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浉河区“大别山杯”全国有奖征文大赛
隐蔽战线斗敌顽 秘密战中艰险多（上）
——记浉河区五位杰出的地下工作者
作者 黄振国
现代世界，最凶险而又最神秘的机关，莫过于情报保卫组织。美国的中情局、苏联的克格勃、以色列的摩萨德、英国的军情五处，都是人们永久的兴趣所在和探秘对象。
中国人谈起这门行当，第一反应是惊呼：“特务”！那么，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特务”组织呢？据专家考证：现代中国最早出现“特务”一词与最早称为“特务”的组织，都来自于1927年5月的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简称“特科”）。
下面，我就根据现掌握的资料，简要梳理如下。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血流成河，尸堆如山，白色恐怖极为严重。为了粉碎敌人的更大图谋，同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提议并经中央同意，决定成立“中央军委特务工作科”（特科），由周恩来负责组建并直接领导。邓小平、陈云、邓颖超、聂荣臻、陈赓、李克农、钱壮飞、潘汉年等人都先后参与早期工作，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而国民党的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则稍后成立：“中统”成立于1928年2月、“军统”成立于1932年4月，陈立夫、戴笠分别为这两个组织的主要负责人。
我党我军的“特务”组织成立后，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可以说是“在刀尖上跳舞”，稍有不慎便会流血牺牲，因而挑选工作人员的标准非常高，其最基本的要求是：忠诚勇敢，机敏精干。据我目前所知，由于浉河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先后有刘少文、周性初、危拱之、张瑞华、周惠年等五人长期或短期参与其中，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
一、刘少文（1905-1987），浉河区人。他长期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央军委四部代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刘少文在青少年时代，受“五四”"运动影响，积极投入了当地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信阳一带有影响的进步青年。1925年3月，刘少文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同年6月在有王若飞参加的仪式上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投身国共合作大潮。1925年10月，从为中原地区培养革命后备人才出发，党决定派刘少文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刘少文担任了本年级党支部书记，掌握了流利的俄语，为后来从事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络工作奠定了基础。1927年2月，大革命形势危急之际，刘少文受组织委派，担任苏共代表团翻译，随团回国参加大革命。到达上海时，正值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的第三天，白色恐怖笼罩着十里洋场。几经周折，他才随苏共代表团到达国共合作还未破裂的武汉，参加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其后，党派刘少文随苏共代表团成员去长沙帮助国民党湖南省委工作，又逢“马日事变”爆发。因当晚居住在苏联领事馆内，刘少文才幸免于难。在担任苏共代表团翻译期间，刘少文及时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反映给苏共有关人员，促使共产国际决定“应该讨论陈的去留”，为扭转中国革命时局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1927年11月，主持党中央工作的瞿秋白看中刘少文的干练，调他到身边担任助手，负责国际联络工作。1928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由于早年旅苏的经历及谙熟俄语，刘少文得以出任中共中央秘书处翻译科科长，负责同共产国际和兄弟党的联络工作并管理有关经费。1931年6月，刘少文被党中央任命为巡视员派往陕西。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帮助改组了陕西省委，并帮助省委建立了西安市委，大大加强了陕西党的力量。不久，他的肺病复发，病情十分严重，组织决定让他到北平疗养。1933年6月，当他得知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在张家口建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便拖着大病初愈的身躯，毅然奔赴张家口抗日前线找党，与中共前线工作委员会书记柯庆施接上党的组织关系，被委任为中共前委委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刘少文担任独立18师中共工作委员会书记兼政治部主任。期间，他和许权中、张曙时等共产党人四处奔走联络，为这段“抗战壮史”平添了几分声色。1934年2月，刘少文辗转到达江西中央苏区。由于其工作经历和对党的忠诚，他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并主编军事杂志《革命与战争》，还担任过红军总司令部政治教导员。因此，周恩来曾称赞他是“既能秘密书写，又能提纲挈领，更能深入人心”。同年10月，刘少文参加了长征，并在扭转党的命运的“遵义会议”上担任秘书工作，亲身见证了党史上最伟大的一章。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刘少文跟随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被编入张国焘领导的左路军。同年9月，张国焘另立“中央”时，看中刘少文的旅苏经历并和共产国际一些负责人有过工作交往，就内定他为“中央”秘书长，以示拉拢。当朱德事先将此事透露给刘少文时，他表示坚决不干，朱德指示他暂且“忍耐”，刘伯承则劝说:“我们以前曾做白军的工作，何况张国焘他们还打着红旗呢!”在朱德、刘伯承的具体指导下，刘少文“身在张营心在党”，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反动行径进行了巧妙的斗争。
