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春秋》大义，未经先儒讲讨，有明三百年，无一人深悉其故。幸得东海夫子秉持撑柱”等语。孔子成《春秋》，原为君臣父子之大伦，扶植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今曾静以乱臣贼子之心，托《春秋》以为说，与孔子经文判然相背，无怪乎明三百年无一人能解。不但元、明之人，即汉、唐、宋以来之儒，亦无人能解也。
惟逆贼吕留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与曾静同一乱贼之性，同一乱贼之见，所以其解略同耳。曾静之恶逆大罪，肆诋朕躬，已为自古乱臣贼子所罕见。而吕留良张狂吠，获罪于圣祖，其罪万死莫赎，宜曾静之服膺倾倒，以为千古卓识。
可问曾静，吕留良所说《春秋》大义，如何昭然大白于天下？吕留良是域中第一义人，还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着他据实供来。
上面曾静一直重复《春秋》大义，在这里我解释一下，所谓的《春秋》大义，指的是后世的儒生们通过解读《春秋》这本书，总结出来的一些中心思想，比如君臣伦理这些，就都是从《春秋》这本书里解读出来的。
至于孔子当时是不是真有那些想法，那不重要，重要的是后人认为你有没有这个想法。
要注意，《春秋》这本书非常重要，所谓的《春秋》大义更加重要，在古代的很多时候，我们甚至还有用《春秋》断案的传统，但是在这里不讲，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说一声，以后抽个机会专门讲古人如何用《春秋》断案。
在这里，雍正就问曾静：你曾经说，整个明代三百年时间，没有一个人读明白了《春秋》这本书，只有今天的一个吕留良彻底读懂了。
孔子写《春秋》这本书，本来就是为了诠释君臣、父子之间的伦理纲常，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俱。
可是你曾静本身就是一个乱臣贼子，你所理解的《春秋》就跟我们正常人不一样，按照这种想法，那不仅整个明朝，哪怕是汉朝唐朝宋朝乃至元朝所有儒生，解读的都不合你的心意啊。
只有一个吕留良，跟你一样是个乱臣贼子，混蛋东西，所以他说的话，你听着舒服，你觉得五体投地。我问问你，吕留良到底是天底下最有学问的道学家，还是天底下最混蛋的乱臣贼子？
曾静供：弥天重犯僻处山谷，离城甚远，左右邻里，无读书士子，良师益友就正，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所本朝程墨，及大小题，房书诸评。见其论题理，根本传注，文法规矩先进大家，遂据僻性服膺，妄以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其实当时并未曾晓得他的为人行事何如。而中国有论管仲九合一匡处，他人皆以为仁，只在不用兵车，而吕评大意，独谓仁在尊攘。
弥天重犯遂类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却不知《论语》所云“攘”者止指楚国而言，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不习文教，而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非以其地远而摈之也。若以地而论，则陈良不得为豪杰，周子不得承道统，律以《春秋》之义，亦将摈之乎。
况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其说载于《孟子》，更大昭著者也。由是看来，在当时吕留良固为背谬之极，而弥天重犯信而宗之，尤为失之千里矣。但吕留良议论弥天重犯所见者止此。其余文字著作，并不曾见过。
惟到雍正五年，有学徒张熙，到浙江购书，到吕家传得吕留良题《如此江山图》及《钱墓松歌》诗。彼时闻之，不觉惊异，不敢信以为然，随复得谣言，迭迭惑乱，遂疑他的话是实，且妄悔当身大义之不能早闻。今奉旨将吕留良家藏旧作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赐看。其中不惟错看《春秋》，罪与弥天重犯同。且竟有讥诋圣祖皇帝处。
