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张德斌
在多数读者的印象里，苏东坡要么是“铁板铜琶高唱大江东去”式的豪迈，要么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式的孤傲，要么是“新月与愁烟，满江天”式的幽怨，要么是“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式的飘逸，总之他是一个丰神出尘、只可仰望的存在。其实，一个伟大历史人物的人格构成往往是多层次、多维度的。在东坡的诗文集中，还有一些很特别的篇章，这些文字虽然以“钱”为主题、以“穷”为背景，却写得一点也不俗气、不酸苦，反而处处洋溢着东坡先生幽默、洒脱的为人处世风范，让人读来顿生亲切之感。
清 小荷女史《东坡笠屐图》
控费高手
苏轼自二十一岁登科及第，至六十六岁去世，四十余载宦海生涯中，几起几落。虽然在担任中高级职务时俸禄比较丰厚，可能过着相对优裕的生活，但是一旦因仕途失意、收入急剧减少甚至陷入贫困时，苏轼也没有发出过怨言，而是迅速调整自己的消费方式，并以豁达、开朗的人生态度面对新的生活状态。
元丰二年（1079）七月，苏轼从湖州知州任上遭遇“乌台诗案”，随后被拘捕入京，并于当年底被贬官黄州，进入了其职业生涯的第一个低谷期，生活水准也随之急剧下降。
“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这段文字出自苏轼写给秦观的一封信《答秦太虚七首其四》。苏轼刚到黄州的时候，因为是有罪被贬官，官俸也被停发了。收入来源已经断绝，积蓄也很有限，但是家里的人口不算少，日子还要往前过，怎么办呢？苏轼的办法是将家庭每天的花销严格控制在150文钱以内：每月月初，从积蓄中取出4500文钱，分成30个小串，挂到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挑取一串。这150文钱，当天如果没用完，就另外用一个大竹筒存起来，用以支付额外的花销。
苏轼的书法作品《寒食帖》（局部）
通货紧缩的受益者
当时的150文钱，相当于今天的什么概念？能买多少东西呢？历来研究苏轼的文章，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我们不妨结合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水平和货币供给与流通情况做一点考察。
苏轼刚到黄州是在元丰三年（1080）二月，而北宋熙宁、元丰、元祐年间，各地常有丰收的报告，总体上可以说，苏轼是在一个粮食相对充裕的时期被贬到黄州的。同时，黄州作为北宋的“下州”，位置较为偏僻，经济不甚发达，“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另一方面，在熙宁元丰年间，民间盛行私销，即销钱为器；而王安石的“新法”，尤其是其中的免役法，把通货集中到国库，使得一部分货币退出了流通环节；再加上自从熙宁七年（1074）取消了铜钱出国的禁令以后，铜钱输往外国的数目激增。这三个因素都导致了“钱荒”，也就是通货紧缩局面的出现，从而使得钱更值钱。
粮食丰收、货币坚挺的结果，就是粮食价格十分低廉，连带使得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保持在较低的水平。在这样的局面下，有人讴歌粮食丰收：“家家露积如山垄，黄发咨嗟见未曾”。也有人抱怨粮食卖不出去，一些底层民众因此更加贫困：“东家米粒白如银，西家稻束大如鼓，再三入市又负归，殷勤减价无售主”。元祐八年（1093），苏轼自己也曾经上言：“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酪之费，所蓄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粮价低到了农夫祈祷发生饥荒的程度，也算匪夷所思了。
无论如何，经济拮据的苏轼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一局面的受益者。苏轼刚到黄州时是和长子苏迈同去的，数月之后家眷由其弟苏辙送至黄州，家庭总人口大约不超过7人。有专家计算出宋代每人每日最低生活费为20文，这显然是将整个宋朝，包括丰年灾年、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全部考虑在内的一个较为笼统的算法。如果考虑到黄州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元丰年间粮食连年丰收以及通货紧缩的情况，苏轼每天用150文钱养活7口人，还是能做到的。这一点有苏轼自己的文字记录为证。苏轼刚到黄州时了解到的当地物价情况是“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鱼、蟹不论钱”（《答秦太虚七首其四》）。一斗米只要20文钱，鱼、蟹便宜得几乎不要钱。在给另外一个朋友的书信中，苏轼简单介绍了他“屋梁 画叉”的节俭之法后，紧接着写道：“然犹每日一肉，盖此间物贱故也。”
明 朱之蕃 《东坡笠屐图》
免单达人
与唐宋时期其他大诗人相比，苏轼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于：他在官员、民众中间拥有非常广泛的声誉。这个声誉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他清廉、亲民的“官声”，豁达、风趣的性格，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在诗词和书画创作方面的高深造诣。即便在官场失意的时候，他也可以享有“吃喝看病不要钱”这样的超级待遇，可以说完全凭的是自己的实力。
