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开国功臣,缘何惹来杀身之祸?

朱元璋残杀功臣,开国勋贵几乎尽被屠戮,已是历史上的公案。虽然后人多认为朱元璋有滥杀之嫌,明初几大案也的确各有原因,连坐灭族的判决确实过分,但如果说开国元勋们自身没有一点过错,也是说不过去的。比如,胡惟庸的偏狭功利,蓝玉的骄横跋扈。他们的性格和行为都与后来的祸患密不可分。但是,作为朱元璋最重要的谋臣,李善长以76岁高龄被杀,却让后人颇为不解。

李善长被杀冤不冤 李善长案背后的秘密(1)

朱元璋像。

朱元璋的“再世萧何”

历史上的评价多认为李善长是朱元璋的“再世萧何”,是陪伴朱元璋最久、最忠诚的文臣,这的确是基于历史事实的。我们打开《明史》的《太祖本纪》,会发现李善长是第一个出现在其中的文人名字。那是元朝至正十三年(1353年),朱元璋“道遇定远人李善长,与语,大悦,遂与俱攻滁州,下之”。这也是李善长在《明史》上的第一次亮相,相关记述并不复杂,只有寥寥几笔,却暗示了两个重大信号:其一,朱元璋和李善长首次见面就“大悦”。古人写史颇有春秋笔法,只言片语都能呈现重大问题,“大悦”显然不是一般的高兴,毕竟在此之前,朱元璋的队伍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而要成就大业,光靠赳赳武夫是不行的;其二,两人联手后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就大获成功,“遂与俱攻滁州,下之”,这起码说明李善长确有谋略,而且和朱元璋的配合也十分顺利。

《明史》在《列传·卷十五》里专设有李善长传,其中讲到,李善长曾拿刘邦的故事来激励朱元璋。但李善长认为刘邦能成就大业是因为“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这就颇为吊诡了。我认为李善长在这里是话里有话,因为刘邦也没少残害开国功臣,即使在楚汉相争时期,刘邦也没少干缺乏人性的事。只是,刘邦相比项羽,算得上是少搞屠杀的了,尤其是对待平民百姓,还算得上是厚道之人。李善长这里所谓的“不嗜杀人”,应该是针对当时的历史情形:各大起义军各自为战,虽都打着推翻元朝的旗号,却罕有王者的爱民之心,战乱频仍的时候,很多人都只顾自己保命获利,谁还顾得上天下大义呢?

这样看来,李善长对朱元璋的事业有关键性的帮助,给予了他更大的历史视野,劝诫朱元璋不仅要成为一方诸侯,更要爱民如子,进而像刘邦那样图取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李善长的“理论建设”,的确无法成就后来的朱元璋。

李善长对朱元璋是否一直很忠诚呢?从现存史料看,李善长确实没有二心。尤其是在朱元璋被剥夺军权的最危险时刻,李善长也没有离开他。《明史》里有这样的内容:“郭子兴中流言,疑太祖,稍夺其兵柄。又欲夺善长自辅,善长固谢弗往。太祖深倚之。”毫无根基的朱元璋一开始是完全依附在郭子兴的军事力量下的,郭子兴听信了流言,一度剥夺了朱元璋的权力,还要把李善长纳入自己帐下。但李善长或许真的有慧眼识珠的本领,认准了朱元璋是干大事的人,无论怎样也不愿意投靠其他势力。这当然获得了朱元璋的极度认可,《明史》上用“深倚之”这样的词来描述他对李善长的器重,可谓毫无保留的赞扬。

每当朱元璋到了事业的节点,几乎都是李善长冲在前面帮他添砖加瓦,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有明确记载的首次劝进,就是李善长带头做的。虽然朱元璋表面上要假惺惺地推辞一下,但后来的封赏说明了一切:朱元璋把李善长当成和徐达一样的左膀右臂,两人一文一武共同辅佐帝王大业。而徐达对朱元璋有多重要,不必赘言。徐达、汤和、常遇春这些从小玩到大的兄弟,也最多和李善长这样的“外人”平起平坐。

这起码说明,朱元璋完全把李善长当成自家兄弟,并无嫌隙。

朱元璋称帝后,面对一干武将的质疑,也毫不吝啬对李善长的巨大恩典。李善长获得了至尊的荣誉,《明史》上说“时封公者,徐达、常遇春子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及善长六人,而善长位第一,制词比之萧何,褒称甚至”。

蹊跷的杀身之祸

在恩典荣誉面前,有些胜利者难免会失去清晰的自我认识,明初勋贵的这个毛病格外突出。每每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总觉得有费解之处:历朝历代开国勋贵都有跋扈和偏狭之人,但像明初勋贵这样大面积的、近乎集体性的放纵,还十分少见,尤其是开国皇帝身边的谋臣文士,几乎都是道德模范与智慧的化身,但作为大明开国第一文臣的李善长,依然被《明史》批评为“外宽和,内多忮刻”,这实在令人不解。

李善长在明朝建立后依然对朱元璋忠诚不渝,却呈现出越来越多性格乃至人格上的缺点。《明史》有清晰的记载:“贵富极,意稍骄,帝始微厌之。”从这点来说,李善长确实比不上萧何、诸葛亮这些典范开国文臣。

但是,这些缺点不至于让李善长和家族丢掉性命。真正给他带来杀身之祸的,还是跟所谓的“谋反”有关。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一家70多口人悉数被杀。史书上记录李善长的罪行,仅仅是出于他和蓝玉一段不明不白的关系。简单来说,蓝玉试图勾结北元和李善长,胡惟庸的“谋反”也跟李善长有牵连,李善长虽然拒绝了“事成”后封赏他为淮西王的“诱饵”,却没有举报他人的谋逆之心,因此受到了株连。史书上给他的罪名也很简单:“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

