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
20世纪初，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和宁夏灵武古城就有西夏文献发现，而且数量很大，内容丰富。上世纪年代以来，随着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西夏文献在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张易乡遗址、亥母洞遗址、敦煌莫高窟，宁夏青铜峡一〇八塔、贺兰县宏佛塔、拜寺沟方塔等处相继有所发现，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及其附近地区也有新的发现②。这些文献，有世俗的，但以佛经为主；有写本，但多为印本；而在印本中，当然主要是雕版印本，但同时也发现了十分珍贵的西夏文活字印本。
1.宁夏发现的木活字印本《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简称《本续》)，9册，计240多页，约10万字，是1991年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中出土的(图一)。白麻纸精印，蝴蝶装；有封皮、扉页，封皮上贴有经名标签；版框纵5厘米，横19.3厘米；正文四界子母栏，栏框上下高20.5厘米，左右宽31.6厘米；版心宽1.2厘米，无象鼻、鱼尾，上半部为经名简称，下半部为页码；页码文字汉文、夏文都有，还有夏汉合文；经文每半页10行，每行22字。文字工整秀丽，版面疏朗明快，纸质平滑，墨色清新，是古代优秀版本之一(图二)。经笔者研究，为西夏后期印本，系木活字版所印。
1993年12月，“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笔者有幸参加，并在会上宣读了《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论文提要。由于此前没有发现活字印刷品的报道，由于学术界普遍认为木活字为元代王祯所发明，笔者的发言，受到格外重视。在会后所发表的《让中国印刷史的研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记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中称，“这一结论如能得到确认，则意味着发现了世界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这意味着宋代就有了木活字。
笔者的论文，与《记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一文，同时在《中国印刷》1994年第2期发表。论文发表后，引起学术界更大的关注。中国历史博物馆俞伟超馆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潘吉星教授，中国印刷技术研究所张树栋编审，北京大学郑如斯教授等，对拙文给予很高评价，并积极呼吁有关方面组织鉴定。文化部接受学术界的呼吁，于1996年11月成功地组织了对“西夏木活字研究成果”的鉴定，确认《本续》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由于这一成果，1997年笔者荣获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印刷行业最高奖“毕昇奖”；1999年，又荣获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③。2002年，《本续》先后被国家文物局列入第一批禁止出国的文物；又被国家档案局列入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2.甘肃发现的泥活字版印本《维摩诘所说经》