1936年7月1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师。为密切两军关系，刘少文转到红二方面军工作，担任方面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时，由于张国焘的反党活动，党和红军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分裂危机。这时，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和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一起，坚定地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作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期间，刘少文及时地向任弼时、贺龙、关向应汇报了张国焘的错误，并取出他所记的有关张国焘分裂活动的全部记录作为证明，使上述同志在同张国焘斗争时“既有理，更有据”。1936年7月27日，党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以约束张国焘的反党行动，由刘少文出任秘书长。在秘书长任内，刘少文随朱德、任弼时等领导同志继续对张国焘反对与党中央会合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后来，刘少文还将张国焘的反党材料整理出来交给党中央，为延安批判张国焘的错误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在多方耐心说服和团结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后，终于使党和红军摆脱了分裂危机，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既定目标。在这一巩固毛泽东的军事、政治核心地位的斗争中，刘少文起到了自己应有的作用。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刘少文长期在白区的危险环境中工作，默默无闻地完成着党交给他的“许多具体而细微的任务”。在当时军事、政治斗争中，许多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却又鲜为人知。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情报史专家所说的，刘少文从事的是“无声的工作，留声的事业”。
1937年4月，遵照党中央决定，刘少文抵达上海待命，“七七”事变后被调到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8月，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在上海福熙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504弄)21号设立。身为办事处秘书长、副主任，刘少文协助前两任主任李克农、潘汉年积极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八办”成立后不久，刘少文就曾陪同潘汉年一起，去看望因坚决主张抗日而一度入狱的“七君子”之一沈钧儒，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沈感激不已，代表“七君子”向潘、刘表示:“我们和你们之间是心心相印的关系”。
1937年11月初，日军从杭州湾北岸登陆，使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完全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11月12日，上海市除租界外全部沦陷于日本军队，使时人称之为“国中之国”的上海租界事实上成为一座“孤岛”。早在上海沦陷之前，“八办”就已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全面安排上层民主人士的安全撤退问题。郭沫若、沈钧儒、沙千里、胡子婴、邹韬奋等著名爱国人士的安全撤退，都是潘汉年、刘少文一手经办的。
1937年11月底，潘汉年撤离上海后，刘少文继任“八办”主任，开始主持办事处的全面工作，在上海“孤岛”坚持斗争，直至1939年底赴延安汇报工作。在“孤岛”时期，刘少文对敌斗争主要是同各抗日团体的上层人士保持联系，通过各种方式传达党的政策、主张。
1938年12月、1939年9月，在刘少文引介、争取下，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办事处与其他爱国团体两度组织“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慰问皖南新四军，各爱国团体为新四军征募龙头细布7000匹和大批棉衣、棉鞋。通过刘少文联系转手，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员、农场经理纪振刚将他收存的国民党军队溃退时遗留的机枪数十挺、步枪数百支全部送交新四军，大大提高了新四军某部的实力。
为了帮助江南等地的抗日活动，刘少文组织印发抗战刊物如《时事丛刊》、《内地通讯》和《江南通讯》等，并以“柳华”和"铁人”的笔名在《救亡日报》和《团结周刊》上发表文章，以示中共与敌后人民同在。1938年4、5月间，他专门写了《怎样把江南游击战争胜利地开展起来》、《怎样在抗日游击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等文章在《团结周刊》上发表，并亲自训练干部派到这些游击队去帮助工作，后又将这些武装力量移交给地方党。为教育和影响国人，刘少文指导和支持汪衡、胡愈之等翻译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由黎明书局以《毛泽东自传》书名发行。为表明共产党的抗战文化取向，刘少文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积极赞助《鲁迅全集》的出版。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苏联传记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是刘少文嘱托身边工作人员梅益翻译完成的。
