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春晚，最吸引人们目光的当属被歌唱家李双江和妻子陈燕（后离婚）用轮椅推上舞台，高唱《血染的风采》的“独腿英雄”徐良。
这一天，刚好是徐良26岁的生日，相当有纪念意义。
当时，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硝烟依然弥漫，人们无比崇尚战斗英雄。徐良那张坚毅果敢的面庞和因战斗失去的一条腿，十分契合大家对英雄的想象，为此他“一曲成名”，《血染的风采》一度成为徐良的代名词。
嘹亮的歌声和徐良的名字迅速传遍了祖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身为一级战斗英雄，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徐良做了500多场报告，光人民大会堂就去了4次。回到家里还要面对蹲守多时的记者，其火爆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今的小鲜肉明星们。
后来徐良在鲁豫的访谈现场提及当年的感受：“晕，飘，有点像现在很多人高兴得找不着北的时候。 ”
当年的徐良知名度有多高？那个时候，他的出场费甚至比当红歌星毛阿敏要高很多。
有一次，他骑着残疾人摩托车路过北京西单，行人们全都回头看他，激动地高喊：“是徐良。”这一喊不要紧，有位骑自行车的路人因为看徐良看得过于关注，不留神摔到在地，连同身边蜂拥过来的人群，呼啦啦倒下一大片。
还有更夸张的。
徐良因事要从西安机场赶上4点半飞北京的飞机，差半个多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他却连机票还没来得及买。
进了机场大厅时，内心焦急的徐良被机场工作人员团团围住：“徐良是你吗？你要去哪？”
陪同徐良的同事赶忙接话：“徐良要坐4点半的那趟飞机。”
这时已经4点半了，飞机开到了跑道上，正准备起飞。结果工作人员用步话机与塔台联系，一听说“徐良”二字，塔台立刻让飞机从跑道上返回接这位贵宾。
就在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内，机票也被补好并递到了徐良的手上。
刚刚过了6点，徐良到达北京机场，又坐上一辆出租车前往火车站。
出租车司机也认出来了徐良，得知他赶时间，冒着饭碗被砸的风险，一路疯狂闯红灯、超速、逆行，结果被尽职的交警拦下。
司机急得跺脚：“警察同志，徐良要赶7点的火车，一会再罚我行不行？”
交警将头探进车窗，立刻将罚款单翻了过来：“徐良同志，请你给我签个字。 ”
徐良签完字后，交警“啪”一个敬礼，随即摆摆手放他们离开，凭借着一身军装和英雄的光环，徐良在很多地方都得到了特殊关照。
如此年轻便成名，徐良时常有种在云端飞行的眩晕感觉，他不知道的是，很快，自己就将被流言蜚语打回地表。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某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
文章提到，一位以动人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时，索要出场费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说的是徐良。
紧接着，各大媒体将“英雄索取高价出场费”这一话题炒得火热。
在人们心中，英雄应该不食人间烟火才对，拿这么高的演出费，徐良简直太侮辱英雄的称号了吧。
一时间，指责声铺天盖地而来。前一刻还是受万众瞩目的公众人物，下一秒就被人戳脊梁骨，年轻的徐良无法忍受这种压力和痛苦，精神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因为徐良身份的特殊性，他所处的军区派出了高级干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到上海调查此事。
经过多方查证，联合调查组得出结论：徐良并未索要3000元的出场费，谁知报告交上去后，却无人替徐良发声，那些谣言依然满世界乱窜。
看到没人给自己撑腰，徐良决定自救，他向法院提出了申诉。
不料，徐良寻求法律帮助的行为遭到了部队领导的反对。
如今的徐良能够明白领导们反对的原因，几乎没有军人会和地方打官司，更何况徐良还是位公众人物，这样一来影响不好。
但徐良当时年轻气盛，一心只想洗刷到溅到身上的黑点，才不管别人的劝阻。
“这官司我必须打，宁可扒掉我的军装也要打。因为我心里知道，我是无辜的。”