西夏文佛经《维摩诘所说经》(简称《维经》)，存下集四品，总54面，计6400多字，经折装。1987年5月，发现于甘肃武威市新华乡缠山村西夏亥母洞中。版框纵28厘米、横12厘米，每面7行，每行17字。首页第二行有西夏仁宗尊号“奉天显道，耀武宣文，神谋睿智，制义去邪，憞睦懿恭”题款，并有其他西夏时期文物，初步定为仁宗时期印本(图三)。经孙寿龄先生潜心研究，认为此经为泥活字版印本，并著文在《中国文物报》1994年3月27日发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此经为活字印本当无争议，然而，是木活字还是泥活字，则学界认识很不一致。1998年3月，国家文物局曾组织专家鉴定，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提出“尚需进一步研究”，反映了争论的激烈程度。受孙寿龄先生委托，笔者在孙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认为经文中诸如“气眼笔画”、“变形笔画”等，都是泥字在陶化过程中产生的现象，再一次肯定它只能是泥活字，而不会是其他活字④。孙先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煮饭炉上经过反复试验，烧制出三千多个泥活字，并印出《维经》仿本(图四)，用更为确凿的事实，进一步证明其为泥活字。拙文在《中国印刷》发表后，当即致函国家文物局有关领导，建议再次组织鉴定，认为这对光大考古成果，活跃学术气氛，深化版本印刷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3.俄藏西夏文献中发现的西夏文活字印本
西夏文献除国内宁夏、北京、甘肃、内蒙古、陕西等省区有关部门有收藏外，在国外英、法、德、日、瑞典等国有关学术团体也有收藏，但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分所收藏数量最多，内容最为丰富。据统计，其中西夏文文献8090件，汉文文献488件，还有藏文、回鹘文、波斯文文献和图表、版画等，总计在150000面以上。这些文献，是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于1908年、1909年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西夏黑水城故址)进行考古时，在一座被称为是“图书馆”的“赫赫有名”的墓塔内发现的。它是继殷墟甲骨、敦煌遗书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考古发现。
在这批文献的整理研究中，也涉及版本印刷问题，并比较早的提出西夏活字印本的问题，但对其真正的认识，却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最早被认为活字印本的是《维经》，英国人格林斯蒂德于1973年在印度出版的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将《维经》列入第九类(总15类)“西夏时代及其后的活字本”中。日本西夏学者西田龙雄教授独具慧眼，认为其中所收《维经》“印制粗劣，字体大小不等，应是活字版，而且很可能是泥活字印刷”，但又将其定为“西夏灭亡后所作”。我国西夏学者史金波先生指出，说《维经》“为活字版是正确的”，但说“是西夏灭亡后所作的活字本”，“则是不准确的”。⑤
1981年，俄罗斯学者捷连吉耶夫-卡坦斯基，在研究黑水城文献时，发现西夏文《三代相照言文集》和《德行集》为“活字本”，但“未进行足够深入的发掘⑥。此后，克恰诺夫教授在《三代相照言文集》的题款中发现有“活字”的题款，“并认为西夏时期有活字印刷”⑦史金波先生在整理俄藏西夏黑水城文献中，也认为上述两本为“活字”本，而且还发现《大乘百法明镜集》为活字本。
(1)《维摩诘所说经》，存5卷，经折装。据研究，与武威所出《维经》“版幅相近，行款一致，字体相类，题款相同，具有同样的形制和特点，无疑它们应是同一种活字印本，确信此经为泥活字版印刷”⑧。
(2)《三代相照言文集》，1册(总41页)，蝴蝶装；首尾俱全，卷末有发愿文。为僧人道慧及其尊友慧照所作，是佛教禅宗著作。版框纵24厘米、横15.5厘米；四界子母栏，栏框高17厘米、宽11.5厘米；每面7行，每行17字；版心白口，内有西夏文页码(图五)。值得注意的是，在发愿文中，有“活字新印者陈集金”题款。俄罗斯西夏学家克恰诺夫教授，正是根据这一题款，认为西夏有活字印刷的。
最近发表的聂鸿音研究员《俄藏5130号西夏文佛经题记研究》一文(《中国藏学》2002年第1期)，是对西夏文佛经《圣慧到彼岸要文慎教现前解庄严论明偈》一卷中题记的解读。题记总14行，其中倒数第三行为“御前疏润印活字都大勾当出家功德司承旨尹智有，御前疏润印活字都大勾当工院正罔忠敬，光定丙子六年六月日”。聂认为：“疏润”即“润文”，是译经的一个程序；“都大勾”或可译为“都案头监”，是“监理某项工作的朝廷命官”。这一题记，在印刷史研究中十分重要。它比《三代相照言文集》中“活字新印者陈集金”的题记更有价值。据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出家功德司”是西夏政府中特有的一个佛教管理机构，说明在西夏政府中，有专设的负责活字印刷的官员。这再一次证明在西夏印刷中，活字印刷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以上两项题款，是我国最早的有关活字印刷的记录，是西夏、也是我国早期活字印刷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