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即弥天重犯生长山僻，犹知感佩，况吕留良身居浙江大地，列名胶痒，食毛践土，亦已数十余年，如何丧心病狂，竟至如此。弥天重犯从前不知，姿以《春秋》之义说，虽出于吕氏，旨实发于孔子，不得不信。
今日解出孔子不是如此说，又深知本朝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历圣相承，无不道隆德备。而吕留良所云，如此到今，实实见得他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张狂吠，得罪圣祖，万死莫赎，诚为盛朝叛逆之罪魁。
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坐昧当身大义，姿信而附和之，万死亦不足以当其罪。今虽深痛无知而误信，切恨吕说之害人。俱嗟无及矣，更有何说。
但吕留良之说行世日久，如弥天重犯之为其蛊惑者，谅复不少，今幸得因弥天重犯败露，莫非历圣德隆，皇天笃佑我朝，故水落石出，一至于此，此岂人力之所能与？弥天重犯今虽陷法网，由此而天下之人共知其叛逆，不为彼说所惑，弥天重犯死所甘心矣。
曾静说：我这个混蛋就是个乡下人，身边也没有什么能人来指责我的错误，只是有一年到州城去参加科举，才见到了吕留良的一些文章，我看他的文章，就觉得写的非常好，让我很是佩服，我也没见过啥市面，就下意识认为他是咱们大清第一才子了。
其实，我当时也并不了解这个人的品行，比如书里有一段管仲九次联合诸侯结盟尊崇周天子的故事，大家都认为这是管仲仁义，可吕留良却觉得这是在排斥夷狄。
其实，《论语》里所谓的“尊王攘夷”，“攘”的只是楚国而已，因为楚国自称为王，不尊奉周礼，而《春秋》里批判吴楚二国是夷狄，也并不是因为他们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偏僻。
如果按照地理位置来说的话，那么楚国的陈良就不能算什么英雄豪杰，（陈良是一个著名大儒，据说还是屈原的老师，孟子曾多次赞扬这个人学问精深）；宋朝的周敦颐也不能继承儒学的道统（写《爱莲说》的那位，宋朝理学思想的开山鼻祖，老家是湖南人，在春秋时期也属楚国）。
再者说，舜还是东夷人呢，周文王也是西夷地区的少数民族，这还是孟子说的话呢，难道也应该批判这些人吗？
所以，吕留良的观点是何其荒谬，曾经相信吕留良的我，又是何其的混蛋。
不过我也只看过吕留良的这几篇文章，其余的都没看过，然后就到了雍正五年的时候，我的学生去浙江买书，抄来了几首吕留良写的诗，这些诗都是借着缅怀宋朝抨击元朝而抨击大清，我看完很震惊，不敢相信。
可是后来随着听到的谣言越来越多，就开始认为吕留良所说的都确有其事，我还挺后悔，应该早点看到那些东西。
现在皇上您把吕留良的很多诗词文稿给我看，我读完才发现，原来这逆贼竟然还曾经常讥讽你爹康熙皇帝。
你说，咱们的康熙爷是多么伟大的一个皇帝啊，哪怕是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人都知道感激敬佩，怎么吕留良这种大城市中的人，还是个儒学秀才，享受皇恩六十多年，却如此丧心病狂呢？
哎，我以前是愚昧无知，错误的以为吕留良解读的《春秋》，就是孔子的意思，现在才知道，人家孔老夫子并没有那些想法，而且我大清得国最正，正的不能再正。
不知道吕留良祸害了多少个像我一样的混蛋，最幸运的是，我们的这种混蛋行径被发现了，这其实也是上天在默默保佑着我大清朝啊。
这样一想，我也算死而无憾了。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可荣可辱，可生可死，而此义必不可失坠”等语。今钦差审问之时，曾静缮写亲供全然改变，求哀乞怜，备极称颂。在曾静将以为荣乎，将以为辱乎？又未知曾静之心，此时愿生乎，抑愿死乎？其争持大义者何在？着他据实供来。
雍正得理不饶人，非把曾静辩服为止，问曾静：你曾经在书里表现的那么坚定，就一心想造反，而且还说什么荣辱与共之类的话，结果现在又将以前的观点全都推翻了，开始摇尾乞怜，歌颂我大清，在你看来，你的这种行为是荣呢还是辱呢？
你心里所坚持的那个“大义”又跑哪去了？
曾静供：弥天重犯向谓荣辱死生大义必不可失，只因错解《春秋》，错听谣言耳。其实弥天重犯原是皇上的赤子，非有历世功爵在先明难忘，素怀背叛不臣之心。今日发觉被执，只为谣言蛊惑，错解经义遂至狂悖若此。
