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布胜利，全国人民为来之不易的和平而欢欣鼓舞。但是，外部势力对我国的虎视眈眈却依旧没有停止。
1950年，联合国军直逼中朝边境，毛主席一声令下，几十万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为捍卫国家领土权与人民安危而出征。而后，越南的屡次进犯，也拉开了对越反击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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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5日，新华社发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部队忍无可忍奋起还击，完全是正义的行动。”
这不仅是中国民众在面对不合理的外交活动时，一贯持有的态度，也是邓小平重申对越政策时所说“小朋友不听话，该打屁股了”的话的证明。
然而，我方的这些言论却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甚至很多人都疑惑中国人只是“口头说说”而已，肯定不会促成中越之间的战争。
邓小平
唯独有一人站出来表示：“邓小平之前的警示绝非空口唬人，因为他是一个说话谨慎的人。”他正是新加坡总理李光耀。
李光耀为何会对邓小平作出如此高的评价？中国与新加坡之间的外交关系有怎样的联系？我国又是如何顶住压力，打响对越反击战呢？
恩将仇报1950年，建国之初，无论是国防实力，还是经济建设，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但是，我国一向以友好外交著称，见到弱国需要帮助，第一时间就会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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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越南对法战争已经持续近5年的时间，面对法军的猛烈攻势，越军毫无还手之力。为了不继续任人宰割，他们向我国寻求帮助。
因为中国曾在水深火热的困境中苦苦挣扎，所以对身处战火中的越南尤为同情。毛主席大手一挥，说：“我们是同志，还是近邻。无论是物资，还是军事上，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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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不计其数的枪支弹药与物资棉服等都源源不断地送往越南。另外，更关键的是，我军还派出参加过重要战役的军事指挥者，协助越南打造出一支战力强悍的特种部队。
援越抗法运动结束后不久，我国又继续抗美援越。在越南战争时期，毛主席再次作出指示：“只要越南南方提出要求，我们就一定要满足。”而周总理也说：“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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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十年时间里，我国共计援助越南近200多万支枪、一亿多发子弹与上百万吨粮食。而越南也成功抵抗住法国与美国的侵袭，实现了统一。
可是，正因为越南连续获得胜利，自信心彻底膨胀，竟然仰仗着缴获的美军装备与寻求帮助得来的军事援助，大胆宣称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
中国自始至终都坚持友好外交，对越南也尽到了人道主义国家应有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中越关系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向破裂，而这也离不开国际形势的变化。
毛主席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摩擦不断，赫鲁晓夫执政后，更是改变苏联对中国的政策，甚至还提出在我国建立长波电台的过分要求，想要染指中国的领土主权，自此，中苏友谊走上末路。
我国领导人颇具前瞻思想，清楚建设发展是大势所趋。因此，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我国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与稳定世界格局，开始与美国的外交破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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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美会谈在目光短浅的越南领导人眼中，成了中国对越南赤裸裸的背叛，竟然耍起了小孩脾气。而在苏联的怂恿下，越南如同“耍脾气的少年”，逐渐走上“亲苏远中”的道路。
1978年7月，越南共产党喊出“我们的直接敌人就是中国”的口号，甚至还隔空对中国喊话：“越南会竭力寻求一切帮助，不遗余力地和中国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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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多久，越南出动武装部队入侵中国边境，打伤我军边防战士，而且推倒中越边境碑，骚扰我国边境民众，甚至还建立军事据点。另外，越南对柬埔寨公然发动侵略战争，俨然有向我国示威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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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人背叛，但中国一直保持理性克制的态度，直到越南变本加厉，对我国边境进行一系列的挑衅行为，国家领土主权遭受威胁，再加上中国盟友柬埔寨深陷囫囵，我国再也忍无可忍。
1978年12月8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对越反击作战的命令，并任命许世友为西线指挥，而杨得志为东线指挥，奔赴前线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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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不少国家都在冷眼旁观，等着这“一出好戏”，尤其是苏联，不仅在暗地里给越南提供军事援助，而且在敏感区频繁开展军事演练，妄图震慑中国。
邓小平清楚意识到，这不单单是中越矛盾激化，也是中苏两国之间的对峙。因此，才会有十万解放军，以及700多架飞机与120艘舰艇同时出动的大场面。