(3)《大乘百法明镜集》卷九，经折装，前残，卷尾有经名，是一本佛教著作。版框纵28.3厘米，纸幅横长50.3厘米；每幅4面，残留10幅，总40面；上下单栏，栏距24.7厘米；每面8行，每行23字。
(4)《德行集》，1册，全书26页，前有序文，首尾俱全。为曹乐道译自汉文，汉文原著佚名，是论述统治者注重德行的世俗著作。蝴蝶装，四周单栏，版框纵20.5厘米、横13厘米；栏框高17.5厘米、宽12厘米；每面7行，每行14字；版心白口，上段为书名，简称“行”字，下段为页码，有的为汉字，有的为西夏文(图六)。从序文和题款，知此书刊印于桓宗天庆年间(1194～1206年)，“印校发起者番大学院学正、学士、节亲文高”，也即是具有学正、学士职衔的西夏皇族嵬名(皇姓)文高发起刊印的。
4.敦煌考古中发现的西夏文活字印本
20世纪90年代以来，敦煌研究院在莫高窟北区洞窟的清理中，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文物和文献，其中有若干西夏文文献。可喜的是在这批西夏文文献中，经史金波先生研究，又发现几种活字印本，多为残片，可辨明经名者有：
(1)《地藏菩萨本愿经》，发现于北区第59、159、464等窟中，计残纸8页；经折装，上下子母栏；每面6行，每行16字。经研究，该经的汉文本为二卷本，而残页中有“中卷”字样，表明其是与汉文本不同的三卷本。另外，在海内外现存的西夏文佛经中没有此经，此经为海内外孤本。
(2)《诸密咒要语》，发现于北区121窟中，页面有完整的、有残破的，总16面；蝴蝶装，四面双栏，版心白口，中有汉文或夏文页码，每面7行，每行15字。其内容多为密教仪规之类，系藏传佛教密宗经典残本。
另外，1983～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黑城考古发掘所获得的西夏文文献中，也有活字印本残页，有木活字的、也有泥活字的。这些活字残页和敦煌的部分残页，因名称不详，这里就不一一介绍。
兹将上述诸种活字印本，列表如下：
二、西夏活字印本的版本特点
由于雕版和活字印刷工艺的不同，与雕版印本相比，活字印本就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在活字印刷中，泥字、木字都是活字，二者在工艺上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因而各种活字印本有共同点，又有各自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反映在墨色、字形和版式诸方面。下面所谈活字印本特点，就是在研究上述活字印本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先谈其共同点，然后重点谈泥字、木字的特点。
1.上述诸印本的共同点
(1)墨色方面：①墨色浓淡不匀；②纸背墨有深有浅；③同一字墨色半深半浅；④有活字边缘印痕。这些现象，反映在上述所有印本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活字版的平整度难与雕版相比，而有的活字在排版时又难以完全避免置字歪斜所致。尽管雕版印本也不是完全没有墨色深浅的问题，但比之活字印本要好得多。而一个字着墨半边多半边少，或是有边缘印痕的现象，则是雕版印本中绝对没有的。另外，个别印本上还有捺印补字现象，特点是其字多有歪斜，与四围之字，墨色明显不同。这是因为有的字使用频率高，在排版时一时难以补刻，而将字位空下，待书页印好后，再将其字捺印补上的。如在《三代相照言文集》中就有补字情况；在被定为元代的西夏文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也有类似现象，且很典型(图八)⑨。
(2)字形方面：①字形大小不一；②笔画有粗有细；③字体有方有长；④字体风格不同。雕版印本，每一本书可能有多人写版、多人刊刻，但具体到每一页，无论写版还是刊刻，只能是一人操作，一气呵成，故而文字大小均匀，风格一致。而活字版则有所不同，每版所用活字，很可能由多人所写所刻，自然造成每个字大小、字体、笔画上的不一，风格上的差异。而早期缺少规范，文字不定型，更是造成上述现象的重要原因。
(3)版式方面：由于蝴蝶装和经折装版式不同，两种装帧不同的印本其版式特点也有所差别。
蝴蝶装版式：①不设界格行线，没有象鼻(黑口上下的黑线)、鱼尾；②栏线四角多不衔接，上下栏线长度多超出左右栏线，间或也有不足者；③版心左右行线，与上下栏线多不衔接，留有大小不等的缺口；④字与字间，间距不一；⑤竖看字行不直，或左或右倾斜，横看字列不正，或上或下摆动；⑥字字独立，除特设外，绝无相触、相交的字。