即在旧年狂悖蒙心之中，此心自问毫无别为，皆是从知识闻见上差错起。到今日解出经义，毫不相干，知得谣传是蜚语诋诬。弥天重犯是蝼蚁小民，实是心悦诚服，到此惟有痛哭流涕，自恨当身大义，自悔不能为顺则之民，其乞哀求怜，正是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正义，但恐求乞之诚不至不能赎补当前之罪，虽蒙皇恩浩荡，自计于法无可生耳。
至若颂德称功，亦弥天重犯为臣民之分，所宜然，尚得似前日之陷于不知，而姿自诋诬，惟所虑者，识浅学陋，不能仰测龙德中正之备，而颂与称有不能至，以是死难瞑目也。
盖君之尊同天，亲同父，民之称天，子之颂父岂得为过，况五伦从天而下，极之昆虫草木，皆有而君臣一伦，尤为五伦之首。弥天重犯从前错听流言，错解经义，所以陷身禽兽，自咎虽生犹死，今既晓得本朝龙兴，不同寻常万万，又亲被圣德，高厚从古所无，此时虽死犹生，虽辱亦荣了。
曾静说：我以前之所以说那些混蛋话，完全是我读书没读明白，再加上又轻信谣言。
其实，我本来也是一个乖孩子，也并非是祖先曾经在明朝做过官，我家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贫农世家。
今天我知道了，吕留良那才是真真正正的混蛋，竟说一些混蛋话，造一些混蛋谣去蛊惑世人，也蛊惑了我，所以我摇尾乞怜是真的知错了，心服口服。
至于我歌颂咱们大清，那本来就是我的分内之事，我只担心因为学识浅薄，歌颂的不够，赞歌唱的不响亮，如果能给我个机会，那我就得天天唱，天天歌颂！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生当今日，遭逢今世，无志于当世之利禄以自污”等语。曾静果无志当世，则宜早为高尚，何以应试入学，身列青衿，及考居五等，然后愤懑穷居，肆为狂放？尚得云无志利禄乎？
又书内“与一二同志，闭门空山，养鸡种瓜”等语。观曾静书内，见闻甚多，援据甚广，若闭门空山之中，蜚语讹言，何因入耳？是曾静同志之人，必非一二数也。
着据实供吐，若供出何人传说，则曾静是误听传闻，罪尚可恕，不可以身犯大逆之罪，遂拼一死以含糊了事，甘为众人容隐。皇上恩旨，着你据实供吐，你须将书内所云若者得自何人，若者传自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雍正问曾静：你在书信里说，自己不幸出生在今天，就绝对不会去求取什么功名利禄，因为那样会玷污了你的高尚人格。
可是，你为啥还去参加科举考试呢？
然后考试考不上，只考了个第五等，就生气了，就说自己要闭门不出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所以你到底是想要功名利禄还是不想要啊？
你搞得我好糊涂啊。
你说，要跟一两个知己朋友，隐居山林，养鸡种瓜。但是我看你的书里，又有很多见闻，你的这些见闻都是从哪来的呢？
你一直说你听信谣言，可是这个谣言又是怎么传到你的耳朵里去的？
曾静供：弥天重犯书内千错万错，无一字著实者，总因错听谣言，误解经义，所以酿成大恶，到今日不可疏解。今圣德光洁，毫无瑕玷，而皇恩浩荡，不可名言。以弥天重犯如是之大罪大犯，尚如是优容宽待，另置幽闲清旷之地，且敕部给食赐衣，此诚千古未有奇典，尧舜所不到之殊恩。即此一事，弥天重犯粉身碎骨，亦不能仰酬皇恩于万一。
此时此际，若果晓得造言首犯，方欲寝食其皮肉，又岂敢容隐他人奸回，以负皇恩？所以当日在长沙，大人审问再三，不敢说者，实为胸中不晓得个实在源头上造言的人。而传言的人，又实实是个忠厚守法，不惟不肯造言，并不肯乱言的人。
且自计罪大咎深，自料必不能生，虽蒙大人屡宣皇上智虑神奇，聪明天纵，事事非常，法所得定，亦非常情所得拟。弥天重犯的死生，断非事前所得决然。在弥天重犯当身自计，万难自信，可以侥幸于不死，与其临死而又牵累他人，不如自家一死之安为稍愈。今感皇恩如此高厚，且奉旨意询问，思量自家一死何足轻重，即死亦要说明白自家的心事。
赤子冒触父母，虽当父母盛怒之下，亦要向前号泣，说个明白，况今日旨意煌煌，得许弥天重犯直吐其人乎。此在自家分上计合，该要供出人来。因思水流毕竟有源即流，或可以寻源，胸中记出有两个偶尔传言的人，一是安仁县生员姓何名立忠，曾说他听闻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中有人上议皇上多条，其大者如此如此。
又永兴县十八都有个医生，姓陈字象侯，也说他在一处人家行医，听得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舆姓陈字帝锡，口传有个本章，谏议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弥天重犯听得二人之话符同，遂渐疑此为实事，其实源头造言的人，不知就是那陈帝锡，抑陈帝锡上手还递传有人否。且陈帝锡弥天重犯从未会面，不知其人形貌何如，即帝锡两字，也不知是此两字否，问何立忠便知。
