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组织ISIS的武装分子
特约撰稿|朱江明
编辑|张欢
为何恐怖组织在长达十多年的反恐战中未曾被扑灭，反而愈演愈烈？
11月13日晚，巴黎发生了被称为“法国9·11”的重大恐怖袭击事件，这已经被证实是极端组织ISIS所为。事件中，恐怖分子同时在巴黎多处发动攻击，这是一次教科书式的城市恐怖主义游击战。恐怖分子不仅引爆炸弹，还使用自动步枪射杀无辜民众。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巴塔克兰音乐厅发生的冷血袭击事件，两名枪手使用AK-47自动步枪将现场观众劫持为人质，却并没有要求谈判，他们只是想通过劫持进一步扩大影响，最终几乎将所有人质以处决的方式射杀。
这种不提出任何具体政治诉求和条件、专门以杀戮来显示存在感和宣扬恐怖暴力价值观的行为，从“9·11”事件后就成为中东背景恐怖组织的标准套路。
此类恐怖袭击行为，往往并不设置具体的攻击目标，而是无差别地杀害现场所有群众，同时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络传播恐怖景象，对观众造成进一步的心理伤害。
很多美国民众并不是纽约世贸中心现场的亲历者，却因为观看大楼倒塌的电视直播而出现了非常典型的应激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替代性压力综合征”。根据事后的调查，在“9·11”事件发生之后大部分纽约市民都出现精神医学意义上的应激反应，至于比较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病率为7.5%，这与地震和海啸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患病率相当，然而区别在于很少有人因为观看地震或海啸现场录像而出现应激反应。
由此可见，大规模恐怖袭击所造成的伤害，远不止是伤亡数字和经济损失统计那么简单，对整个社会造成的伤害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逐渐弥合。那么为何制造这种人为恐怖灾难的组织在长达十多年的反恐战中未曾被扑灭，反而愈演愈烈呢？
组织形态是关键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多层级管理架构几乎被奉为管理上的金科玉律。大公司往往根据地域来进行分区管理，以便各平级机构之间形成协作竞争关系，通过激励机制来促进公司的发展进步。尤其在对未来的判断上，大型企业往往会根据此前的市场数据，制定计划指标式的目标，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级别和市场划分区域，细化到小组或者个人。在这种层级制的管理体制下，员工和中下层管理者犹如一部庞大精密机器的部件一样，机械化地重复运作。
巴黎恐袭惨案的比利时嫌犯
事实上，不仅是商业企业一直奉行着这套管理模式，各国的政府和军队也同样使用类似的管理体系。这种体系的好处显而易见：能够极大程度地让群体内部的力量集中，根据目标的需求，向某一个关键的进攻方向释放能量。这是工业化时代的思维方式，德国闪电战之父古德里安在其著作中就强调“只许集中！不许分散”。毛泽东则强调，战争中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随着时代演进，现在这种曾经被奉为管理和战术圣经的理念，已经无法应对未来的挑战。尤其对于恐怖组织而言，集中的结果就是被集中歼灭。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巴勒斯坦激进派组织哈马斯成立时，他们就在尝试一种颠覆性的管理体制。以色列卧底特工Mosab Hassan Yousef（此人为哈马斯创始人之一的长子，曾经在哈马斯内部官居要职）在其回忆录《哈马斯之子》中，就描述该组织成立时虽然有多名创始者，却并没有明确的层级划分。
在之后的发展中，它的主要领导人并不过问彼此的业务，甚至连自身下属机构的具体行动也不直接参与。每次秘密会议上，高层只会讨论一些理念性的议题，至于具体行动细节则完全由基层的行动人员掌握。其资金来源也完全取自分散匿名的途径，尽管Yousef已经是哈马斯的高层成员，却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人在支持该组织的运作。最后他在回忆录中强调，哈马斯是几乎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一种理念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只要理念还存在哈马斯就不会灭亡。
基地组织是首个全球化的恐怖组织，为了避免被情报机构追查到，它同样奉行着极为扁平化的管理架构，“遍布全球”却仅仅是名义上和资源上联系，而组织内的上下级之间，甚至尽量避免了解对方的情况，以免因为个别人的暴露而导致整个组织的灭顶之灾。
