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生活中,一场晚会的成功,离不开主持人的组织,协调和全面把控。
其实,在宋朝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就有了主持人的雏形——“竹竿子”,而到了清朝时期,组织串场的主持人角色和节目又被称为“跳加官”。
直到今天,仍有它的现代意义。
01,“竹竿子”
竹,是我国古代众多的图腾崇拜之一。
在《墨子》中有这样的记载:
“费长房随壶公入山, 公以竹杖与骑, 至家, 以竹杖投葛坡, 印化为龙。”
在古代,很多人都有着灵竹崇拜的心理,在古代,人们认为,竹子能够驱邪,避难,求雨,退兵。所以,巫师们在占卜的时候,都是手执竹子,以示权威。
“竹竿子”,是宋朝时期舞队入场的“主持人”,因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手里面执着一根“竹竿拂子”,所以称为“竹竿子”。
关于“竹竿子”的详细记载,在宋朝时期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
十月十二日,天子的寿辰,共有酒“九巡”,而“竹竿子”则是在第四道酒巡的时候出现的。
“参军色执竹竿拂子,念致语、口号,诸杂剧色打和。再作语,勾合大曲舞。 ”
这里面的竹竿子负责的是报幕,指挥,协调的工作,因为“参军戏”的演员大多口齿伶俐,所以,竹竿子的人选大多也是由参军戏的演员担任的。
在每一场重大晚会之前,参军戏的演员手执竹竿拂子来到大会中间,先给予各位来宾致辞和祝福,大多为骈文,其次,介绍晚会的内容,引导晚会的进程。
到了歌舞表演完毕,“竹竿子”还要负责向各位来宾表示谢意。
随着时代的发展,竹竿子的角色也不断的发生着演变,在不同的场合也有着不同的称谓和职责。
比如,在皇宫中,歌舞团称为教坊,一般出现在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皇帝举起了第四盏酒的时候,才能出现;
在《宋史·礼志》(志第六十六)中有这样的记载:
“皇帝四举酒,乐工致语。”
“继以诗一章,谓之 ‘口号’,皆述德美及中外蹈咏之情。”
到了竹竿子上场的时候了,他们就需要做“致语”,说开场晚会的解说词和祝福语用来烘托宴会的气氛。
对于宫廷宴会来说,竹竿子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致辞语不仅需要得体,而且还要根据皇帝的心意来撰写,大文学家苏东坡不仅善于写诗词,还是一个善于写致辞语的“高手”。
比如,在《紫宸殿正旦教坊词致语口号》中,他这样说:
“九霄清跸一声雷,万物欣荣意已开。晓日自随天仗出,春风不待斗杓回。”
不仅押韵,而且朗朗上口,有对北宋繁荣盛世的赞美和对于美好生活的祝愿,这样的串词再配上“竹竿子”的朗诵,台下齐声附和叫好,为宴会增加了更多的气氛。
02,“跳加官”
“竹竿子”发展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人们文化娱乐生活的进一步发展,它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
这时候的主流串场形式被称作是“跳加官”,不仅风靡于宫廷宴会,也进一步扩大到了民间的婚丧嫁娶和生活礼仪中。
我们经常看的古装清廷戏中,几乎每一场宴会开始,都是锣鼓喧天,载歌载舞。
其实,在正式的演出之前,都需要先表演“跳加官”,它的作用就相当于今天主持人宣布的“今天的晚会正式开始”。
值得一提的是,在很多戏曲表演之中,也是需要“跳加官”来串场协调的,报幕主持人一般为双人搭档,也可以是一个人的。
登场的主持人一般为男性,头上戴着和官员们相似的乌纱帽,身穿喜庆颜色的袍子,笑容可掬,喜感十足。
手里还拿着报幕的小板笏,供自己审阅,以防忘词。
除了开场的报幕之外,跳加官也常常穿插在宴会的其他时刻。
比如,有身份尊贵的贵宾或者官员到场的时候,班戏都会插播“跳加官”来表示对于贵宾的尊重和欢迎。
同时,不管台子上正在演什么戏,都会暂时停下来,演员们背过身站立,后面的加班登台表演,班主也会同时报幕“某某加官”,来客就会很快知道这次的节目是为自己表演,于是,高兴之余都有封赏。
对于民间而言,“跳加官”的使用范围更广,包括礼仪嫁娶,辟邪纳服,具有很强的仪式性。
如果有人金榜题名或者是荣归故里,跳加官就要去跳双加官,歌颂其父母教子有方,前程似锦;
有人升官调任,当地人也要过去送行,邀请跳加官临别赠言。
比如,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这样记载:
“戏子上来参了堂,磕头下去,打动锣鼓,跳了一出‘加官’,演了一出‘张仙送子’。”
可见,重大的场合中,跳加官的作用还是极其重要的。
不管是“竹竿子”还是“跳加官”,都表现了古人们在娱乐文化生活中的追求。
在倡导礼仪的古代,好的主持人,节目串词不仅是一场宴会和活动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也可以起到愉悦人心,表达美好祝愿的作用。
03,古为今用在后来的演变中,跳加官的习俗一直延续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直到了现代主持人的出现。
直到了近年,央视戏曲春晚以及其他的文艺晚会中,对于“跳加官”的形式做了改革和创新,结合新时代的进程,为其赋予了新的寓意。
根据现场观众的氛围,制作出了欣欣向荣富有时代气息的条幅,让观众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时代气息结合的双重享受。
“竹竿子”和“跳加官”两个词语到了现在虽然鲜有人提及,然而在提倡“古为今用”和“与时俱进”的今天,它们仍然以新的方式方便着人们的文艺生活。
参考文献:
《资治通鉴》《墨子》《宋史·礼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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