经折装版式，因其多无左右栏线和版心，则主要反映在上述④⑤⑥等项上。
版式上的问题，与排版密切相连：一是栏线、行线由竹片、板条拼排，在其衔接处，难以做到严丝合缝，留下大小不等的缺口；二是字丁大小不规范，字与字间距有大有小，造成行列不直。而雕版按画好的版样雕刻，文字又比较规范，则不存在上述问题。
上述现象，是在造字、排版、摆印等工序过程中形成的，是上述印本比较普遍的现象。另外，有些现象则反映在个别印本上，如页码用字或汉或夏，无一定之规；书名简称漏排，页码错排；还有漏字、误字现象等。这在《本续》和《德行集》中都有。又如在《本续》中，还出现了随意改变版面设计，两个页码用字刻在一个字丁上形成的上下字相交情况，以及倒字现象等⑩。其中倒字、卧字和随意改变版面设计等，在雕版印本中绝对不会出现；而漏字、误字、错码等，虽在雕版印本中并非绝对没有，但比之活字本要少得多。
2.泥活字版印本和木活字版印本的区别
张秀民先生在谈及版本区分时曾感叹地说：“至于泥字、木字、铜字印本的区别，则在几微之间，更为不易。” ⑪钱存训先生也说：“考究版本是刊刻或活字，如无旁证，不易区别。至于是铜是木，如不在序中说明，则更难辨认。” ⑫二公所言，说明要确切地区分每种印本为何种活字，的确难度很大。应该说，定上述印本为活字印本，还属比较容易，也被学术界所接受。问题是上述诸印本的活字特点，并不能确定每种印本为何种活字，如前述《维经》是泥字还是木字，学术界便颇有歧见。
但是，泥活字、木活字工艺毕竟不同，在印本上也会反映出来。面对上述8种活字本，经有关专家仔细揣摩，精心研究，终于找到了二者的差别。笔者除研究木活字《本续》外，对泥活字《维经》也下了些功夫。这里，结合学界研究成果和个人学习心得，将泥活字印本和木活字印本的区分概述如下，供同仁讨论。
从印象上看，一般说来，木活字印本文字工整清秀，笔画流畅，版面疏朗明快，如《本续》《德行集》《诸密咒要语》等；泥活字印本文字则四角圆钝，笔画滞拙，版面比较粗疏，如《维经》。当然，这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而言，上述木活字印本也有较差的，而泥活字眼下只有一种，今后也可能发现较好的。但是，如果仅从上述特点来区分两种活字，显然是不够的，不具有说服力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维经》和《本续》的研究中，找到了确定两种活字印本的主要依据，现作重点陈述。
(1)定《维摩诘所说经》为泥活字印本，主要依据有四条。
一是交笔不直。所谓交笔不直，是指有的字横竖交叉的笔画不够连贯，不够笔直，其中有的字还在交笔处形成一个节。这是由于在泥上刻字时，笔画交叉处不能一刀贯通，字形结构中的口形、半口形、三角形等只能一刀一刀剔刻，以致造成这些结构变形，交笔处成节，交笔后延伸部分笔画不直。
二是气眼笔画。所谓气眼笔画，是指因质不好，在陶化过程中泥字上形成的小气眼。这种现象，在较粗的笔画中，用肉眼可以看到。泥质越差，气眼越多，如用水性印料，则气眼会看得更为清楚。
三是变形笔画。所谓变形笔画，是指有的字笔画变形，成为片状。这是由于泥字在陶化过程中温度过高，在泥字上形成的釉面所(图七)。这与常见的晕染现象不同，后者模糊一片，但笔画不会变形。
四是文字断边、剥落现象。这是由于泥字质脆，在搬运、排字过程中不经意造成的文字损伤所致。
上述现象的形成，与泥字的泥质、刻字方式和陶化过程相关。这些现象，无论在雕版上，还是木活字、铜活字上，都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这一分析，无可辩驳的说明，《维经》只能是泥活字版印本，而不可能是其他活字的印本。
(2)定《本续》为木活字版印本的依据，主要是有隔行“竹片”印痕。
所谓“隔行竹片”印痕，是指在字行间长短不一、断断续续、墨色深浅有差的线条(图八)。这种线条的形成，与木活字的排版工艺有关，是木活字特有的现象。我们知道，在宋代，只有泥活字和木活字(金属活字是否开始，尚无肯定的说法)。按文献记载，泥活字和木活字的印刷工艺是不大相同的。北宋沈括《梦溪笔谈》所载毕昇泥活字排版工艺是“以一铁范(按版面大小制成的铁质版框，用以排字)置铁板上，乃密布其字，满铁范为一板”，无隔行之工序，当然不会有隔行之物在印刷时留下的印痕。与毕昇的泥活字工艺不同，元代王祯《农书·活字印书法》中的木活字排版工艺，则有“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的工序。《本续》页面上的这些线条，就是隔行“竹片”处理不好稍有突起留下的印痕。这种现象，在近代的铅字印刷品中亦可看到，如果隔行铅条处理不好，也会在字行间留下印痕。这是定《本续》为木活字印本的主要依据。
