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标题《<送我上青云>：当女导演开始讨论欲望》，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送我上青云》是国产电影中少见的把女性的困惑和欲望摆在台面上讨论的作品，尤其是欲望。
记者/宋诗婷
姚晨在电影中扮演女主角盛男，《送我上青云》也是姚晨第一部监制的电影
困惑
“30岁前后，我有很多困惑。不是生理年龄造成的，是你毕业、工作几年，恰巧到了人生这个阶段。”导演滕丛丛说。
通常，导演的处女作都和他们各自的人生经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用说，一位女性导演的女性题材处女作了。相较于《送我上青云》电影本身，我对导演滕丛丛更感兴趣。
30岁前，滕丛丛“特别容易愤怒”。有一阵，她住崇文门附近，家门口就是老牌大商场国瑞城。商场门口总有发小广告的，“带你去做个美容，给你点免费小礼物，绕着弯骗你办卡”。只要在北京这样的城市住上一阵子，谁都会遇上这种事，习惯了，不理睬，不眼神交流，径直走掉就是了。滕丛丛不，她总忍不住停下来，拦住即将上当受骗的路人，“别听他的，假的”，直冲冲搅黄人家的生意。
“这么干不对。”滕丛丛也知道。她身上这点侠女姿态来自于少女时代课堂上偷读的那些金庸小说。高中时，和其他爱好文艺的少女一样，她读《红楼梦》，读张爱玲，读三毛，同时，也和男孩子一样，内心有个武侠世界。
霍青桐和李文秀是金庸小说里滕丛丛最喜欢的两个角色。武侠小说里武艺高强的女英雄常有，但像《书剑恩仇录》里霍青桐一样，有军事才能，有大局观的却不多见。《白马啸西风》里，李文秀是个更孤独的女人，这位哈萨克女子武艺高强，行走江湖做了不少好人好事，但天地之大，亲人已逝，她爱的人不爱她。
滕丛丛也读古龙，但始终共情不起来。“动不动就大美女出来了，要脱光了跟谁上床，女性角色都很平，有那么点物化女性的意思。”那会儿，她不懂什么女权，只是凭直觉不喜欢。
那是一种建立在性格和教育之上的直觉。滕丛丛是“85后”，出生在教育大省山东。父母和爷爷辈在“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口号感召下，给了她绝对男女平等的家庭地位和受教育权。“北方很多小孩都是在不分性别的环境下长大，山东人又特别看重学历，你从小就要心无旁骛，好好学习，你不能比男孩差。”滕丛丛觉得，上学时的人生就是选择题，要么对，要么错，万事手起刀落，简单明了。
拧巴是上了北京电影学院之后才开始的。那是一个男性主宰的世界，男女差异很难不被注意到。“少年时家长、老师对你的要求很多时候用不上，甚至和社会对你的要求截然相反，你的人生就会产生很多矛盾。”滕丛丛说。
2010年，妇联出了份《2010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超九成男性认为女性应该在27岁之前结婚”，“27岁”被社会划定为“剩女线”。那年，滕丛丛刚大学毕业不久，正在剧组里做场记、跟组剪辑，每天记光圈、记镜头数，窝在片场犄角旮旯的小桌子上剪素材，灰头土脸，“第二性特征都给压抑没了”。
就这么在剧组里耗了几年，长见识的新鲜劲过了，工作就变得机械化。“想当导演，首先得自己写剧本！”这基本是句废话，但从她跟组的《剑雨》导演苏照彬嘴里说出来，滕丛丛就坚定不移地相信了。也不是信了，只是真的到了非表达不可的时候。
袁弘饰演的刘光明一度是盛男的“白月光”，但文艺男青年也有自己难以逃脱的困境
解惑
2013年，她开始窝在家里写剧本，没钱了就出去接点活儿，赚了钱继续写，“过上了非常清贫的生活”。为了写剧本，滕丛丛结识了一些记者朋友。那是纸媒大面积死亡的一段时间，有个朋友所在的报纸要转型新媒体，他把好几十年写的那些头版报纸当废品卖掉，总共卖了5块钱。朋友沮丧，同事安慰他说，没关系，隔壁周刊是铜版纸，卖得更便宜。
一位《中国日报》的女记者给她讲了颠覆自己人生观的事。2014年，马航MH370神秘失踪，这位记者朋友参与了调查报道。“她的性格和我一样，非黑即白，曾经以为做记者特别对，总能追究出个真相，有个答案。但马航那件事给她的打击特别大，她突然发现，不是什么事情都有答案，那一刻，是蛮失落的。”
