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沦丧，成为"五四运动"的起因
1919年4月24日，巴黎和会进行的过程中，大学者梁启超得到一个信息，紧急从巴黎向国内国民外交协会致电，内容是"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日本，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代表），万勿署名，以示决心。"战胜国的决议，想跳过拥有主权的北洋政府，直接把青岛由战败国一方的德国，交给战胜国一方的日本，据说这是日本在其中努力争取的结果，而英国和法国已经心动，想要促成此事。梁启超的警告是对的，一旦承认这个现实，对中国来说后患无穷，必须要坚决阻止，不能在协议上签字。
果然如梁启超所料，当年4月29日至30日，英、法、美三国的代表召开会议，研究解决青岛问题，日本派出代表出席了会议。日本人熟谙此道，在和会上出示了一份绝密证据——北洋政府向日本的借款条约，款项高达"1.45亿日元"，这一秘密条约，中方代表毫不知情，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西方各国看来，所有的问题都必须严格按照"国际法"执行，而且即将出台的"国联"也少不了日本的支持。因此，日本拿出的这一"西原借款"，成为扳回战局的关键一环。最终，经过各方议定，通过了凡尔赛和约中的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第156、157、158条），将原本属于德国的山东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
（其实，关于"西原借款"，当初北洋政府也有它的小算盘。冯国璋曾经向段祺瑞提及，对日借款肯定还不清。段祺瑞却说，"对日本咱们也就是利用它一把，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段祺瑞的想法是当个老赖，压根就不想还日本人的钱。但是买的没有卖的精，北洋政府到底还是单纯了些，就像日本内阁首相寺内正毅说的，"本人在任期内，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群情激愤，报界呼吁奋起抗争救亡图存
1919年的5月1日，也就是青岛被列强重新分割的第二天，国内一片哗然。上海《大陆报》首先将这个消息报道出来，称中国政府接到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代表团的来电，"关于索还胶州（青岛）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
一石激起千层浪。5月2日，北京《晨报》上刊登了另一则新闻，题为《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官方正式确认外交失败。文章中首先疾呼" 胶州亡矣，山东亡亦，国将不国"，然后披露战败国德国占领的远东区域（胶州湾），原本确定由战胜国集团通过，交回中国手中，却因为日本的横加干涉而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文中驳斥日本提出的所谓理由皆不成为理由，"廿一条条约，出于胁逼；胶济换文，以该约确定为前提，不得径为应属日本之据。"在文章最后，向社会各界大声疾呼，"此皆国民所不能承认者也。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文章引发了群情激愤，爱国烈火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这篇点燃民众怒火的文章作者是林长民，他是当时的总统特聘外交委员会事务主任。如果说林长民的名字不为世人所熟知，那么他的堂兄一定听说过，就是因"一封《与妻书》，千古家国情"而著名于世的林觉民。而林长民的女儿则是梁思成的爱妻，号称"一代才女"的林徽因。
不眠之夜，"五三"学生聚会商定"五四运动"
1919年5月3日，一个新消息在少部分人中间传递着，据说北洋政府已密令和会代表可以在山东条款上签字。这个消息不啻于晴天霹雳，北大在校生高君宇、许德珩听说后，连夜召集了各高校学生代表，当天夜里在北大政法礼堂秘密开会。会上，北大新闻学会导师、《国民》杂志顾问、《京报》社长邵飘萍，振臂疾呼，号召同学们，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北大应当挺身而出，联合各校同学，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当时，一名17岁的北大学生叫刘仁静，他拔刀猛地刺向腹部，要以自己的热血唤起民众觉醒，被身边同学夺下。北大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撕下衣襟，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全场气氛慷慨悲壮。
关于行动时间，大家的意见是，原本计划的5月7日游行示威，时间久易泄密，很可能被当局镇压，最终商议的结果是"提前在第二天"即5月4日举行。因为是周日没有功课，会有更多的同学加入，增加爱国声势。
关于行动程度，产生一些分歧，一部分认为"开展一次普通性质的群众性游行示威"，引起政府的关注，表达激愤的情绪即可；北高师数理部的匡互生提出，温和游行不能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只有血与火的洗礼，才能唤醒民众热情。最终匡互生的意见得到大家通过，并决定行动目标，锁定为参与签定卖国合约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
北大政法礼堂的密议，在4日清晨才结束。大家立即按计划各自行动，部分同学到北京各高校进行联系，号召更多的同学参加；有部分同学负责去查曹、章、陆的住址，另有一部分同学去搞到他们的照片，行动时有所对证；还有些同学负责去搞一些引火用具。而此次行动的主要意见者匡互生，已经做好了流血牺牲的准备，要以自己的鲜血唤醒酣睡中的民众，为国家奋斗。
五月四日，从标语口号到"火烧赵家楼"
1919年5月4日上午，北大新潮社的罗家纶受同学委托，撰写了一份"五四运动"的《宣言书》，到了下午，印刷完毕的两万份《宣言》开始散播到北京街头各处。文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号召全体国民团结起来，"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在此一举。"
5月4日下午14时，北大等十三所高校师生三千余人，挥舞着小旗，高举标语，打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宁为玉碎，勿为瓦全"、"拒绝和约签字"等标语。这些标语中，最显著的，无过于北大学生谢绍敏咬破中指写下的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另外还有一副白布写就的对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敦余孽死有头"，落款是"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引来与会者的瞩目。这是高师学生（北高师，今北师大前身）张润芝的手笔。
在长时间得不到当局回应的情况下，学生们将怒火转向赵家楼。这座住宅，最早是明代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宅邸，后来作为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的宅子。学生们冲到赵家楼，刘仁静则借助同学的肩背爬进曹宅，北高师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打开曹宅大门，也是第一个点燃了赵家楼的熊熊烈火。此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抗击卖国政府风潮，迅速蔓延全国，全国性抵制日货的行动，也在这时候开始。
全民一心，青岛主权得以最终保全