在法庭上，他拿出了关键性的证据——支票。
徐良在上海体育馆共演出了3场，每场的劳务费是400元，共计1200元，3000元一场的说法简直荒诞无比。
最终徐良胜诉，连《新闻联播》都报道了此事。
可惜老百姓已经先入为主，即便徐良胜诉，负面影响还在延续，从此，他便很少演出了。
1997年，距离徐良登上春晚舞台已经过去了10年，随着在公众面前露脸次数的渐渐稀少，徐良的受关注度也慢慢褪去。
他本来可以长舒一口气回归普通人的行列，却不料有时候即便你不去找事，事情也会主动登门拜访。
1997年7月，一位电视台的编辑说动了徐良借“八一”的机会，重新打造一首歌并拍成MV。
白天辛苦拍完外景后，晚上这名编辑邀请徐良去参加自己朋友的生日宴，吃完饭后还不尽兴，一行人又转战至歌舞厅继续嗨。
那天徐良很不情愿去歌舞厅唱歌，他有急事，因此不停地出去打电话。到了晚上11点左右，朋友们陆陆续续散去，只剩下在外面打电话的徐良，还有编辑和他的一个朋友。
两个大男人唱歌相当没意思，编辑就叫了个女孩陪唱。
凌晨1点钟左右，3个人结束娱乐活动走出歌舞厅。刚走出大门，就看见编辑和那位朋友被一群年轻人给围住了，其中还有那个陪他们唱歌的女孩。
这群人嘴里骂骂咧咧喊着：“今天不给500块不准走。”
随即，他们将电台编辑拽到一边开始拳打脚踢，朋友前去帮忙，也被围起来狂揍。
徐良打算劝劝架，还没等开口便被推倒在地。他本来就没了一条腿，这下子没人搀扶，只能坐在路边揉着已经破皮的手掌。
年轻的徐良
原本徐良同朋友们约好，这个局结束后请他们开车来歌舞厅接自己，恰巧朋友的电话打来询问徐良在哪里，只听见他喘着粗气应答：“快来吧，这打架了。”
那群愣头青看见徐良打电话叫援兵，立刻识时务地跑掉了。
很快，徐良的朋友们赶到现场：“徐良，谁打你来着。”
徐良摆摆手：“没事没事。”
这时，那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编辑喊了一嗓子：“他们从后门跑了。”
那些朋友一踩油门就开车追去了。正巧打人的几位在路边等车，朋友们下车质问：“你们谁打人了？”
明白人一看事不好立刻逃走了，只剩下一位喝得醉醺醺的梗着脖子：“打人怎么着？”
随后他被一拳撂倒，然后再也没有醒过来。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第二天，战斗英雄徐良“参与打架、致人死亡”的消息便闹得沸沸扬扬，尽管他本人连句骂人的话都没说。
最终，地方法院判决徐良不负法律责任，但他却没有办法出来澄清这一事实，因为他被关禁闭了。
作为现役军人加战斗英雄，不管有没有参与斗殴，影响都非常不好，故而徐良被关了近1年的禁闭。
在失去自由前，他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只说了一句话：“我回部队了，出事了。”
那段时间是徐良人生汇总最黑暗的日子，自由没有了，家庭也破裂了。
徐良和妻子陈燕，可以算作青梅竹马。两人小学、中学都在同一所学校，徐良参军前便同陈燕结了婚，1987年，在徐良成名的那一年，儿子乐乐诞生了，三口之家非常幸福。
但是长期的聚少离多和琐碎的小事磨没了二人的感情，在徐良出事前，陈燕与他的关系已非常冷淡。
原本徐良不愿意放弃这段婚姻，他努力想要挽回陈燕的感情，不成想自己摊上了此等大事，他怕连累妻儿，打电话给陈燕：“我同意离婚。”
为了自证清白，徐良在拘留所内足足绝食了6天6夜。
后来他形容当时的情况：“屋子里面住了三四个战士，门口几十个士兵轮流看守着我，不知道是怕我逃走还是怕我想不开。”
这一年的禁闭令徐良有时间静下心来思索以前的人生。
红得太早红得太快，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并非好事。他会错误地认识自己的能力，从而产生很多不切实际的疯狂想法，那段时间，徐良反反复复用两个字形容自己：“小丑”。
徐良本是开朗的人，心态调整过来后，枯燥的禁闭日子也鲜活了许多。
前来探望他的战友说出了掏心窝子的话：“我们今天对你的这种敬佩，远远超过86年你锯掉这条腿的时候。 86年你那种乐观的精神我们就钦佩， 但是今天你还这么乐观，我们更钦佩。”
从舞厅事件之后，徐良的人生似乎一直在走背运。好不容易等到关禁闭结束，一篇署名为“北明”的文章又将他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战场上的徐良
“北明”声称，徐良根本就不是战斗英雄，他犯了一级谋杀罪。战役打响时，徐良本打算临阵逃脱，却由于班长（也有说连长）的监督未能如愿。
等到全班士兵都战死后，徐良和班长来到悬崖边，趁着班长不注意的当口，他用尽全力将班长推下悬崖然后射伤自己，借此逃离战场。