从1940年夏到1949年夏，刘少文奋战在统战工作、情报工作第一线，有人用“足迹涉港澳，重庆与沪(上海)宁(南京)”来高度概括这一时期他的革命活动。1940年7月，刘少文由中共南方局派往香港，任中共港澳工作委员会委员兼中央交通处港澳办事处处长，负责交通联络、机要、电台和经费工作，除保持了同上海、韶关、桂林、海南岛等地联系外，还与海外一些地区建立了独立的交通联系。期间，刘少文还和潘汉年等对日军进行了鲜为人知的情报战。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25日香港陷落，日军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面交通，疯狂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在港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等和夏衍、金山等文艺界著名人士及其家属数百人陷入危境。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电示驻港机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人，“想尽一切办法，全力营救”。在廖承志主持下，有关方面负责人进行了研究，让刘少文留港负责转移工作。在此过程中，刘少文等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指示。在极端危难的情况下，刘少文在广东省委、当地游击队等的协助下，组织动员了一切可能运用的力量，终于胜利地把这些抗日爱国人士秘密转移到安全地区。由于他在营救工作中表现出色，受到周恩来专门致电表扬并给予“中央登记”的奖励。
1942年8月，刘少文奉令回到重庆，化名“张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先后任交通处处长、组织部负责人、重庆工作委员会委员、南方局委员。在任内，刘少文直接组织铺设了川陕转移线路和重庆到中原解放区的秘密交通线。此外，他还直接领导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的工作，争取团结了许多对国民党失望的旧科技人员，为新中国国家建设凝聚了人才。
1945年8月至10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文出任南方局情报部部长，为谈判斗争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保障。期间，他还多次安排并陪同毛泽东接见民主爱国人士。1946年2月底，作为周恩来的随员，刘少文随同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解处三人小组从重庆飞抵北平、张家口等地，视察停战协定执行情况，为我方代表出谋划策。1945年8月，抗战胜利结束，国民党政府决定还都南京。1946年3月，周恩来派刘少文先行赴南京、上海，为中共代表团迁移做准备。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共代表团奉命转入地下，改组为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刘少文任副书记。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成立，刘少文是委员之一。这段时间，刘少文分工负责统战、宣传和情报工作，为对蒋军事斗争和开展第二条反蒋战线殚精竭虑。1947年6月，刘少文的秘书赵平夫妇被捕，其妻在严刑拷打下叛变，敌人开始大搜捕，刘少文也差点遇险。由于他机智过人，再次躲过一劫。
1948年6月，上海地下党又出了叛徒。刘少文本已对有关人员做了转移安排，自己也准备隐蔽起来。但是，因有一个重要关系要会面，他明知危险仍依约前往接头地点。途中，他不期与特务遭遇，所幸他改变了平日装束而未被立即认出。他巧妙地支开敌人，争取了短暂的时间，然后夺窗跳楼脱险。后人每言及此，都赞佩刘少文的“处变不惊”。
1948年10月，刘少文撤到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被委任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仍然主持统战和情报工作，为争取民主人士北上召开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
1949年4月，刘少文与李维汉、刘晓等一起，邀请黄炎培、朱学范等共商解放上海中的接管问题，随后出任在江苏丹阳成立的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的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为解放上海作相关准备。1949年5月8日，刘少文会同刘晓致电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对上海地下党配合与协助解放军解放上海作了周详部署。5月27日，他随军进驻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市轻工业处处长，将预定的财经接管工作落实得井井有条。1949年10月起，刘少文投身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华东纺织工业部部长等职，组织领导了上海和华东地区的轻纺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52年4月调任北京，历任中央军委第四部副部长、代部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等职，直至退休。
二、周性初（1884-1936），浉河区柳林镇人。1904年就读于北京求实学堂，1906年返豫入省体校学习，毕业后回乡教书。1925年8月，党组织在柳林开办平民夜校，周性初任教员。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受党组织委派，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10月回乡，任中共柳林支部书记。在他的积极组织和具体指导下，柳林成为信阳县农民运动的中心区，在发展农民协会的基础上，组建了党领导的农民自卫武装，为保卫北伐军后方，做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周性初任南乡支部书记。为保持同鄂豫皖苏区的联系，县委在他的住处设立秘密交通点，由他具体负责联系事宜。他在自家开了一个油坊和红烟店，籍此接待和护送了许多来信阳巡视、开会、指导工作及往返鄂豫皖苏区的领导干部。其时，苏区遭敌封锁，军用物资奇缺。周性初通过各种关系，冲破层层关卡，从鸡公山、汉口等地购买大量军用物资和药品运往苏区。他还设法收集情报，配合苏区红军，奇袭柳林、李家寨火车站，重创敌军。1932年冬，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发动反革命“围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协助省工委和信阳党组织及时地把部分医药、干部、医生送往苏区，配合苏区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围剿”。1934年春，省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郑位三带人在信南创建游击根据地，并在周性初家建立鄂豫皖省委交通站，周性初任站长。同年9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先后两次被捕。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出狱。1936年，周性初以货郎担的身份，为信南山区红军游击队传递情报。同年夏，再次遭国民党通缉。此时，他隐蔽在信西白龙潭亲戚家，被敌区长侦知，将其逮捕。11月3日晨，英勇就义，享年53岁。建国后，周性初被确认为革命烈士。其在柳林镇的故居被有关部门定为“中央军委地下交通站”加以保护。