著名版本学家魏隐如先生说，明清活字本中的字行间，也有“断断续续现象”。这是因为“活字本行格界线亦系拼排，因而也会不平，从而着墨不匀”造成的⑬，并将这种“断断续续”的“行格界线”，作为明清活字本依据之一。因此，即使我们解释有误，也不会影响《本续》是木活字版印本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线条，是完全可以区分开的：一是行格界线印刷不清形成的线条；二是并无界格行线，而是隔行“竹片”处理不当留下的印痕，二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何以证明不是行格界线而是“竹片”痕?我们注意到，“竹片”痕在面积较大的空白处较为突出，而在文字密布的字行间则相对较少。这是因为面积较大的空白处无突起的文字相隔，纸面更容易接触到处理不好的隔行之物而留下印痕。但是，也不是所有面积较大的空白处都有这种印痕的，这说明如果排版得当，隔行之物是不会翘起，也不会留下什么印痕的。反之，如果是行格界线的话，这种线条在面积较大的空白处只会印得更为清楚，而不会毫无痕迹。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泥活字、木活字印本的特点，是早期活字印刷技术不够完善、不够规范、不够成熟的反映，它所能提供给我们的信息，是在晚期任何明清活字印本中绝对找不到的。这也许正是这批活字印本最有价值、最应珍视、最为可贵之处。
三、西夏活字印刷技术初探
研究古代印刷技术，离不开古代文献，从印本上是看不到印刷过程的。研究西夏印刷，离不开宋代印刷；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是游牧民族，其印刷技术，当然来自中原。
沈括《梦溪笔谈》，王祯《农书·活字印书法》，是宋元时期关于活字印刷技艺流传至今的仅有的两种著作，详尽的记述了这两种活字印刷有关选材、造字、排板、固板、印刷、拆板的全过程。举凡活字论著，无不引以为据，我们研究西夏活字印刷技术当然也不能例外。我们的研究，除尽力正确理解古人的记述外，同时也参考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1.泥活字印刷技术
宋·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记载了毕昇的泥活字印刷技术：“其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一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其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火就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若只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字皆有数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余印，以备一板内有重复者。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有奇字素无备者，旋刻之，以草灰烧之，瞬息可成。不以木为之者，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以手拂之，印自落，殊不沾污。”通篇文字，简洁明了，内容翔实，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如无实践经验，很难写得如此具体入微。应该说，后人关于泥活字技术的研究，都是依据这一记述进行的。清道光年间，江苏扬州人李瑶、安徽泾县翟金生都用泥活字印过书。近十多年，安徽科技大学张秉伦教授、甘肃武威孙寿岭先生都研制过泥活字，并取得成功。现将上述记载，并结合今人经验，将每一步骤推论如下。
(1)原料工具。
原料：胶泥、松脂、蜂蜡、纸灰、纸、墨等。
工具：铁板(两套)、铁范(两套)、木板、火炉、刷子、印台等。铁范小于铁板，是按版面大小制成的长方形版框；铁板、铁范加上铁范内排好的泥字，组成印板。
(2)方法。
①炼泥：毕昇法“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这包括炼泥和制字两部分。这里先说炼泥。
泥是刻字的基础，如无合适的泥，字是刻不出来的。如何炼泥，毕昇法未有明言。胡适、罗振玉皆谓“泥不合印刷”，或胶泥难以做字，而怀疑毕昇泥活字的存在；美国斯文格尔(W.T.Swingle)认为毕昇的活字是金属做的，所谓胶泥刻字，是作铸字的范型。透过这些否定泥活字的言论，更可体会到炼泥的重要。
