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国内外公认的学界泰斗，他一生写了无数的散文，但却只是他在学术研究之余的一种“余兴”，只不过他对这“余兴”十分偏爱，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七十多年间，他创作的散文结集20多本，超过百万余字，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老生代”散文的代表之一。近日，他的散文集《心安即是归处》出版，让读者对他的了解更加深了一层。
01.生而为人，要有价值
关于季羡林，有一个故事，多少年来一直在北大传扬着。
一次，一位新入学的大学生报到时，看到衣着朴素的季羡林，把他当作了校工，请他帮忙照看行李。季羡林也不解释，认真地看管着。直到开学典礼的那一天，季羡林作为北大的领导、著名的学者登上讲台，那位大学生才如梦初醒。这样的善举，不知感动了多少学子。季羡林宽厚、谦卑、平和的秉性彰显在他的生活中，也融注在他的散文里。
季羡林是用心来写散文的，对于散文的写作有着鲜明、独到的认识。他认为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散文写作应该“以小见大”，讲究“惨淡经营”。
比如在《老猫》一文中，他描述了虎子和咪咪这两只猫的生活。虎子给没有血缘关系的咪咪喂自己的奶，当咪咪生下小猫不喂奶时，虎子也叼着小猫追赶咪咪。冬天两只猫抢着到主人的床上睡，而季羡林为了不打扰两只猫睡觉，忍着一动不动，腿都躺得僵硬了，又酸又疼，继续忍着。甚至猫跳到稿子上撒尿，也绝不打它。
后来，咪咪死了，到处都找不到它，后来才知道，猫是不会死在家里的，当它们知道自己命不久矣，就会跑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等待最后的时刻。对此，季羡林感叹道：“人们何不学一学猫们呢？它们这样处理好生死大事，干得何等干净利索呀，一点痕迹也不留，走了走了，永远地走了，让这花花世界的人们不见猫尸，用不着落泪。照旧做着花花世界的梦。”
季羡林细腻地表达了自己与两只猫自然和谐亲如一家的亲情，又对猫选择死后不留痕迹、不麻烦他人、干脆利落终结自我生命的行为大加赞赏；表达了自己独特的自然观和人生观。
季羡林
实际上，季羡林对人生有一种特别通透的感悟。
在《知足知不足》里他谈起中国的一句老话“知足常乐”，认为“知足或者不知足也要分场合的。在旧社会，穷人吃草根树皮，阔人吃燕窝鱼翅。在这样的场合下，你劝穷人知足，能劝得动吗？正相反，应当鼓励他们不能知足，要起来斗争。这样的不知足是正当的，是有重大意义的，它能伸张社会正义，能推动人类社会前进。”三言两语，就指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人在什么时候都应该正视自己，一概而论的东西并不适合所有人。
以季羡林的学术造诣，“国学大师”等称号可谓实至名归，然而他却三呼“摘冠”。他在《病榻杂记》中提出：“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事实上，在人们的心目中，这三顶桂冠对季羡林来说是司空见惯、当仁不让的，不曾想却成了季老难以承受之重，乃至在九旬高龄养病期间，依然昭示天下，坚决请辞。
在今年新出版的《心安即是归处》里，就收录了这“摘冠”的三呼——《辞“国学大师”》《辞“学界（术）泰斗”》《辞“国宝”》，读罢就会发现，这不是虚伪的作秀，而是求实作风的表现；不仅使自己的人生境界得到升华，而且对当前的浮夸学风，也下了一帖清凉剂。
人的内心和谐，是一种境界。季羡林就拥有了这种境界。
02.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是陶渊明的诗，季羡林常常引用在自己的散文里。这句陶渊明在历经了几次入世与出世的人生反复后悟出的道理，被很多不得志的人，或者看破红尘的人当成座右铭，以此为进退的借口。
季羡林也把这句话当做养生之术，他常常说，自己没有什么大志向，也没有什么人生规划，从没有想过要干出一番大事业，特别适合这句话。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纵浪大化”是他在经历了几十年风雨飘摇后的醒悟。