基地组织的制度创新并不在于扁平化管理，而是全球化的理念。尽管本·拉登是该组织的领袖，但各分支机构对他的效忠仅限于形式上。2004年扎卡维领导的伊拉克极端组织才正式宣布效忠基地组织，成为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而正是这个分支演变成了今天的ISIS。从管理理念来看，ISIS组织可谓是集中东谱系极端组织之大成。
他们不仅拥有像哈马斯一样的极端扁平化管理机构，而且与基地组织一样拥有全球化扩张的目标。更为糟糕的是，ISIS显然吸取了本·拉登的教训——他终其一生实际上一直在寄人篱下，无论是藏匿于苏丹还是在阿富汗，都是通过和当地军阀或者极端组织结盟的方式获得居留和发展的权利，缺乏自己独立的根据地。尤其是本·拉登发动对美国大使馆的攻击后，苏丹政府迫于国际社会压力，将其驱逐出境。在阿富汗活动期间，更不得不考虑塔利班的影响，尽管两者合作非常紧密。
与基地组织不同，ISIS更希望自己获得稳固的根据地，这样不仅具有独立的地位，不会受制于人，且更能够通过根据地扩张兵源和财政基础。然而诡异的是，该组织并未像其他反政府武装那样，在割据一方之后就开始争取国际社会承认，以便获得合法国际地位稳固其地盘，而是持续地输出价值观，并且收编与其相隔甚远的其他极端组织。在传统国际关系中，这种做法完全是自寻死路，然而从现在的发展势头来看，ISIS显然远未到拐点。
新组织形式是否无懈可击
在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关于ISIS的理念、政治诉求，乃至其践行《古兰经》的预言，都已经被多方面地报道和解读。然而却很少有人认真地审视该组织的管理架构和信息传导机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如何破解这种新型的组织。
从理论上而言，尽管ISIS自称伊斯兰国，但其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权或者国家。ISIS的运作可谓是极端组织进化的终极形态，其扁平化的结构不仅能够独立行动，且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斗中，还能够相互紧密配合形成合力。
在叙利亚内战中，该组织的军事力量往往能够在短时间内长途奔袭百公里外的目标。这使得守军几乎无法反应，这样的沙漠长途攻击，过去仅在英美军队的中东军事行动里出现过。这完全得益于ISIS组织的参谋团队成员——他们大部分是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前政府军指挥官。这种战法甚至让伊朗圣城旅负责支援叙利亚政府军的将领，也大感头疼。
11月13日，法国巴黎，极端组织ISIS的恐怖分子攻击巴塔克兰剧院，警方协助受伤者
在法国的恐怖袭击中，我们会发现，ISIS组织的行动人员具备分组多点同步进攻的能力，而其中的协调和通信手段，还有待法国情报机构的确认，不过已经有新闻传出，实施攻击的恐怖分子可能利用PS4游戏机内置的联网游戏聊天功能进行通信，这无疑是个非常聪明的做法。此前就有消息传出，恐怖组织可能利用网游传递信息，美国情报部门还特意加强了对《魔兽世界》等知名网游的监控。用专用的游戏机进行通信，恐怕就是利用情报机关的侦查视线尚不及此的空隙。
从这两种典型的行动可以看出，该组织实际上具备了正规军和基地组织行动小组的双重功能。在面对中东政权较为落后的军事力量时，其正规军具备相对的优势，而在面对欧美军警时，又能发挥别动队的优势，选择脆弱的民用目标下手。
尽管法国政府在巴黎遇袭后，愤怒地调动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准备向ISIS发动攻击，然而从现实考虑，一艘航母对于拥兵数万的ISIS而言恐怕只是杯水车薪。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ISIS在正面战场是不可战胜的，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轻易击溃了塔利班的进攻，尽管此前塔利班的军队让曾经的抗苏英雄马哈德将军指挥的北方联盟闻风丧胆。美军的重型轰炸机和近乎于外科手术的轰炸精度，却让塔利班士兵见识到了真正的现代化军事力量。当然这需要当地武装的配合，美军特种部队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爆发之后，就开始与北方联盟的部队进行嵌入式的合作。特种部队成员伴随北方联盟士兵进攻塔利班的据点，在遭遇抵抗后呼叫空中力量支援，打击被北方联盟士兵缠住的塔利班武装。美军称这种战术为铁砧战术。北方联盟的地面武装相当于砧板，而美军的空中力量则相当于铁锤，塔利班武装会被彻底砸扁。
如果没有地面部队的支持，空中力量打击很难发挥出威力。美军及阿拉伯联盟军队从去年发动对ISIS的空中打击以来，与地面力量的配合相当松散。伊拉克政府军缺乏与ISIS武装决战的勇气，而在叙利亚，ISIS成功利用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的矛盾，不断在夹缝中扩张力量。政府军和反对派武装都不愿意与ISIS正面抗争，而是希望对方陷入两线作战。只有库尔德武装正在全力正面对抗ISIS的进攻，然而考虑到土耳其对库尔德的态度，同为北约成员的西方国家恐怕很难与其结成联盟。