炼泥包括选土和炼泥两道工序。
张秉伦、孙寿蛉先生，在制泥活字时，都在选土炼泥上下了很大功夫。孙先生对多种胶泥逐一实验，结果有的一见火就炸；有的很容易釉化黏结；有的胶泥中混合沙粒，难以刻字。最后选定洁净细腻的块状胶泥，通过粉碎、用水浸泡、搅拌澄清、除去沙粒杂质等，再经多次捶打压揉，直至全无气泡为止。然后按规格切成泥丁，待干湿适度后，蘸水在玻璃板上轻轻摩擦，直至每一面光滑为止⑭。
张秉伦先生也是选上好黏土，“筛去石块等杂物，加水和成泥浆，用布过滤、沉淀，抽去(其)上清液，再以草木灰隔布吸湿，初步风干后捶熟成坯备用”。实践证明，“这种泥坯质地相当细膩，黏性很好，便于加工，煅烧过程中无开裂现象”，完全胜任刻字要求⑮。
孙寿岭先生炼泥法，或许更接近毕昇古法。
②制字：包括刻字、烧字两道工序。
刻字，要求泥料干湿适度，还要考虑火烧时的收缩率。泥坯过湿过软，字体笔画容易变形，泥坯过于过硬，又容易刻坏。张秉伦先生“利用现代制铅字用的阴文正体条状铜字模，直接制成阳文反体泥活字”，达到字形“十分规整，除原料外，字体笔划几与铅字无异”。⑯孙先生则无此方便，而是在泥丁写上西夏文反字，然后直接刻出，成为可以印刷的反体阳字。
烧字，毕昇法是“以草灰烧之，瞬息可成”。张先生是把阴干的泥字，“放在马弗炉中加以焙烧”，烧成温度为600℃。结果“活字无一开裂现象，也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非常脆弱，一触即破，而是个个坚贞如骨角” ⑰。孙先生则无此优越条件，只能在烧饭炉上烧字，难免有烧坏情况，但费尽周折，还是烧出了可以印刷的泥活字。关键是掌握好火候，不使爆裂，又不流釉。他们都没有用“草灰烧之”。我曾目睹张、孙二先生所制之泥活字，尽管二君方法不尽相同，但所制之字，的确是“个个坚贞如骨角”，能满足印刷的需要。
如何理解毕昇法中刻的字要“薄如钱唇”，学界意见颇不一致。一说认为钱唇是指泥坯的厚度，理由是这种泥坯，“刻字便利，干燥迅速，烧制时受热也易均匀” ⑱。一说，“钱唇者，钱边儿也”。“薄如钱唇”，只能“是指刻字的笔画深度⑲。孙先生作了与上述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认为汉字笔画有简有繁，有的如“量”、“豪”等字，横笔重重叠叠，有的如“飜”、“跚”等字，竖笔紧密并排，有的字又有又尖又细的笔锋，而西夏字更是笔画繁复，有若符篆。因此，以泥做字，在有限的空间里，是否能将笔画刻得很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按常人想法，泥质很脆，这是很难做到。刻字的笔画要求有一定深度，这是自不待言的。而“薄如钱唇”，回答的则是如何刻细的何题。毕昇所谓的“钱唇”，是指钱币的上下边缘，上边为上唇，下边为下唇，极言其细也；是指泥活字的笔画、笔锋，可以做到要刻多细就有多细的地步。而这一点，又是孙先生所造的西夏文泥活字所证明了的。笔者也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对这一问题最科学、最恰当的解释。
③摆放：烧好之字，不能乱放，按韵分类，摆放到木格字盘上。“不用则以纸贴之，每韵为一贴，木格贮之”。“以纸贴之”，不是将纸贴在字上，而是将“韵头字”贴在木格板上，以便识别。这与王祯《活字印书法》按监韵刻字，然后依五韵嵌于木盔内，用大字标之的作法基本一致。清乾隆时武英殿金简所刻木活字，也是如此做的。
④排板、固板：“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其字，满铁范为一板，持火就炀之。药稍熔，则以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文中包括排字(满一范为一板)、固板(持火炀之)两道工序，其意甚明。而排板“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两张铁板，交互排字，可提高功效。
唯“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之类冒之”。需作少许解释：“松脂”，即松香，具有黏合性；“蜡”，指蜂蜡，有难于皂化(即不溶于水)的特性。“松脂”和“蜡”加温后呈流体，而“纸灰”为碱性，可中和酸性，更主要的是起保温和填充的作用。“冒之”，用到此处为覆盖之意，是指将“药”平铺在铁板上。这三种东西的混合物，被毕昇称之为“药”，既可固板，还方便拆板。
还需要说明的是，为了使泥字和铁范同时固定在铁板上，排板时，必须将方形铁范放在“药”面上，然后再在铁范内依次排字。只有这样，铁范与泥字，才能通过“持火就炀之”同时固定在铁板上。
⑤刷印：刷印过程，毕昇法中无文字述及，但可以想见，必经刷墨——覆纸——刷印——揭纸这一过程。