在上述写给秦观的那封信中，苏轼在说完“屋梁 画叉”的控费奇招之后，笔锋一转，谈起了表明自己在黄州颇受欢迎的几桩事情，言下不无得意之情。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
苏轼是一个襟怀开阔的人。他从经济发达地区——湖州的父母官任上忽然遭逢牢狱之灾，接着又被打发到黄州这个穷乡僻壤，虽然挂名“团练副使”，貌似仍有官职在身，实则不但无权无势，而且要接受地方官的严密监视。外界的打击是巨大的，但苏轼的内心更强大。他丝毫不以此为意，一到黄州，就“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写下了“高谈破巨浪，飞屦轻重阜”“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这样的句子。
他到长江对岸的武昌（今湖北鄂州）去游玩，如果风浪太大，不便回来，就住在“蜀人王生”家里，“王生能为杀鸡炊黍，至数日不厌”，王生显然是苏轼的一个“粉丝”。而像这样的“粉丝”，不论在黄州，还是在苏轼后来两次谪居的惠州、儋州，都不乏其人。“粉丝”当中，既有王生这样的普通百姓，更有担负着监视苏轼之职责的地方长官。这些人自发地向苏轼靠拢，以与苏轼交往为荣，显然与“权势”二字不相干，而是被苏轼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苏轼这个人的奇异之处在于，当他还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真正的“名满天下”——他的人格魅力，不但在他因贬官而长期生活的地方大放异彩，而且在他偶尔踏足之处也深深地为人倾慕。这在将近一千年前，传播手段还很原始的时代，可以说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元丰七年（1084）正月，皇帝（宋神宗赵顼）出御札，苏轼“量移汝州团练副使”，官场生涯出现一线转机。当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赴筠州见苏辙，途中游历庐山，“见山中僧俗，皆云‘苏子瞻来矣！’”自己的名气这么大，竟然在深山里都无人不知，苏轼得意之余，当即赋诗一首：“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这首诗道出了两层意思：一是苏轼的经济状况相比刚到黄州时有了较大的改善，竟然可以带着100文钱出门闲逛，须知这在当初差不多是全家人一天的开销啊！二是既然“人人识故侯”，按照先前的经验，这100文“杖头钱”也大可以省下了。
苏轼自幼好画，其画作别具一格，“英风劲气逼人”。苏辙晚年在书房中悬挂苏轼所作《枯木怪石图》，为作诗曰：“老人读书眼病昏，一看落笔生精神。”对乃兄苏轼的画作称赏不置。
苏轼对自己的绘画水平是颇为自负的，“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苏轼的书法更是跻身“宋四家”之列，早在他生前就享有极高的声誉。贬居黄州那段时期，许多人将苏轼的书画墨迹视为至宝，争相邀请苏轼赴宴。往往是好酒好菜招待之后，笔墨纸砚早已备好，苏轼也不推辞，当即挥毫泼墨、笔走烟云，场面其乐融融，宾主两不相欠。“画不能皆好，醉后画得一二十纸中，时有一纸可观，然多为人持去……”这种情况已然成为常态。
苏轼在黄州的时候，曾经找一个名叫庞安常的医者看病。这个医者颇与众不同，看病不要钱，只要书画佳作，这就正对了苏轼的胃口。后来又有一个胡道士，他是跟庞安常学的医术，他给苏轼用药，苏轼没钱给，仍旧写一幅字当医药费，并且郑重其事地跟胡道士说，这是你师父定下来的老规矩，咱们可不能废弃哦。等到苏轼的朋友参寥子找胡道士看病，参寥子这个人是既没有钱，又不会写字画画，就来求苏轼帮忙。苏轼跟他开玩笑说，你干脆给胡道士写两首诗得了。
“庞安常为医，不志于利，得善书古画，喜辄不自胜。九江胡道士颇得其术，与予用药，无以酬之，为作行草数纸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废也。’参寥子病，求医于胡，自度无钱，且不善书画，求予甚急。予戏之曰：‘子粲、可、皎、彻之徒，何不下转语作两首诗乎？’庞、胡二君与吾辈游，不曰‘索我于枯鱼之肆’矣。”（《东坡志林》卷三《参寥求医》）
苏轼最后颇为愧疚地感叹说，庞安常、胡道士遇到自己这样的病人，总是收不到现钱，简直要有“索我于枯鱼之肆”的担忧，也就是要被他拖累得穷死了。
这就是苏轼多虑了。早在苏轼在世时，他的书法作品就已是人们重金搜求的对象。南宋时，有汪应辰氏收罗东坡法帖，刻于成都西楼，名曰《西楼帖》，此帖后世屡屡重刻，至今流传不绝。前几年，某拍卖会上成交了一幅据称是苏轼书法作品的《功甫帖》（真伪有争议），价格达5000多万元人民币。“苏门四学士”之一、与苏轼同列“宋四家”的黄庭坚，其手书的《砥柱铭》在2010年以4.368亿元人民币拍卖成交。庞安常、胡道士若有后，恐怕断然不会责怪他们给苏轼看病不要钱，而只会埋怨他们当初何不多留一些苏轼书法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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