也有更老炮的记者早就不追究真相了。夏季汛期，有个朋友去南方报道抗洪，他在桥上遇到个老太太蹲在地上哭，老太太说自己花1500元买的棺材被冲走了，那棺材可漂亮，她可喜欢了，但没钱再买第二口。朋友话没多说，掏出1500元给老太太，让她再买一口。老太太走了没多久，又回来了，和记者说，棺材涨价了，要3000元，记者又给补了1500元。“在你不知道事情真相的前提下，这3000块钱对我来讲什么都不算，但是对老太太来讲，它就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朋友后来对滕丛丛的解释。
写剧本的日子很折磨人，自信和自卑随时切换，前一晚奋笔疾书两千字，第二天睁眼就能再删掉三千，“折腾一通，还少了一千”。写不动了，她就看书，看电影，一来是找灵感，二来是人生确实卡住了，疑惑太多。
她看何伟的“中国三部曲”，至今还记得，何伟去中国农村，很奇怪地发现，农村老人特别喜欢穿军装。“这个状况，如果你是中国人，就很难察觉，因为你是从这个环境中长大的，不会多想。”在《寻路中国》里，何伟写到了租车。“大概是讲，租车前一定不要告诉租车公司要去的地方路难走，不然会多花钱，一定要回来之后才和对方说，车子不小心弄坏了。在中国，先犯错，再认错比较行得通，这是他学会的中国逻辑。”滕丛丛觉得，何伟写的那些东西看起来和自己的“女性困境”没什么相关，但这种结构性困境与社会、与时代抛不开关系，她要搞清楚自己，就要先剖析世界。
她也看文学，比如读阿乙的小说。“那天他、副主任、主任以及调研员按东南西北四向端坐，鏖战一夜后，调研员提出换位子，重掷骰子，四人恰好按照顺时针方向往下轮了一位，艾国柱就是在这时看见极度无聊的永生：二十来岁的科员变成三十来岁的副主任，三十来岁的副主任变成四十来岁的主任，四十来岁的主任变成五十来岁的调研员，头发越来越稀少，皱纹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猥琐，一根中华烟熄灭了，还会点起烟头来抽。”（《意外杀人事件》）滕丛丛在阿乙的小说里看到了小镇青年的无聊命运，某一刻，她会觉得，若没能离开老家，那可能就是她的命运。
她也读了《众病之王：癌症传》《基因传》这样看起来不那么文艺青年的书，起因是自己的一场病。采访前，我从朋友那偶然得知了滕丛丛的那场病，但采访时她绕开了，我也没提。但就是这绕来绕去间，我好像更理解了导演本人和后来她电影中女主角的隐忍。
2013年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入学体检时，医生告诉滕丛丛，她的甲状腺有个结节。后来去医院一查，何止是结节，左侧甲状腺癌变了。这种90%出现在女性身上的问题是所有癌变中最轻的，但也很难不让人想到生死。滕丛丛还记得，手术前一天，她站在肿瘤医院的落地窗前往外看，满眼都是雾霾。
上青云
以上都是滕丛丛的记忆碎片，勾勒不出完整的生活面貌，却足够用来理解她的处女作《送我上青云》。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是《红楼梦》里薛宝钗的一句诗，形容柳絮身姿轻盈，可凭风借力，扶摇直上。在电影里，它是女主角盛男跌跌撞撞最终渴望抵达的人生境界。
盛男是个女记者，在演员同时也是这部电影的监制姚晨的设计下，盛男出门就戴个毛线帽，套一件要么黑、要么灰的大外套，背个大帆布包，挂个死沉的相机，脚上踩一双踢不烂的登山鞋，满口“他妈的”一类口头禅，一脸愤世嫉俗。
刚出场，盛男就女侠了一把。出地铁站时，她把吃了一半的什么东西扔在了前面的女孩身上，用让人很难领情的方式提醒对方注意小偷。紧接着，见义勇为的女记者就被骑着摩托车来报仇的小偷打了一闷棍。“我当年就觉得，在国瑞城门口，自己很可能被打。”电影里，滕丛丛让自己的恐惧成真。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电影里盛男的生活，那就是“丧”。过了27岁，高学历，投身一个夕阳行业，新闻难做，每天被同事四毛忽悠着伺候土大款。更糟糕的是，她还得了卵巢癌，刚得知这病时，盛男感到委屈，“好多年没有性生活，也不乱搞男女关系”，表面上是个高知现代女性，骨子里还是保守封建的好学生。