听闻比人会堪舆，前两年在安仁县起学官，何立忠是安仁县的秀才，或者知得他的名字。其实今日仰惟皇上如天如地，何可毁谤。天经云隔，何伤于天，反因云隔，而转见天之高；地经穿凿，何损于地，反因穿凿，而转见地之厚。
今皇上之行，如日月经天，虽湖山万里，莫不共见共闻。弥天重犯幸今亦如盲，得视复见天地日月了。
曾静说：我在书信里写的没有一个字是真的，都是我瞎编乱造的，都是那些造谣的人给我害了，我都恨死那个造谣的了！如果让我找到他，我恨不能扒了他的皮！但我属实是不知道是谁造的谣。
至于传谣的人，其实都是很忠厚老实，本分守法的人，其中，有两个传谣最广的人，一个叫何立忠，我曾听他说，在茶陵州有一个叫陈帝锡的人，曾经到处说当今皇上都有什么什么缺点，其中什么什么最为恶劣，他还说岳钟琪曾经针对这些缺点，给您上了一个折子劝您改正，我当时听他说的挺邪乎，跟真的似的，就信以为真了……
不过我没见过这个人，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即使是名字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可以问一问何立忠，因为我听说这个人会看风水，前两年安仁县的学校就是他给看的风水，而何立忠正是安仁县的秀才，所以，他俩没准儿认识。
你说我就搞不明白了，咱们当今的皇帝如此圣明，他们是怎么忍心敢造谣的啊！
问曾静：旨意问你在湖南供称“山崩川竭，是传闻泰山崩四十里，至于川并未竭，因笔头不谨，弄文致诬”等语。这泰山崩四十里之说，影响全无，你将传说笔之于书，已极悖逆了，况川竭之事，并无传说，而遂连类。并及这“山崩川竭”，是何等之事，竟可以笔头播弄得么？乃仅以“不谨”二字，轻忽戏玩之词掩饰此罪，如何使得呢？但所闻必有所自，你须据实供出。
雍正问曾静：在湖南刚把你逮起来的时候，你说咱们大清已经山崩川竭了，然后问你哪座山崩了，哪条川枯了，你说是泰山崩了，不仅崩了，还一下子崩塌了四十里。至于川确实都没有枯竭，这是你写作的不严谨。
我寻思着，你是在哪听说的泰山崩塌四十里呢？
这没影的事，怎么到你这就比真的还真呢？甚至听都没听说过哪条川枯竭了，你也得给写到文章里，你是个什么东西呀？这些都是可以瞎写的吗？就来一句“不严谨”就可以解释的吗？
曾静供：“山崩”之说，虽有传闻，弥天重犯今日万死，记想个人不出。“川竭”之误，弥天重犯今日实实该死。盖寻常说话，犹庸言之谨，一涉不实，不惟于道理有碍。于心不能无愧，抑且当面受人诃责不小。
此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如何可以轻易掠过，且以庶人小民之贱，而上议国家事体，即有实据，犹不免出位冒干之罪，况既复妄，虚中更虚。即此一项，已足粉骨莫偿了。而前供犹仅以“笔头不谨”，盖过是身陷于罪，而竟不自知其罪之大小轻重矣，今日省悟，万死何辞。
曾静说：这个真不怪我，山崩那个我确实是听说了，不过我就是忘了听谁说的了。
当然，川竭的确是我随手一写，你也知道，我们写作的动不动就喜欢夸张，树上掉个叶子都好像天塌了一样，这是一种修辞手法。
不过今天既然你骂了我一顿，我也想明白了，像我这种小屁民，没事去议论国家大事干嘛啊？这不是闲的蛋疼么？确实该死。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以大事看来，五星聚，黄河清，某当此时如何死得。天不欲开治则止，天欲开治，某当此机会，毕竟也算里面一个，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舍某其谁？等语。
从古治乱之数，必上有桀纣之君，下有生世涂炭之祸，方可谓之大乱。曾静以我朝为夷狄，为匪类，然必为君者实有昏德，纪纲法度，一切废弛，方为否极之时。
以今日海宇承平，万民乐业，以朝廷政事而论，虽不敢谓为至治之世，然苟有人心之识者，断无有诬为乱极。当治之时也。且自开辟以来，未有如曾静禽兽不如之人，而以“五星聚，黄河清”为“舍我其谁”。又云“当此机会”，所谓机会者，何所指？据实供来。
曾静曾经在书里说：现在出现了五星聚会，黄河澄清的异象——古人讲究天人感应，认为凡间出现什么异象，都是上天在给人示警，而五星聚会是一种非常好的兆头，其实也就是金木水火土五颗行星连成了一条直线，古人认为，这代表盛世即将出现。