季羡林曾经在德国留学十年，经历了法西斯统治的最黑暗时期，但他也看到了德国人民的善良和优秀。在《季羡林自传》里他曾经记录过，在德国时，房东待他像儿子一样亲切，老师像父亲一样照顾他，还有一个德国少女与他恋爱。可是面对战争留下的创伤，他不止一次地进行谴责。这一段人生经历，既有黑暗与光明的交织，又有爱与恨的双重历练。于是世事便不再那么可怕了，人生或许也不再那么苦楚了。
回国后，又经历了十年特殊年代，让他再度置身于炼狱之中。他自杀未遂，感觉自己又活了一次，或已经死了一次，从那以后，任凭世事再怎么变化，也宠辱不惊了，“应尽便须尽”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在新书《心安即是归处》里，编辑专门开辟了“纵浪大化，不忧不惧”的一栏，里面收录了八篇散文，都是季羡林对命运的认识。
比如在《不完满才是人生》中，他借苏东坡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表达了这种观念。文中是这样说的：“早晨在早市上被小贩宰了一刀；在公共汽车上被扒手割了包；踩了人一下，或者被人踩了一下，根本不会说对不起了，代之以对骂，或者甚至演出全武行；到了商店，难免买到假冒伪劣的商品，又得生一肚子气……谁能说，我们的人生多是完满的呢？”“人人有一本难念的经。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这是一个平凡的真理，但是真能了解其中的意义，对己对人都有好处。对己，可以不烦不燥；对人，可以互相谅解。这会大大地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前一段说明了命运的本相，后一段表明了处世的方法。季羡林从这里提升了人生的境界。
季羡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因此在他的散文中，总是有着独具匠心的结构和内在和谐的韵律与节奏，充满了优雅的韵味。
“文章之作，其道多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季羡林的散文篇幅都很短，却能写得很深邃，给人以长久的回味。不论是叫人多读书的《一寸光阴不可轻》，还是写生活趣事的《从南极带来的植物》，每一篇都环环相扣，句子与句子之间，段落与段落之间，都有一种内在的逻辑性。这一点，来自于古人对文章命题立意、起承转合的要求。
1980年，香港文学研究会出版了《季羡林选集》，在跋中曾这样写道：“一定要使一篇散文有变化而又完整，严谨而又生动，千门万户而又天衣无缝，奇峰突起而又顺理成章，必须使它成为一个完美的整体。”因此，季羡林的每一篇散文，都能通过独特的结构，把文章写得浑然天成。
《缘分与命运》一文中，开头和结尾用的是当时散文创作中常用的“开头设悬念，结尾显其志”的方式，先提出“缘分和命运可信不可信”的疑问，中间用北京西山深处的大觉寺来承接，最后得出“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的结论。如此“苦心经营”的严谨结构，体现出季羡林对古典文学的喜爱和敬畏
季羡林不仅喜欢中国古典诗文，更喜欢音乐，这也造就了他对散文韵律与节奏的追求。他曾经说过：“我甚至想用谱乐曲的手法来写散文，围绕着一个主旋律，添上一些次要的旋律；主旋律可以多次出现。”
在散文创作中，他特别注重节奏和韵律，尽量避免文章写出来平淡无味。在《八十述怀》中，他这样写道：“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尽管是在回顾自己的一生，但却写得十分诗意，每句都很短，却对仗工整，连音调的平仄都十分讲究，使人想起了古代那些朗朗上口的经典散文名篇。
真是这些和谐的韵律，带给读者无法言传的意境，如饮佳茗，香留舌本。
在《心安即是归处》里，还收录了很多真挚灼热、谈古论今的散文，在大众情绪日渐焦虑的今天，读一篇“淳朴而不乏味，流利而不油滑，庄重而不板滞，典雅而不雕琢”的文章，就像喝了一口清新爽力的茶，感受到难得的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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