由此可见，在正面战场上ISIS所向披靡并非由于其军事实力超凡，而是成功利用了周边国家的内外部矛盾，以及国际关系中相互制肘妥协的国与国关系。换句话说，如果西方国家能够拿出当年攻打阿富汗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决心，并依靠库尔德这样的可靠地面部队支持，在正面战场上击溃ISIS的武装力量并非难事。
虽然ISIS仍在全球扩张其意识形态，但正面战场上的失利却会削弱其海外的活动能力。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得以死灰复燃，全因为美国在阿富汗战事平稳后，开始将资源倾斜到伊拉克战场。所以，如果本次巴黎袭击真的能够促使西方国家下定决心，那么全面击败ISIS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情报视线在哪里？
如果ISIS的根据地不能被削弱，那么其海外组织的活动将很难得到遏制。这就和2002-2003年，阿富汗战局逐渐明朗，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陷入低潮期一样。这期间基地组织持续试图在东南亚和欧洲发动攻击，作用却极为有限。如果ISIS的根据地被彻底摧毁，主要领导人被击毙，即使他们会被极端分子奉为烈士，却已经不再是向往和投奔的目标。所以说正面战场的胜负决定了海外恐怖袭击的烈度。
当然，要保障本土的安全仅靠正面战场的决战是不够的。在跨国的恐怖主义活动中，处于管辖争议或者政府力量薄弱的边界地带，容易成为极端组织的藏身之所。如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在反恐战争爆发后逃离阿富汗的塔利班成员，就得以在当地部族和政府军管辖混乱的夹缝中喘息，这也是201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拉拉·优素福·扎伊的家乡遭遇塔利班入侵的原因。
极端组织成员不仅对当地实施暴力行为，且会主动破坏当地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结构，例如禁止学生接受正常的现代化教育、剥夺妇女的权利等等。马拉拉·优素福·扎伊正是因为坚决抗争塔利班的暴政，且曾经多次被暗杀依旧不屈，而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奖得主。
要彻底消除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和安全屋，就必须打通各国情报机构之间的壁垒，通过共享和协作来完成对恐怖活动的预警。事实上，预警恐怖活动已经不仅仅是情报工作那么简单，而是一种彻底的社会化作业。真正有效的情报人员，往往不是受过特训的007，而是社区中类似“朝阳群众”那样的“好市民”。他们提供的细微线索，有助于发现潜在的极端分子，同时必须保证这种审查和追踪是受到重视的。
“9·11”事件前，有种种迹象表明袭击将会发生，然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却忽视了这种警告。法国袭击前同样出现了非常强烈的信号，例如德国警方截获了一辆开往巴黎且满载武器和爆炸物的汽车，驾车者是个典型的极端主义分子。根据常识，ISIS这样的组织，其攻击往往是多个互相不认识的小组同时进行的。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德国警方已经将情况通报了法国，然而此事却并未被法国政府视为迫在眉睫的威胁。
在情报界，对于不同问题的重视程度成为“视线”。视线在什么方向，各种资源和情报工作就会投向什么方向。“9·11”事件之前，美国情报界的视线主要集中在大国博弈，恐怖主义威胁的优先级别甚至低于自然灾害的预警。从巴黎袭击的结果来看，恐怕法国并未真的将视线回收到保护本土安全之上。
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承认，ISIS这个怪胎确实残暴得近乎歇斯底里，然而其组织形态却非常先进且极具灵活性，更根据外部环境不断进化。尤其在利用现有国际关系的制度漏洞方面，有着远远超过其前身基地组织的政治水平。
如果仅从技术上来看，消灭ISIS似乎只是时间的问题。反观中东现状，似乎实在难以找到从意识形态上击败ISIS组织的可能，即便是通过军事打击和情报作业成功削弱了该组织的实力，甚至将其建立的邪恶帝国彻底占领，也很难保证他日其他极端组织不会在其基础上死灰复燃，就如同ISIS从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中蜕变出来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