权话语里打转。比如说传统的入赘婚中，子女冠姓权属于势力更雄厚但没有男孩传宗接代的女方家庭，入赘男方一般在经济和社会条件会略低于女方——我们熟知的“猪八戒背媳妇”，民间戏曲里就有很多八戒哭诉自己入赘高老庄后被嫌弃打压的台词。虽然婚姻形态由“从夫居”变为“从妻居”，孩子由随父姓变成随母姓，却仍然还是在父权制家庭结构下完成延续男性家族香火的职能——两方争夺子女冠姓权时，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本质并没有太大改变。这也是子女冠姓权争议里很多人理解的，“随母姓最后不也还是在随男人的姓（即女方的父系家庭的姓氏）嘛。”
那么，女性争夺子女冠姓权，究竟是不是仍然只是在重复父权的逻辑叙事呢？
在新兴的“两头婚”实践中，我们也许能找到一些不一样的答案。尽管两头婚的模式在不同地区的实践中会略有一些差别，但研究者们普遍对这种新型婚姻模式中女性地位的提升表示肯定——可能不彻底，但至少有进步。
简单地说，在两头婚的婚姻模式下，子女冠姓权的解决方案，一般是要求“双系”兼顾：要生两个孩子，婚前协商好按生育顺序或者性别继承男女双方的姓氏——比如说不管是男是女一律头胎随夫姓二胎随母姓，或者男随夫姓女随母姓。而在二胎开放之前，部分率先实践两头婚的家庭一般也会有一个子女冠姓协商方案，比如生女随母姓、生子随父姓，或者采用复姓（两家叠姓），但谁家的姓该放在前面，仍存在争夺。
也就是说，在“两头婚”新模式里，男方和女方家庭的姓氏都要求能获得延续，传统父系家庭制度的特征虽然仍旧获得了保留，但一些规定被打破和松动了，产生了新的特征。虽然两头婚的类似婚姻模式在历史上并不新（费孝通1930年代的作品中就提到过），也曾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流行，但在汉族多个不同地区出现甚至成为主流婚姻模式，是有其新的背景和需求作为支持的，这实际上是一个经过多方博弈的过程。
在过去女儿被视为是要“泼出去的水”，婚后要孝顺公婆也就是男方家父母，赡养自家父母更多是亲情的感召或责任感，而不是义务或刚性要求（不赡养通常也不会遭到舆论谴责），通常也没有从自家父母那继承财产和住房的权利。但独女家庭在没有男性子嗣的情况下，父母养老问题不可能寄托在“女儿出嫁后顾念娘家情分”这种不稳定的支持上。而由于传统招赘婚礼往往需要女方支付一大笔彩礼，家长往往对上门女婿骗婚和婚后违约情况十分警惕，也不太满意找条件比自己家差的男性（入赘婚一般是女富男贫），所以选择和本地门户相当的男性家庭“两家并一家”，成为了一个比较合理的选择。对独生女来说，她们往往自视为家里的半个儿子，对于继承娘家住房和财产并承担赡养责任，态度一般也非常积极。
而对男方而言，当下随着婚姻支付成本的不断攀升，个体很难凭一己之力独自成婚而必须依赖父母方的代际支持，两头婚比传统婚嫁的成本和压力都要低很多，也避免了传统“从夫居”带来的婆媳关系战争，代际关系和家庭关系都会更融洽。
站在新婚夫妻小家庭的角度来说，他们婚后两方都可以继承原生家庭的财产，不用分割出去，既可以享受父母辈照顾，获取经济支持，又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以双方父母辈共同的角度来说，由于选择两头婚的往往是本地收入中等阶层的家庭，一般不找外地人，两家联合婚姻，比较容易维持原有的收入身份和生活质量。此外，独生子女家庭里因为只有一个宝贝孩子，所以父母辈家庭对独子或独女分家后保持经济、情感交往的愿望往往非常强烈，更容易形成学者王跃生所说的“双系网络家庭”。
所以，在养老继承、规避风险、情感维系等多重原因和多方意愿的综合考量下，应该也是经过了一些试错和拉锯，才最终构建出了“两头婚”这种婚姻模式，并形成了比传统更加平等的家庭内部性别关系。 （参见：李宽、王会，2017；黄亚慧，2013）
在这种婚姻中，夫家和娘家、血亲和姻亲的界限，也一并被模糊掉了：以苏南地区的两头婚为例，不但酒席要在男女两方家各摆一次，就连孩子生下来后，对父母两边亲属的称谓叫法都一致，男女两方父母都叫“爷爷”、“奶奶”，没有“外公”、“外婆”；一些传统重大日子和节日，比如孩子的周岁酒，要在两边各办一次；逢年过节要商量好先后，除夕夜父母两家都要去，得吃两顿饭；清明节挂亲，两边也都得跑。