曾静说，盛世即将出现了，但是现在明明是乱世，不仅是乱世，还是特别乱的世，所以，这是老天爷在告诉我，赶紧让我去找个人才，创建国家，创建的国家一定是个盛世。
雍正就问曾静：所谓的乱世，一定是上面有桀纣这样的昏君暴君，下面有让百姓遭殃的灾祸，可是明明今天不仅不是乱世，还是一个盛世啊，你曾静就因为瞧不起我们，就说我们是夷狄是禽兽，那你这样到处污蔑造谣的人，不是禽兽不如了么？
你说现在天下舍你其谁，你的机会已经来了，请问，你的什么机会来了？
曾静供：弥天重犯许多该死该剐的话，今日反复省悟，也有个病根。盖缘自幼以来，讲解经书，讲到《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说，那井田法制，心中觉得快活，私地暗想，以为今日该行。由是屡去问人，却无一人说今日行得。心下听着人说行不得，甚不快活。
后看见吕留良此章书文评语，竟以为行得，且说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井田封建复了，然后方可望得治平。遂不觉赏心合意，从此遂深信吕留良的话。且执着这个死法子，放肚里。因而看轻汉、唐、宋、明之治，大不及三代，妄以为井田不复，贫富不均，其余言治，皆非至道，乃猥不自量，敢以经济抱负，超越寻常。
自许一闻“五星聚，黄河清”，遂疑此必是文明开始的机会，既遇文明开治的机会，必行井田复三代，欲行井田复三代，在当身自计，竭其驽骀，亦足备一时犬马之用，因而有舍我其谁之语。即所谓当此机会者，亦是望上之人用我，故曰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非是说弥天重犯当此机会，另生个别见也。
只因谣言见闻，遂深疑皇躬主德未纯，所以狂悖，而有是举。及昨自湖南一路以抵京师，所历过之地数千里，无不家给人足，薄海内外，无不化行俗，美道德，政教修举，详明较三代之井田学校，更因时损益，已精益精，正礼明乐备之极，天开文明之盛，当此如是之道隆德至，治著功成。
我皇上犹求治之念孜孜不遑，不肯一时一刻少懈。伏读谕旨，尚曰：不敢谓为至治之世。德隆心下，圣不自圣，一至于此，此所以无人感孚，瑞呈详见，“五星聚，黄河清”者，正为皇上道德纯全，超越千古，本朝治教休明，迈盛三代，大圣人兴起在位应也。况井田疆界，自秦以来，已荡废二千余年，封洫沟渠，皆不可考。
而今日承平日久，平原旷土，各成旧业，以理势论之，迹必不可行。且天下人文蔚起，不知有几千几万贤良，才智深于治体，精于治法者，用之不尽，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禽兽不如，乃谓“舍我其谁”，其不自量，一至如此，狂妄之罪，万死何逃。
曾静说：我这几天想了想，我之所以说了这种混蛋的话，是因为以前读《孟子》，觉得现在应该恢复古代的“井田制”——
井田制是儒家最向往的一种征税方式，所谓井田，就是在一块儿土地上画成一个“井”字，这样就将那块儿土地分成了九块儿，其中，中间那块儿是公田，归国家所有，其余八块儿归八户人家作为私田。这八户人家要共同将公田打理好，公田的收成就当做八户人家的赋税。
这始终都是儒家学者们的最理想的世界，很多人也都想恢复“井田制”，其中，最出名的是王莽，就搞了这种土地改革。
但是，事实上“井田制”这种制度是否真的存在过，是存疑的。因为至今为止，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上古时代的确有过“井田制”，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起码到了孟子时期，这种制度就已经早就没有了。
曾静觉得理想的社会应当实行“井田制”，可是没人搭理他，都觉得他异想天开，结果偶然看到了吕留良的文章，在文章里，吕留良说，若想将天下治理好，就必须得用井田制，你用其他任何制度都是白扯。
因此，曾静就觉得，吕留良真是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什么狗屁唐宋元明，都要比夏商周差远了。
有了这种想法的曾静，就开始觉得整个天地下，属他最聪明，出现异象，肯定是老天爷在提醒他去做点什么。
曾静说，再加上我又经常听一些谣言，觉得皇帝不那么圣明，所以就去找到了岳钟琪，想要劝他干票大的。可是后来我发现，所谓的井田制，早就被废除两千多年了，而我们今天的赋税制度，要比井田制合理的多，再加上天下比我优秀的人才则更是多如牛毛。