短短半个月时间，中国解放军长驱直入，攻占越南的清水、高平等地，直逼越南的首都城市。达到保卫我国边境安全的预期效果后，我军果断撤军，以胜利之势结束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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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场速战速决的反击战，却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不仅让那些不相信的人对中国有了敬畏之心，也让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预言成真。
原来，早在对越反击战开始前，邓小平出访美国等国家，其中就有被称为“新起之秀”的新加坡。
新加坡崛起的关键人物
李光耀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却泪流满面，声称：“我的人生中唯有两次感到悲伤的时刻，一次是现在，一次是母亲去世。”
他之所以会有如此意外的反应，是因为见证了新加坡的独立与发展。
左二李光耀
1923年9月，李光耀出生。祖籍是在广东梅州市，但曾祖父旅居新加坡，此后全家则定居于此，经商发家，是新加坡知名的橡胶世家。
不过，他没有向家中族老期盼的那般，走上从商道路，而是刻苦钻研功课。当时，祖父李云龙颇为崇拜西洋文化，对他说：“读万卷书，如同走万里路。倘若能有所成就，必将光宗耀祖。”
李光耀
很快，李光耀转入古楼英文学校读书，成绩斐然，而后考入当地顶尖英校——莱佛士学院进行深造，到最后还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然而，好景不长，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致使新加坡深陷战火之中。因此，李光耀根本无法继续学业，只能在家躲避祸事。
或许是见到了许多因战乱而流离失所的底层人民，他的思想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前往伦敦求学，并联合马来西亚留学生，成立“反殖民主义”的组织。
李光耀
因为李光耀悲悯他人的同情心，才拓宽了政治生涯的道路。在留学回到新加坡后，他代表工会，成立人民行动党，宣布脱离殖民统治，并建立一个新马两地的独立国家。
要知道，新加坡只是一个缺乏经济发展与安全屏障的弹丸国家，而且深受英国殖民主义侵害，公然宣布独立的困难堪比登天。但李光耀早已经做好准备，选择与马来西亚合并为马来西亚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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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由他一手斡旋并成功的马来西亚联邦正式成立，而他也顺理成章地当选新加坡总理。从此以后，新加坡走上繁荣发展的道路，一度有“亚洲四小龙”之称。
不仅国内发展一跃排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新加坡的外交关系也是拿捏得恰当好处。
因为李光耀颇有大局意识，早在1976年就曾到访毛主席，建立新加坡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而且，他还在书中说道：
李光耀
“5000年来，中国人一直认为，只有中央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中央软弱则意味着混乱和动荡。每个中国人都理解这一点，这也是中国人的根本原则。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变成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国家，但这不会发生。”
正因为李光耀有对中国的正确态度，才能领会邓小平访问时所发表的谈话。
访问奠定两国友好关系
邓小平
1978年，邓小平出访泰国、马来西亚与新加坡。因为当时已经有与越南之间的冲突，难免会在谈话中提及苏联与越南，他表示：“东南亚国家应该提防‘东方的古巴’。”
当时，邓小平的言语之间，对苏联与越南的“霸权思想”进行批评。但是，其他国家都以为中国领导人只是口头上的教育，不会更不敢做出反抗，只有李光耀，真诚地与邓小平进行隆重的会谈。
邓小平
1978年11月，邓小平乘坐的飞机抵达巴耶利巴机场，而李光耀已经等候多时，热情地上前迎接。
后来的李光耀在回忆那段场景时，说：“他（邓小平）虽有74岁的高龄，但矮小精明、敏捷硬朗，穿着米色的毛衣，堪称人中龙杰。”
这场见面非常愉快，邓小平在李光耀的陪同下，前往总统府的迎宾别墅。按照惯例，总统府不允许抽烟，但李光耀依旧照着人民大会堂的配件，在邓小平的座位旁安排了一个痰盂与烟灰缸。
邓小平
这是李光耀特别为邓小平破例，原因是他自与中国交往以来，就将邓小平视作政治偶像，还说：“中国的开放政策给我印象最深的特征当数邓小平的果断坚决和不遗余力。”
谈话一开始，邓小平就长驱直入，谈及苏联与越南对世界构成的影响：“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与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这些战争贩子。”
邓小平
期间，邓小平与李光耀还提及越南倾向苏联与进攻柬埔寨的问题。两人有来有往，将中苏与中越关系剖析了清楚，而且指明了未来的发展道路：
“如果越军跨过湄公河，那就如美国逼近鸭绿江的行为一样，中国不可能按兵不动，势必要为主权和人民而战。”
邓小平
这是邓小平对越南数次的进犯行为所持有的态度，而且，他强调道：“中国心口如一，从不隐瞒自己的想法，说一句是一句。”
这句话令李光耀深信不疑，即便不断有人对他说：“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在吓唬人。”他也从未改变这样的想法。
邓小平与周总理
邓小平结束东南亚国家的访问后，前往美国与卡特总统确定中美建交的发展方向。之所以能达成一致，是因为美国确保中国在采取攻击或“惩罚”越南时，不会从中作梗。
无论是行动，还是言行上，邓小平都为反击越南做出了充足的准备。因此，李光耀才会大胆直言，称中国一定会惩罚越南，而事实也证实了他所言非虚。
邓小平
邓小平回国后不久，《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新加坡的报道。其中一改往日对新加坡的陈旧观念，将新加坡形容成一个花园城市，并说出绿化、公共建设等的开明之处。
这也成为中国与新加坡之间建交关系融洽的证明。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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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绝对的实力证明，中国并非待宰的羔羊，任何无底线侵犯国家利益与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都会付出惨痛代价。另外，中国也会将友好外交贯彻到底，以绝佳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共谋发展的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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