⑥拆板：业内人士都知道，毕昇是先搞木活字的，但因为木字“文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黏，不可取”，才搞泥活字的。“不若燔土，用讫再火，以手拂之，印自落，殊不沾污”。“燔”者，烧也，“燔土”者，泥活字也。这句话是针对木活字“兼与药相黏”，拆板问题解决不了而说的。而泥字则不然，只需将铁板移到火上烘烤，待铁板受热“药”稍熔化后，用手轻拂之，则字自落，不会黏连不净。拆下的字，按韵归类放到相应的字格内，以备下次使用。
⑦装订：毕昇法未有明说，但这是一个必有的过程，即分页、拼页，然后装订成书。
2.木活字印刷技术
元·王祯《农书·活字印书法》：“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版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屑屑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并对“写韵刻字法”、“锼字修字法”、“作盔嵌字法”、“造轮法”、“取字法”、“作盔安字刷印法”等每一道工序，都做了详尽的记述。下面，只作简要概述。
(1)原料工具。
原料：木板、竹片、木屑、纸、墨等。
工具：印盔(板框)、小刀、小细齿锯、刷子、筐子、转轮盘等。工具的复杂，表明技术的进步。
转轮盘被认为是王祯木活字的重大成就之一。它由轮轴座、转轮架和圆形字盘组成，字盘在转轮架上可以自由转动。转轮盘有两台，一台其字按监韵排列，一台放置杂字。排板时，排字工坐在两台转轮盘之间，做到“以字就人”选字排板，从而减轻了劳动量，提高了工效。
方法：
①选料。王法未作专门说明。应与雕版相同，多用梨木、枣木等木质软硬适中，纹理较为细膩，易于下刀的木材。
②写韵刻字。按王法，先按当时流行的监韵五声选出要用之字，写出大小不同规格的字样，贴在木板上，然后由刊匠(刻字工)刻字。每字之间留下间隔，以便锯开。
③锼字修字。刻好之字，用细齿小锯将木板上的字锯成单字；再用小刀修理整齐，使之大小、高低一致，符合准则。
④作盔嵌字。将刻好之字，按监韵分为不同门类，置于木盔(木盘)内，摆放在转轮盘上，以备使用。
⑤捡字排板。先按书面大小，做成四周有围栏的板框，然后排字工将从转轮字盘中捡出之字，“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并用木屑屑之，使之“字皆不动”。
⑥刷印。沿界行在板面上刷墨，然后铺纸刷印。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刷墨还是刷印，棕刷只能顺界行竖直刷之，不能横刷。
⑦拆板。刷印完后，将字放置原处，以备下次使用。
⑧装订。分页、拼页，装订成书。
以上方法，是十分成熟的方法。西夏或许没有如此规范、成熟、系统，如有的木字大小不一，有的一个字丁上刻两个字等。但在大的方面，也只能按此程序操作。又如，是按王法先将字刻在一块板上，然后再用小刀锼成单字呢，还是先做好一个个白丁，然后再刻字呢?是将字放在木架上呢，还是也用转轮盘?这就难说了。
前已述及，宋元两代的活字印刷，虽有文献记载，但是迄今为止，在浩如烟海的汉文古籍中，尚未发现宋元时期的汉文活字印本；而“明清以来的活字本，约一千种左右(不算丛书本与家谱)” ⑳。而在这1000种活字本中，90%是清代的，明代仅有100余种，比较典型的如《毛诗·唐凤山有枢》篇，其中“自”字横卧(横排)；《鹤林玉露》，其中“馳”字倒置(倒排)等。而泥活字，明代则未见一本，清代是晚到道光时才出现的，现在能见到的仅有苏州儒生李瑶印的《南疆译史勘本》《校补金石例四种》等；安徽泾县秀才翟金生印的《泥板试印初编》《水东翟氏宗谱》等，真是凤毛麟角，十分难得。上述西夏活字印本，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活字版印本实物，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十分珍贵的文物，也为早期版本和活字印刷技术的研究，提供了直观的实物资料。