早在5月2日，作为直接"受害者"的山东，就有三千余工人在济南举行演说大会，演讲的主题就是收回青岛。"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山东有七个团体的代表抵京，直接要求总统徐世昌、总理钱能训，不准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全国范围的巨大舆论压力，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掂量其中的轻重，最终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巴黎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发电，内容为"果敢签者，请公不必生还"。
同时，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外交官王正廷，与团长陆征祥产生了分歧，王正廷疾呼"中国从前外交皆主逊让，遂损失种种权利。今则让无可让，不得不改变方针！各国屡欺中国，不可再受其欺！"在北京政府严令执行签约时，王正廷坚决表态拒绝执行，并将事实真相向国内纰漏，表示了"誓必死争"的决心，6月28日，经过反复斗争，最终促成了中方拒绝和约签字的结局。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只是青岛问题并没有最终得到解决，1921年，在美国华盛顿会议上，经过了三十六轮会议的讨论，最终于次年2月4日，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其中写道"胶济铁路、青岛盐厂和青岛、济南的电台由中国赎回"。这已经是当时中国外交史上一大胜利成果。
1922年3月，外交官王正廷出任鲁案善后督办。经过与日本的艰难谈判，当年12月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山东悬案细目协定》，与日本讨价还价后，最后协定中国须从日本手中，赎回青岛主权和胶济铁路，据说仅胶济铁路一项，即花费赎金四千万日元。1922年12月10日，中日双方在青岛举行了交接仪式，青岛重新回到中国怀抱。
五四运动是一次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运动中，无产阶级发挥了主力军作用，青年学生起到先锋作用。最后，让我们看看，这些在"五四运动"中奋起抗争的年轻人们。
高君宇：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五四运动时23岁）。高君宇(1896-1925)，山西人，当时担任北大学生会负责人之一。5月4日当日，他带领学生队伍冲进卖国贼曹汝霖住宅，痛打章宗祥，并火烧了赵家楼曹宅。后担任北大学生联合会代表，带领爱国学生继续斗争。1919年10月加入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成为重要成员。1920年，高君宇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是全国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届中央执委委员和中共第二届中央执委委员。1925年病逝，时年二十九岁。
许德珩：五四运动中著名爱国学生领袖（五四运动时29岁）。许德珩，1915年初考入北大，在校园内与李大钊相识。后通过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与邓中夏等人共同组织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宣传新文化思想和爱国主义，担任全国"学生救国会"的《国民杂志》刊物负责人之一，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和首届中央理事会主席。5月4日，在学生运动中，许德珩作为学生领袖之一，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学生界宣言》文言篇。
邵飘萍：积极支持五四运动的爱国记者（五四运动时33岁）。邵飘萍(1886-1926)，浙江省金华市东阳人。他是民国时期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中国最早传播马列思想、介绍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之一，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在北大"五三密会"上，他发表演说，号召学生们挺身而出，救亡图存，奋起抗争，并把《京报》作为支持"五四运动"的舆论阵地。当年8月，《京报》遭到当局查封，被全国通缉，不得已流往日本。1926年因发表文章揭露奉系种种黑暗，被张作霖杀害。有"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之称。
刘仁静：初生牛犊不怕虎，开除党籍终悔过（五四运动时17岁）。刘仁静，湖北应城人，参加过五四运动及诸多运动，都冲在最前面，李大钊很赏识他，称他"小小年纪肯奋斗"，1919年，刘仁静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李大钊成立党小组后，刘仁静成为党员，19岁时参加中共一大，是年龄最小的党代表，他发言时可以大段引用马克思著作，丝毫不差，语惊四座。1922年11月，跟随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会议，面对各国共产精英，他代替不会俄语的陈独秀侃侃而谈，一时风光无二。1929年，因私自"会见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自诩"正统托派"。新中国成立后，反悔以前所为，1951年起，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1985年受聘为国务院参事。
匡互生：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五四运动时28岁）。匡互生(1891-1933)，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他曾经跟随长沙革命军攻击当地巡抚衙门。1913年，在原籍读书时，曾撰文痛骂北洋军阀。匡互生是北高师学生，明确看到温和手段无法救国，只有血与火才能警醒民众。5月4日，匡互生取出火柴准备在赵家楼点火时，北大学生会主席段锡朋叫道，"我负不了这个责任！"匡互生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随即点燃火柴，赵家楼从这里燃烧。著名诗人朱自清有一篇《哀互生》，文中写道，"互生最叫我们记念的是他做人的态度，……，他心里那一团火，是热，是力，是光。"
罗家纶：毁誉参半，首提"五四运动"一词（五四运动时22岁）。罗家纶（1897-1969）浙江绍兴人。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考入北大文科班，成为蔡元培学生。1919年，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作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沪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白话文版，发出"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口号，在5月26日《每周评论》上，首次提出"五四运动"称呼，沿用至今。五四以后，罗家纶接任《新潮》主编，笔锋逐渐趋于改良派，后悔参与新文化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曾撰文支持蒋介石反动政策。1928年，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可谓毁誉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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