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位于甘肃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的东麓崖壁上，南北长约1600米，分布着大大小小的洞窟，层层叠叠，大洞套小洞，小洞藏小龛，洞窟有1000多个，据历史记载，最初开凿于公元366年，以后历代僧人视莫高窟为修身研习的圣地，到唐朝时代达到鼎盛，一直到十五世纪后才逐渐衰落荒毁，最后竟然被遗忘，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
斯坦因于1907年拍摄的莫高窟藏经洞外观
王圆箓道士在三层楼前
敦煌莫高窟作为近代中国重大文化发现之一，自1900年6月22日（光绪二十六年）被道士王圆箓发现这万千国宝的藏经洞后，就被盗贼者们盯上了。
在20世纪初，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特定历史背景下，风雨飘摇的晚清政府根本无暇顾及这一价值重大的历史性发现。藏经洞文物发现不久，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俄国人奥登堡以及美国人华尔纳等探险家接踵而至，以各种手段，从王道士手中获取大量藏经洞文物，致使藏经洞文物惨遭劫掠，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世界各地的众多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在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斯坦因(1862-1943) 敦煌盗宝第一人，英国探险家，原籍匈牙利，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1907年3月12日，斯坦因到达敦煌，他是第一个来敦煌藏经洞的外国人。斯坦因在其助手蒋孝琬的配合下，用4锭马蹄银（约200两银子）换走了24箱手稿和5箱经过仔细包扎好的绘画、绣制品等艺术古物。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藏经洞，再次买走了经卷600多件，装了满满5大箱。他带走的文书、绢画因保存完好著称。
伯希和(1878-1945) 法兰西远东学院汉学教授。他是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1908年2月12日，伯希和来到莫高窟，由于藏经洞的门紧锁着，伯希和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各种文字题记，这是有史以来莫高窟第一次的全面而详细的考察活动，也是首次大规模拍照。3月3日，伯希和进入藏经洞，有着良好汉学基础的他，面对着这数万件珍贵文献，立刻盘算了一番，然后下决心把它们全部翻阅一遍。他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翻阅，在藏经洞里足足呆了三个星期，最后挑选出几千卷精华偷运往巴黎。
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大谷探险队为日本佛教净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光瑞组织的中亚考察队，曾三次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探险活动。1911年10月5日由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组成的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到敦煌，至次年2月7日离开，共在敦煌待了3个多月。他们从王道士及其他途径获取的文物，包括佛经在内，共带走600件宝藏，这些都是他从王圆箓私藏的宝藏中挑选出来的精品，吉川小一郎日记中记载，他们于“10月23日将洞窟中两尊做工精巧、损伤也少的佛像，和僧人交涉之后买下了。”
奥登堡(1863一1934)俄国探险家，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1914年8月20日，奥登堡考察团到达千佛洞，随即按计划展开工作。在敦煌期间，他们详细研究了洞窟内的壁画与彩塑，认真进行了摄影、复描、绘画、测绘、考古清理、发掘和记录工作，甚至对很少有人注意的莫高窟北区石窟都作了考古清理，并第一次绘制了莫高窟南北二区的崖面平面图，工作量之大、态度之认真细致、收获之丰硕，令人惊叹。这可以说是首次对莫高窟进行全面的研究。考察团于1915年1月26日起程回国，带走了千佛洞443个洞窟的平剖面图、2000多张所摄照片、剥走了一些壁画、几十身彩塑、几百张复描绘画、详细的资料记录，同时也带走了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各类文物，加上在当地收购的文物，如有各类绘画品、经卷文书等，装满了几大车，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千佛洞。
华尔纳(1881-1955)Langdon Warner，近代美国著名的探险家、考古学者，也是臭名远扬的敦煌文物偷盗犯。1881年诞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律师家庭，190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05年重返母校哈佛大学深造考古学一年。1906年后留学日本，专攻佛教美术。1910年在朝鲜和日本调查佛教美术，1913年在哈佛大学第一次开设了东方艺术课程，1916年来华为新成立的克里夫兰美术馆收集中国文物。1923年回到哈佛，曾任福格艺术博物馆东方部主任，随即组织考古队远赴中国敦煌，剥离莫高窟窟唐代壁画精品10余幅，并盗走第328窟彩塑供养菩萨像等。
各国探险家，不远千万里来到敦煌莫高窟，掠取藏经洞的文物，可见文物价值之高。藏经洞内发现上起西晋，下至宋初，历时700年的古代各类文物、文献约6万余件，其中约百分之九十是各种宗教典籍，非宗教文书约占百分之十，内容包罗万象，包括经、史、子、集、诗、词、曲赋、通俗文学、地志、水经、历书、星图、医学、数学、纺织、酿酒、棋经等，还有大量民间买卖契约、借贷典当、账簿、户籍、信札范本。
斯坦因与探险队员和民工
伯希和在莫高窟藏经洞内
1924年，华尔纳将莫高窟第328窟一尊供养菩萨像劫往美国。
文书除汉语写本外，藏经洞中还保存有相当数量的非汉文写此外，洞内还藏有一批木版画、绢画、麻布画、粉本、丝织品、剪纸等作品。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经济、政治、民族、语言、文学、艺术、科技提供了数量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藏经洞的发现与殷墟甲骨、民清档案、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中国近代古文献四大发现。
敦煌石窟及敦煌藏经洞的出土文物，浓缩了中古敦煌的历史。它形象地记载了在开放的背景下欧亚文明的互动、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交融；反映了4-14世纪一千多年间佛教及其艺术的流传及流变；保存了丰富生动的中外艺术形象及艺术的源流传承；展示了中古时期广阔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社会生活的场景。
敦煌石窟及敦煌藏经洞的出土文物所蕴含的信息是百科全书式的、多元的、世界性的，因而具有超越时空、经久不衰的魅力，在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地域的人们中间产生了共鸣。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以自己的优秀文化为世界做出的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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