也就是说，男女两个家庭在养老资源、财产继承和姓氏延续的资源上享受着平等的权利，而为了保持资源分配时能达成平衡，关系上就呈现出一些特有的紧张状况——子女冠姓权争夺时发生的争议只是其中表现之一。在一些访谈和案例里，有时候女方家条件更强，于是头胎也可能会随母姓；有时候女方生完一胎后不打算生了，就引起了另一方家庭不满；有时候有一方家庭变卦、更想要争夺儿子的冠姓，在地方同乡和熟人社会眼中，这就是某一方“吃大亏了”，会产生一些舆论压力，愈发加剧了两方的拉锯、算计和扯皮。了解这层背景后，对于为什么有人会问papi酱以她的经济收入和能力地位，为何会让孩子随父姓这种问题，也就不感到奇怪了（但事件中进行人身侮辱和攻击仍然是非常错误的！）。
冠姓在什么时候可以成为自由选择
在网络热议子女冠姓权时，很多人想当然地指出：“孩子跟谁姓，这不应该是两口子的私事嘛，关外人什么事？”
这话乍一听并没有什么错，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现实中发生子女冠姓权争夺并且还十分激烈的各种两头婚案例里，这可真不是“两口子的私事”，而是两家人、两代人的事，并且事关财产继承分配、两家地位或利益的博弈、家族人情关系乃至两家在当地的面子问题等一系列因素。子女冠姓权争夺到底是性别平等的表现，还是传统父权继承观念的升级或变形呢？它们其实可能既是原因，也是结果，但我们的视角不应局限于此。
一些敏锐的研究者在两头婚的访谈中，指出了子女冠姓之争背后的亲权干预（曹丽娟，2013）：很多80后小夫妻表示其实自己并不看重孩子的姓氏，只是父辈向他们提出要求。研究者意识到，一些年轻夫妻其实对孩子姓氏问题也并没有太多独立思考，更没有仔细考虑到这种争议会对未来婚姻家庭生活的影响，只是盲目地听从父母的安排，或者觉得应该首先满足父母的要求，甚至有受访者称这是在“尽孝”，为父母干预自己子女冠姓争夺做出合理化解释，以至于令研究者惊讶于她的“愚孝”。按道理来说，这一代独生子女在市场化改革和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中长大，理应更加开放、独立和有主见，为何会接受父母的干预、甚至表现出对传统“孝道”的认同？
这不应该简单地被视为是传统父权话语的回归。就像前面提到的，当有人问，子女随母姓不也是随女方外公的姓，随她父系家族的姓吗？一些支持女性也有子女冠姓权的年轻人，会选择以个体本位的角度来做出回应，也就是说，女方的姓虽然是父系家族的，但生下来后就已经是她作为个人的一个标志了，和家族没有什么关系，是属于她自己的一部分。
这种个体本位而不是宗族本位的思路，确实是理解子女冠姓权争夺动机的一个关键，因为很多两头婚中的女方并不是在追求家族的集体利益和宗族传承，而更多是在保护她的个人利益；她的父母作为姻亲踊跃参与进来，拥有比传统婚姻中更高的话语权和活跃度，很多时候也不是为了家族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保护自己这唯一孩子的利益。
这种亲权过度干预婚姻事务的情况相当普遍，也非常符合学者阎云翔前几年对于80后一代出现的“包办离婚”现象的观察，那就是：造成当今一代中国年轻人婚姻出现冲突的最重要原因，其实是父母的强大影响。而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三个婚姻中的重大安排——小两口要不要离婚，共同财产怎么分配，谁来抚育孩子，实际上都是由双方父母来做出最后决定的。（参见：阎云翔，2016）
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子女冠姓权争夺的问题，这种代际冲突和干预必须要放在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中来加以考察*。无论是人口普查数据还是抽样调查分析都能发现，中国这些年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家庭的规模正在变小，核心家庭正在成为主流，相对而言直系家庭在减少、复合家庭则在慢慢消失。学术界主流观点通常也认为，核心化是一个家庭走向现代化的最重要判断标志之一。