这样的罪名当然是捕风捉影的结果。李善长家族被诛是一桩冤案,这不仅是后世多数人的看法,即使在当时,也近乎是“公开的秘密”。《明史》曾借一个叫王国用的小官的话,来剖析李善长案,告诉后世李善长确实是被冤枉的。王国用谏言朱元璋李善长之死是荒谬的,他指出李善长不可能谋反有多个原因,比如他年事已高,且位极人臣,即使谋反成功也捞不到什么好处,更何况,朱元璋借奇特的天相来定李善长的罪,更是牵强附会,让天下人寒心。耐人寻味的是,王国用也说,李善长既然已经死了,说这些也没什么用,只是希望朱元璋以后多加注意,不要再做类似的事情了。

而朱元璋的回复也十分奇怪,向来专横独断的他竟然没有怪罪王国用尖锐的指责。

王国用的谏言堪称“见好就收”,这种点到为止的表达,反而让后世更加迷惑。如果李善长真的无罪,就算其人已死,也可以昭告天下,为他恢复名誉(事实上直到明朝末年才为李善长案平反),但王国用没说这些,朱元璋更没这么做。而如果李善长真的有罪,朱元璋又怎么可能对尖锐的谏言淡然处之?

或许,朱元璋心里是最清楚的,他当然知道李善长罪不至死,更没必要株连其整个家族,但正如他残害其他功臣的动机一样,这只是政治需要:从肉体上消灭淮西勋贵,是为了保持政治势力的动态平衡,更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到了明代,皇权专制得到了空前的巩固,任何有可能威胁到皇帝权力和权威的因素,都要被消灭在萌芽状态里。从这个意义上说,胡惟庸、蓝玉和李善长不管有没有人格上的污点,都不是最重要的,他们位极人臣的权力,就是他们必死的原因。更何况,朱元璋需要帮助太子朱标营造一个单纯安全的政治环境。那些掌握权力的老臣是对未来皇帝最大的威胁,而朱标的性格又是温和到了软弱的地步,这不能不让朱元璋担心他和大明江山的未来。

皇权之下的悲剧

对于朱元璋这种起于草莽、经历九死一生才换来帝位的人来说,极度的自我保护是他生存下来的首要原则。自小缺乏家庭温暖,更明白来自身边人的残害和阴谋是可怕的,也是不得不防的。到了晚年,朱元璋这种极度自私和狠毒的性格终于变成了嗜杀,他希望看到那些勋贵都纷纷死在自己前面。因此,李善长被杀后3年,一代名将蓝玉及其家族也被诛杀,朱元璋慢慢步入风烛残年,而那些曾与他一起拼杀奋斗的功臣们也被屠戮殆尽。

李善长的悲剧只是那个时代国家精英集体悲剧的一个缩影。包括朱元璋在内,他们都是历史的幸运儿,但也终究逃脱不了巨大的悲剧。王国维先生有诗云:“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我非常喜欢这句诗,是因为其点出了人世间共通的悲剧感,没有人能逃脱自己和所处时代设置的藩篱,当我们评价他人可怜可痛之时,往往不知道自己也身处相似的情境中。

回到刚才那个疑问,李善长骄傲自满的性格缺陷固然是存在的,但难道其他开国贤臣身上就没有污点吗?很多大人物都有刚愎自用的毛病,还有不少文臣在原则问题面前首鼠两端,或者大搞好人主义,至于培植个人势力、臣子间搞权力斗争更是常见现象。但是,唯有在明初,这些人性中常见的缺点被格外放大,以至于成为身死族灭的肇因,这的确值得人深思。

对于人性里的缺点以及未来不可测的命运,李善长其实也是无能为力的。他从一个无法谋取功名的地方小文人,一步步变成权倾朝野的大明宰相,当然算是个人事业的成功。但是,他没法超越、更没法改变日益加强的皇权专制制度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皇帝个人的权力和欲望会被无限放大,皇帝的权威日益加强,而臣子们的权力日益萎缩,他们的形象也必须随之而改易。李善长也好、徐达也好、蓝玉也罢,他们在朱元璋称帝前并非没有性格缺点,但因为还未面对皇权,他们的形象在事实上和史书上都不会被破坏。但朱元璋不仅废除了宰相制度,还从肉体和名誉层面摧毁了勋贵们,就是为了让高度集中的皇权代代相传下去。在这个制度里,任何人都不能安然处之,臣子们必须小心翼翼地完成皇帝交付的任务,而他们性格和人格里任何的缺点,都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灾祸。

李善长在历史上没能留下完美的文臣形象,从根本上是日益加强的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但是,李善长毕竟是生于元末的文人,早年在乱世中养成了烂漫任性的性格,虽没做到功成身退,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更多鲜活的形象,也增加了几分传奇色彩。此后的明代文臣大多没有李善长这样的“幸运”了,他们几乎都成了皇权制度上的螺丝钉,为大明帝国这架精密仪器的复杂运转时刻操劳着,直到明代后期,才逐渐出现了一些“离经叛道”的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遗憾。

当明代后世文臣们拼命压抑自我来追求所谓的“圣贤之道”的时候,是否会想起来那个被明代官方话语批判的李善长呢?而李善长和那些淮西勋贵们,当他们纷纷跟随朱元璋开创帝业的时候,是否能预料到未来不测的命运?对待功勋卓著的老臣们,从“集体拉拢”到“集体打压”,再到最后的“集体消灭”,朱元璋这样做虽然保住了皇权一时的稳固,却没料到自己身后祸起萧墙,亲人之间大动干戈,燕王朱棣打着“靖难”旗号杀入南京城,这难道不是巨大的反讽吗?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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