被誉为“文明之母”的印刷术，它发明影响了整个人类文明进程，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英国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物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 ㉑与雕版印刷相比，活字印刷是印刷技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步。我国活字印刷比西方早4个世纪。毕昇发明泥活字，是在1041年～1048年之间，有趣的是，400年之后的1440年～1448年之间，德国的约翰·谷登堡发明了铅活字。西方的活字印刷技术是在我国活字印刷技术的影响下发明的。作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杰出贡献，是我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国人民永不落的光辉。西夏活字印本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展示了中国印刷文化的一个侧面，它对弘扬华夏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①1965年，浙江温州发现的《观无量寿佛经》残片，是泥活字所印，还是雕版印本，学术界争论激烈，迄今未有结果。笔者认为，该残片是用组字法创作的佛祖版画残片，详见拙文《揭开〈观经〉残页之迷》，台湾《印刷科技》第16卷第4期(2000年6月)。
②牛达生：《西夏刻书印刷事业概述》，《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本文对西夏印刷品的发现，有较为详细的记述。
③两次获奖情况，分别见：1.新华社银川(1996年)11月14日电：《木活字印刷术发明年代提前一百年》，《中国文物报》《光明日报》等海内外媒体多有报道；2.子牛《西夏木活字研究有新进展，牛达生又获文化部成果奖》，《中国印刷》1999年11期，《中国文化报》《宁夏日报》等也有报道。
④牛达生：《西夏文泥活字版印本〈维摩诘所说经〉及其学术价值》，《中国印刷》2000年12期。
⑤⑦⑧史金波、雅森·吾尔守(维族)：《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8，第41，第49等页。
⑥聂鸿音：《西夏活字研究评述》，《民族研究动态》1996年4期。
⑨牛达生：《元刊西夏文佛经〈大广佛华严经〉第七十六考察记》，《北京图书馆刊》1997年1期。
⑩牛达生：《人类印刷史上的大发现——西文佛经〈本续〉认定是现存世界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及其价值》，台湾《1997·中华印刷科技年报》中华印刷科技学会，1997年3月。
⑪张秀民：《中国活字印刷简史》，转引自《活字印刷源流》51页，印刷工业出版杜，1990年。
⑫《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中国历代活字本简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杜，1992年，第153页。
⑬⑮魏隐如、王金雨；《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第125～127页
⑭笔者访问过孙寿龄先生，并详细听了孙的介绍，参见庄电一《让历史再现的人》，《人物》2001年12期，第62～65页；尹铁虎《武威孙寿岭与西夏泥活字版〈维摩诘所说经〉》，《中国印刷》2002年8期。
⑮⑯⑰张秉伦、刘云：《泥活字印刷的模拟实验》，载《活字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杜，1999年，第238～242页。
⑱张树栋等：《中华印刷通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第351页。
⑲李致忠：《〈梦溪笔谈〉所记毕昇泥活字印书法释论》，《中国印刷》2002年8期，第55页。
⑳〔英〕弗兰西斯·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1984年，第103页。
㉑张秀民：《中国活字印刷简史》，转引自《活字印刷源流》第51页，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现存活字本数量，钱存训称：“现在知见的木活字本不下二千多种……而以家谱最多，仅北京图书馆即收近千种，其中印于代的约五百种。”与张秀民先生估计数字大体一致。文见《中国书籍纸墨及印刷史论文·中国历代活字本简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62页。
本文出自：《历史深处的民族科技之光：第六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暨西夏科技史国际会议文集》，122-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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