三、危拱之(1905-1973)，浉河区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唯一的一期女生队），曾是叶剑英元帅的妻子。1936年12月至次年在周恩来、叶剑英的领导下，曾经从事一段党的秘密工作。
危拱之乳名小玉，学名危玉辰，参加革命后改名拱之。父亲危尚忠是清末秀才。她7岁入私塾，9岁进教会小学，1916年考入汝阳道立女子高等小学。危拱之禀性刚强，为了学好体操课，毅然扯去裹脚布，争得一双“解放脚”。1924年夏，考上私立河南第一女子中学(后改名北仓女中)。在校借阅《新青年》杂志和鲁迅、郭沫若的著作，受到进步思想的薰陶。1925年“五卅”惨案的消息传来，她参加声援沪案女子救护队，登台演讲，并参加开封学生代表团到郑州宣传慰问。1926年11月到武汉，经周以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初，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广州起义”爆发后，她随叶剑英率领的教导团参加攻坚战斗。次日夜，起义部队撤出广州城，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4师，危拱之到师政治部当宣传员，和陈同生等人创办《红军生活》报和《造反》杂志。1929年2月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随即组织派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0月，因反对王明的小宗派斗争，被戴上“托派”嫌疑的帽子，受到开除党籍一年的错误处分。1931年2月回到上海，在闽粤赣军区司令部宣传科工作。当年夏初，在军区参谋长肖劲光的过问下，恢复党籍。1931年上半年担任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戏剧管理委员会委员，编导排演戏剧。不久任八一剧团委员会委员、工农剧社总社副社长，组训几十个红军剧团，培养一大批文艺人才。后因抵制王明的“肃反”，被宣布永远开除党籍。她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参加长征的八万六千多人，女红军仅三十多人），蒙冤受屈不动摇，跟随干部团（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她背着几十斤重的背包行军，途中休息还给大家唱歌。1935年底，由朱瑞和谭政给危拱之恢复党籍。1936年延安成立人民抗日剧社，她任社长兼导演。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延安观看了她编导的节目后，大加赞赏，并采访了危拱之，还为她拍了照片，并在《西行漫记》中作了详细介绍。“西安事变”爆发后，危拱之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内务成员跟随周恩来、叶剑英前往西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她负责党从西安到上海的政治交通工作，兼任中共陕西省委妇女部长。1937年5月在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后调往河南任省委秘书长。1938年5月，率领“孩子剧团”到信阳宣传抗日，并做信阳县长李德纯的统战工作。12月中旬组成“信阳抗日挺进队”，李德纯任司令员，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率队向四望山挺进，开创抗日游击根据地。1939年11月11日，国民党反动派1800多人突袭省委驻地——确山县竹沟镇，危拱之和省委书记刘子久等人在西寨门指挥战斗，多次打退敌人进攻，坚持2天1夜突出重围。1940年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并出席1945年召开的七大会议。1942年任河南省委组织部长。1943年3月，回延安参加整风。康生制造审干肃反扩大化，危拱之受到冲击，党中央发现后纠正偏差，恢复了她的自由。1945年冬担任内蒙古赤峰市委副书记，指挥反霸和镇压反革命分子，市内生产、社会秩序迅速恢复。1947年6月任赤峰市委书记。是年秋，由于日本侵略军败退时破坏细菌工厂引起的鼠疫蔓延到赤峰市，她身背药箱，去疫区处理死者，安排家属，给病人打针，群众称她是“救命的医疗队长”。由于长期的艰苦斗争，危拱之积劳成疾。建国后，她的肺结核已到三期，由于不能坚持正常工作而长期休养。1973年2月8日在北京病逝，享年68岁。
危拱之是中国革命的第一代正式女兵，是中国红色文艺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是参加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30多位女红军之一。她历经枪林弹雨，三次蒙冤被开除党籍，遭遇四次不幸婚姻。蔡畅称赞她“历尽坎坷，百折不挠，始终热爱党和革命事业，实在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李先念号召：“学习危拱之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
（未完待续）
2021年4月19日于茶城信阳
［作者简介：黄振国，男，1952年出生，潢川县奚店村人。原任信阳市委副秘书长、市直机关工委书记、市政协常委、学习文史委主任等职。现系退休干部、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信阳市作家协会、诗歌协会名誉主席、《香港商报》特约记者。目前，已发表诗歌、文章400多首、篇，出版图书（自著、合著、编著）10多部。］
附录一：作者通讯地址：信阳市五星街报晓新村10号楼
附录二：作者近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