这么一个生活糟透了的人，还要被自己的原生家庭补上一刀。父亲出轨10年，和盛男的高中女同学纠缠不清，并且即将破产，出不起女儿的手术费。母亲梁美枝和自己的性格形成鲜明反差，她是那种传统的上一辈女人和当代小公主混合体，靠不了老公，就想靠自己的女儿，老的少的无所谓，终归是要靠个谁，要从别人身上找到幸福，进而找到自我。
盛男不得不为自己筹钱做卵巢癌手术，接下四毛为她找的活儿，为土豪企业家李平的父亲老李写自传。四毛还和她说，做手术后，女人就会失去“性趣”，很难体会到做女人的快乐。盛男不甘心，想用余下不多的时间好好享受人生。
赚钱做手术，找个喜欢的人做爱，盛男带着这两个目标上路。一同被带上的，还有缠人的妈妈梁美枝，两人在这趟“公差”中各自邂逅了喜欢的人，后面也各有各的困扰。
在最初的剧本里，滕丛丛着力打造盛男这个女性形象，周边的角色大多注重功能性，“有点片面”。但从2013年到2017年，剧本和人物几度推翻重建，不断引入新的灵感和素材，配角人物也总算丰满起来了。
袁弘饰演的刘光明算是半个被滕丛丛买来的角色。这是个生活在县城，喜欢拍云，在没有人的县城图书馆里和女青年大声探讨死亡的文艺青年。给老太太1500元买棺材的段子被安在了他头上。最初，他是盛男的白月光，淡然通透，能消解盛男身上的戾气。但在一次图书馆调情，盛男情不自禁说出“我想和你做爱”之后，这个男人落荒而逃。后来，观众和盛男才知道，文艺男不敢回应盛男，是因为他早已娶了要给父亲写自传的老总的女儿。
滕丛丛买来了阿乙小说中的桥段，刘光明有项才艺，是背圆周率。他在生活中处心积虑地安置自己的尊严，比如，在家里换鞋的位置贴张自己的照片，岳父每次进门都要给自己鞠躬。比如，在被盛男戳穿，故意或不小心从别墅坠下后，在岳父父亲的葬礼上捡便宜，躲在棺木后面，接受所有来访者的三鞠躬。这听起来像是女性导演对男性的挖苦戏谑，事实上，导演借盛男在电影中的最后一吻，实现了对困在不同生活中的人们的共情。
《送我上青云》是一部女性题材电影，但它深层探讨的是每个普通人的困境。电影里，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尊严。盛男依然在计较对错，对李平和四毛一切以钱衡量的价值观不屑一顾。四毛相信，记者是积累人脉，通往有钱人生活的手段，不是目的，有钱不一定幸福，但大多数不幸都是因为没钱。梁美枝算不上是个好母亲，但她没有盛男那么拧巴，只要找个好男人，比如老李，她总能不问对错，活得自在。刘光明和阿乙小说中的角色们一样，被困在县城生活的无聊里，他终日抵抗，但没有勇气，甚至没有能力逃出来。
电影里只有两个真正超越了世俗的人，一个是放任自己的欲望，在电影虚实之间，乘棺材西去的老李，他也点化了盛男；另一个是穿军装，顶着铁锅，坚信自己能接收到外星信号的疯子，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没有盛男的挣扎。
作为导演处女作，《送我上青云》探讨的议题足够犀利，也有女性导演少有的黑色幽默。它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但不可否认，在整体故事和流畅度上弱了点，甚至是摄影上的一些问题，这些滕丛丛都心知肚明。
电影里的“上青云”有几层含义，它是一种人生境界，是薛宝钗的人生智慧。它也寓意着，经历了一切，盛男这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女人变轻盈了，站在山顶，喊出三声“哈哈哈”之后，她感受到了风的力量。
找个喜欢的人做爱的小目标没能实现，在彼此的怨恨和同情中，盛男和花心的同事四毛互相救赎。讽刺的是，四毛只把自己送上了青云，盛男最终还是靠自慰感受到了她渴望已久的女人的快乐，她在生理上将自己送上了青云。
在电影之外，“上青云”还有另一层含义。这是滕丛丛作为导演的第一部长片电影，也是姚晨作为监制的第一部电影。这是两个女人尝试彼此成就的案例，是否真能借上力还有待市场和行业检验，但这股助力女演员和女性电影人的“好风”的确是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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