哎呀，我就是一个乡下人，没啥见识，还说什么舍我其谁，真是太不自量力啦！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近世晚村夫子学问足，本领济，大有为得”。又“生非其时，在今日似恰逢其会”等语。这吕留良自以其先世为前明之仪宾，不忘故国，而在本朝应试诸生，以天盖楼选刻时文，将本朝制科内名人之墨卷文稿刊板求利，致富不赀，乃包藏祸心，肆行无忌。实一反复无赖、卑污狂悖、叛逆之人，天地覆载所不容。今你乃奉为师法，心悦诚服，以为孔孟复生。
你所谓吕留良之学问本领，从何处见得？吕留良之大有为，从何处知道？是你与吕留良必曾会晤，亲承指授，而信敬畏服，一至于此。且云“今日恰逢其会”，又是何解？可从实供来。
最后，雍正问出了那个他特别好奇的问题：你在书里说，现在有这么一个人，他叫吕留良，学问特别大，本领十分强，我终于有机会了。
那个吕留良本来是明朝一个亲王的女婿，一直忘不掉明朝，可是却又在我大清参加了科举考试，当了十来年秀，考试考了个第五等，结果突然就削发出家了，然后又投身进了盗版业，经常搞一些盗版书籍，发了财。你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现在你拿他当老师，说他是孔孟在世，你是从哪看出来他的本领的？从什么地方知道他肯定会有大的作为的？这么说，他肯定亲自指点过你呀？但是你所说的你的机会来了，又是什么意思呢？
曾静供：圣人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又曰：“不知人则是非邪正莫能辨。”弥天重犯今日狂悖，一路错到底者，总因自家僻处山谷，眼孔小，见闻隘，胸次鄙陋，错认人故也。如这些话都是自家没识见讨人底里不着，遂妄意心悦诚服，奉以为师，不惟以为师，且以他为一世的豪杰。
其实当时何曾晓得他的行径大有不好处。不过就语句言话上，见得与自家僻性相投合，遂不觉好之深。好之深，遂不觉信之笃。当时所谓学问本领者，妄意指他的说理明，论文精。谓他大有为者，期他得用，可行井田，复三代，从前谬妄信得他是如此。
今日蒙圣恩开导点化，始晓得他的行事为人，到处不是。不特他当身大义背谬而已。从此回想，向日之信听他者，何啻陈相之悦许行，痛悔何及？
至若谓亲承指授，实实没有。他生在浙江，弥天重犯生在湖南，近广东界，相去有数千里，且弥天重犯是康熙十八年生，吕留良是康熙二十一年死，弥天重犯只有四岁，实未曾与他会晤。至于“恰逢其会”等语，是弥天重犯胸中先有他一段看轻后世之心，又有他一段错解《春秋》之意，加以元年匪类之说在耳，而又适值永兴县那两年大雨，数月不断，遂以为世道有不好处。此全是山僻无知的识见。
直到旧岁奉拿到长沙，今岁又由长沙到京城，见得年丰时和化行俗美，太平有道，普天薄海皆然。方知圣人在位，政教修举，礼乐明备，直盛千古。从前满肚疑团，始得一洗落实。而吕留良之欺世盗名，大逆不道，蛊惑人心，为覆载难容处，弥天重犯亦了然明白矣。
曾静说：孔子说，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别人，又说，不了解别人，就会不辨是非不辨黑白。
我之所以能走到今天，犯了这么大的过错，那完全是因为我就是个乡下人，没啥见识，没啥学历，啥也不懂，所以竟然把吕留良这种混蛋当成了老师，还说他是什么英雄豪杰。
其实，当时我就也知道了他的很多做法是不正确的，可就是因为他说的很多话都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我俩是臭味相投，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所以我就开始喜欢上了他，就觉得他说的都对，因为跟我想的一样。
但是至于说我俩见过面，他亲自执导过我，那确实是没有的事。因为啥呢？首先，他是浙江人，我是湖南人，我俩相隔数千里；其次，我是康熙十八年出生的，而他是康熙二十一年嗝屁的，那时候我才四岁，就是个小屁孩儿。
自从给我逮进京城这一路上，我看到了很多城市，很多人文，发现现在咱们的国家真是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百姓安居乐业，政通人和。
所以我就更加明白了，像吕留良那种大逆不道的混蛋是多么的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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