好在班长只是受了伤，后来在交换俘虏时回到故土，并将徐良的罪恶和盘托出。
如果说先前的流言只是打算剥去徐良身上那些亮闪闪的光环，那么“北明”的文章则恶意满满地想将他“置于死地”。
看着这篇文章，徐良回想起了自己的从军路。
1985年，他在西安音乐学院念大四，是那个年代罕见的大学生。
一次偶然的机会下，徐良被学校选中，到对越自卫还击战前线慰问演出。很快，他被部队里那种不畏牺牲的大义精神所感动，回到学校后立刻提交了入伍申请，经过学校和部队的层层审查之后，成功来到了部队。
入伍第3天，他所在部队就开拔到前线。经过3个月的战前加强训练，徐良拒绝了留在团部的建议，坚持要到前沿阵地与越军真刀实枪地开战。
喊口号很容易，真上了战场，才明白生命的脆弱性。
徐良坚守的阵地叫左6，距离越军只有几十米远，时刻都有被枪炮袭击的危险。晚上谁也不敢睡觉，“晚上不但把眼睛睁开，耳朵都得睁开”。
1986年5月2日晚，越军偷袭部队所在阵地的下方哨位，徐良和几个战士奉命前去支援。
卧在一道土坎后面的徐良，发现自己下方有3个黑影，那显然是越军。他们将枪托放在右侧腰间，边射击边向后退，看样子准备逃走。
他们的侧面全部暴露给了徐良，这是个好时机，徐良对他们开了火。
3名越军全部倒下了，徐良以为他们全部被击毙，立刻跃起身来打算查看。
突然间，一发子弹呼啸着飞了过来，徐良感觉有块很大的石头砸到了腿上，疼痛还是其次，伤口怎么捂都捂不住，心脏每跳一下，鲜血就跟自来水似地哗哗朝外喷。
那一枪，打断了徐良的大腿动脉。好在战友们轮番抬着他穿越封锁线，徐良才算保全了性命。但那条左腿没有保住，经过9次手术，前后共输血26000毫升后，徐良成为了一名残疾军人。
“北明”的文章内容严重失实，徐良为此曾满腹怨气：“网上的谣传要真有一丝一毫是真的，我还能是现役副团级军人吗？还能被评为一等功臣，战友们还能经常相聚？”
他很想站出来辟谣，但最终忍住了。谣言这个事，你不搭理，它反而如柳絮般轻飘飘飞走，一旦打算解释，有时候却越描越黑。
后来，徐良当年的连长和连队卫生员接受采访，总算戳破了流言的不实。
2001年，徐良选择回到故乡北京发展。近乡情更怯，他想起当年离婚时，儿子乐乐与自己的唯一一次拥抱。
那时候自己离开得如此落魄，好在如今他又找到了爱人。
徐良的第二任妻子名叫小宁，与徐良是同一个部队的战友，在卫生所工作，不过两人并不相识。
1997年，小宁知道徐良关了禁闭后，千方百计找到他并表达了爱意。徐良是个爷们，他内心很感动却不接受小宁的爱意，“我这时候接受她有点不道德，我出名时她没跟我，现在我最难时不能拖累她。”
小宁没有退缩，在徐良解除禁闭后开始细心照料他，最终两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小宁与前妻陈燕相处得很好，两人的儿子管陈燕叫“大妈”，两家人也常常聚会。
褪去了英雄的光环后，徐良现在过得怡然自得。小宁在公司做事，没人知道她的丈夫是一级战斗英雄。
出门时，会有很多人朝徐良空荡荡的左腿投来好奇的目光，他全部一笑置之：“车撞的。”
路人立即点点头，眼神中满含同情。
其实徐良的生活在外人看来并不如意，他和朋友做了不少投资，无奈总是亏多赚少。虽然能维持温饱，却无力负担北京的高房价。
即便自己手头不宽裕，他也总是热情帮助那些下岗和生活困难的战友。
2006年，当他获悉老班长下岗后又不幸遭遇车祸，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后，毅然借去看望陕北战友的之机，为老班长送去了5000元，并在此后每月从自己不高的工资里拿出500元寄给老班长，至今没有间断。
而他自己，和妻子儿子租住在天通苑的房子里（离婚时，他把房子和资产全都给了前妻陈燕），过着普通的老百姓生活。
说实话，他挺害怕别人知道自己是谁。当英雄的滋味固然不错，每天被无数的鲜花和掌声包围，但英雄也很累，因为大家会将你脸谱化，不允许你犯错。
英雄也是人，做完报告也要吃饭睡觉上厕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也会爆粗口。一旦这些事情被发现，人们就会感觉很不好。
经历过大起大落的刺激后，徐良看透了，“做什么名人都不如做百姓。 ”
就算剩了一条腿，也不能阻挡徐良对生活的热爱，他喜欢玩，喜欢交朋友，还买了辆自动挡的车驾驶。
在鲁豫的访谈结尾，徐良再次一展嘹亮的歌喉，这次他没有唱《血染的风采》，而是《什么也不说》。
何必再说什么，无论多辉煌的人生，终将归于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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