*简单普及介绍一下概念，家庭结构一般被分为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复合家庭三大类型（残缺家庭等其他情况暂略）。1、核心家庭由一对夫妻及其未婚子女构成，经典画面就是父母 一两名小孩的小三口/四口之家。2、直系家庭由父辈夫妻和一对已婚子女（可能有孩）构成，经典画面就是祖孙三代家庭，或者国产剧里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小两口。3、复合家庭由父辈夫妻和多对已婚子女（可能有孩）构成，经典画面就是那种四代五代同堂、兄弟姐妹婚后不分家的大家庭。
传统的中国家庭是典型的父权制家庭：具有父系继承、女性从夫居、男性家长掌权等特征，家庭一般是围绕亲子关系展开，比夫妻关系更重要，比如说包办婚姻是由父母决定子女婚事，也就是说，夫妻关系是屈从于亲子关系的。同时，传统中国家庭也经常被视为是一个经济合作单位，家庭成员之间“同居同财”，不是一家人不吃一锅饭，各种经济联系合作十分紧密。相对的，现代核心家庭的轴心是围绕夫妻关系展开，经济关系被情感关系替代，家庭规模缩小、成员关系比较简单，往往更容易和父权做出切割，因此性别地位会比较平等，女性的地位也更高。
所以，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在核心化程度越高的家庭里，子女冠姓就越可能成为“两口子的私事”，随父姓还是随母姓，会成为相对自由、独立的选择。
但是，王跃生、曾毅等学者却观察到，2000年以后中国家庭结构变动中，核心家庭比例反而明显下降，直系家庭不但没降低、反而稳中有升，从1982年的17%上升到2000年的25%。当时学者们认为这种现象不能说明中国正在回归传统，很大可能上只是70年代初以来的生育率下降造成的滞后效应，中国家庭仍然还是在走向现代化，等到了2010年三代直系户的比例就会下降。然而中国的直系家庭并未如预测的那样发生解体和下滑，到2010年人口普查时，乡村直系家庭结构比例继续上升，达到了28.52%（王跃生，2013）。
按理说，中国的家庭结构早已经发生重大改变，父母的传统权威稳步下降，夫妻亲密关系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上升成为个体家庭的主轴。但是，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一”结构中，亲代对子代的情感和经济投入要更集中，会更加舍不得放手，于是，夫妻关系虽然成为家庭主轴，但孩子成为了夫妻关系中的重点。和西方家庭不一样的是，中国家庭因为有继承-赡养的关系（即费孝通说的子女不但要养下一代、还要反哺养老的“反馈模式”），所以子女或兄弟分家出去后，各自的子代家庭和原生父母家庭之间，即使独立，也仍然会存在较为密切的经济支持和生活互助关系，这都给亲权入侵、干预夫妻关系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想要彻底地摆脱对父母的依赖也变得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结婚、生育、买房、带娃，总有需要代际支持包括经济和劳力上帮助的时候；而帮助和控制有时候是同一回事。正是这样的多方合力，促成了亲权在家庭轴心中的再次回归。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当前浪说后浪们有“更多选择的权利”，却反而戳痛了无数年轻人的心。表面上姓氏在今天只是一个符号，子女冠姓权只是个体家庭里夫妻的不同选择，但对于现实中真正卷挟在争议里、面临多方冲突的人来说，却很可能并没有什么真正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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