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有一部小说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书里一群奋力追逐世俗名利的年轻人，在功成名就后却内心空虚失落。在这群年轻人背后，代表的是所谓的“美国梦”的破碎。菲茨杰拉德因此也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当代作家许知远也有一本书叫《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书里的篇章是他早年间在星巴克咖啡馆、北大校园的男生宿舍等地方写下的读书随想和读书笔记。这本书也在写年轻人的迷惘，但却用一种知识分子的自省和对人文精神的信仰，在迷惘中反复测量着理想与现实，努力寻找历史的坐标，诡异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以这两本书作参照，我们可以看到祁媛在小说中塑造的，是另一类年轻人的形象。
祁媛，2014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同年开始写作。小说散见于《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曾获第三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第五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奖”、“2016年浙江省青年文学之星”、“2016年十月短篇小说奖”等。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我准备不发疯》《脉》。
作家、画家祁媛
《眩晕》讲述了一个怀揣导演梦的年轻人，偶然结识一位比他大二十岁的女制片人，并与之发生出一段仅仅关乎肉体的关系。他在北京艰难地挣扎，曾经对电影的憧憬随着自己进入这个行业而土崩瓦解，他深知自己无力改变现实之后变得沮丧和自暴自弃。最后，小说以他与继母的相见作为结尾。他曾经这位继母难以言喻的某种“渴望”最终转化成了一种“怕打碎什么”的珍惜。他走到外面，感到一股眩晕。
一个未老先衰的灵魂
初读小说，我十分惊讶作者对人物的把控，身为一个女作家，她把小说中的“他”写得非常饱满深刻，把“他”内心的真情与龌龊、真诚与虚伪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我回过神来，能把这样一个人物写好，作者一定是站在某个角落把这样的人看了个透，她就像冷眼旁观的蛇，就这么看着嘈杂的生活和一个个疾步而过的人，他们的精神世界，内心深处就反映在了她的瞳孔里。
祁媛之所以具有这样冷峻的视角，与她的个人经历不无关系。特殊的成长经历使她更早地感知世界，洞察人心。她把这种个人经验转化为一种艺术直觉，一下笔，就是这样的基调，这样的笔锋。有人称祁媛有一个“年轻的老灵魂”，我想是这样的。也正因为如此，她才热衷于讨论关于“死亡”、“衰老”的话题，她才会在《眩晕》中塑造出一个未老先衰的年轻人。
有本书叫《谁的青春不迷茫》，内容我没看过，但这个书名讲得很好。每个时代的年轻人都会有迷茫期，只要找到目标，朝着那个方向努力就能走出迷茫。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美国小伙子们很迷茫，迷茫到只顾着迷茫了。到了“垮掉的一代”，他们打算用大麻酒精开辟道路，结果当然行不通，现在他们在干嘛不清楚，但闹革命未必不是一条新出路；生于70年代的许知远很迷茫，感觉自己的青春没有颜色。他老是向往古老、崇高、伟大，他自己也清楚：“我的青春正在褪色，尽管它从来就没有沾染上一种鲜明的颜色。或许人的心灵永远只能活在一种假想状态里，我所期盼的那些年代不可能比我的幻想更美好。因为没有不令人失望的现实。”但他仍然这么做了。
如果把渡过迷茫比喻成一次短跑，菲茨杰拉德和许知远属于倒着跑的人；垮掉的一代属于破罐子破摔，想在跑道上砸出个坑。而祁媛所描写的年轻人，是在跑道外面散步的人——自以为是把好手，实则连上场的勇气都没有。
小说中的“他”既不是菲茨杰拉德笔下物质满足后想要寻求信仰的人，也不是许知远鄙视物质，渴望在精神世界沉到江底的人。他很早就经受过家庭的变故，也很早地接受了性启蒙，他曾为了考上向往的电影学院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为了交学费做过不少工作。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看似早熟的人，实际上并没有成熟。而等到了该成熟的岁数时，他已衰老了。
莫言在新书《晚熟的人》里剖析过早熟的人与晚熟的人之间的差别，早熟的人自认为自己成熟，骄傲又自卑，等有一天意识到自己错了，会把自己摔得粉粉碎。
小说中的“他”在高中接触电影，觉得电影是一个“神秘牛逼”的世界。
“他觉得自己离不开电影，甚至觉得电影电视剧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而现实生活，比如他自己的生活的目的，睡觉，吃喝，上学读书识字，都是为了能观赏电影而已。”他被自己的幻想引诱。而当他满怀梦想地进入这个梦寐以求的世界后才发现，幻想不是现实，冲动不代表才能。在从事电影剪辑工作后，“他很难专心，容易走神，极易被枝节和非常次要的细节分神，更重要的是他不再相信电影的‘魅力’了。他觉得所有的电影魅力的后面，全是脆弱的编辑，是一系列勉强的随意的东西支撑着，是一寸一寸一厘一厘的人造的东西，它们会毁于一旦，这是他无法接受又不能不接受的。一句话，他对电影的信仰，在编辑的无限可能性中，彻底动摇了。”
作者揭示了问题的根源：
“这个信仰的快速崩塌，其实源于他的信仰本身的脆弱或天真，如同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人，当他刚开始着迷于女性的时候，却不合时宜地上了一堂有关少女的人体解剖课。这是一系列课程，大肠小肠，肝，脾，肾——消化系统，包括分泌系统，排便利尿，呼吸系统，肺叶，肺泡，还有神经系统，神经元……那些在显微镜下呈现的另一种奇怪的微观世界，不仅没有丝毫美感，反而令他毛骨悚然，而且问题在于，这个生态系统里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比如排泄系统或神经系统出了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到这位少女的状态和容貌。虽然这是个常识，但他很难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也许是他不愿意，或是他真的没有这样想过。”
如果“他”肯坚决一点，甚至自恋一点，他的信仰也不至于崩塌。他缺少一点做艺术的东西，说不上来，这事太玄乎。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所向往的生活也不一定是搞艺术，“他接着想象着她结婚后过的日子，她和她的新婚丈夫一起置办新的家具，买了咖啡色的巨大的沙发，她用的护肤品整套地摆放在新家的床头柜上，她穿的鞋都是平底鞋，因为她要准备怀孕，新买的房子里有一间是专门为将来的孩子预备的，那屋子的墙上涂上粉红色，天花板上则涂的蓝色，表明是天空，‘天空’的一边有一只月亮，另一边有一只太阳。”
或许他只是需要一个家。
祁媛的绘画作品
另一个衰老的人
祁媛以冷峻的笔调刻画了一个随波逐流、麻木散漫、未老先衰的“他”，而“他”也在小说里同样残酷地观察着另一个人，那位大他二十岁的女制片人。
祁媛描写女制片人的样子可谓触目惊心，她写老女人的白发、臃肿的身材、妆容遮盖下的皱纹、甚至肮脏的尿液。没有什么比写女人衰老更残忍更可怕的了。女制片人在小说中是“他”的向导，她引诱了他，打破了他的幻想，对他的所谓的想法不屑一顾，只想与他保持肉体关系。但同时，难道他不是也正需要她吗？在与女制片人的这段关系中，他厌恶这个老女人，却又不得不依附于她，他因阶级地位感到自卑，却也在老女人身上找到了畸形的成就感，实现短暂的精神胜利。
在故事的后半段我们得知，这个如今看上去附庸风雅、世俗粗鲁的女人曾经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轻人，“我刚来北京的时候比你还小，那时我根本不想结婚，也从来没想过傍大款，我自信，也很努力，我认为自己可以搞定自己的事。那时真年轻啊。”是现实打败了她。她结识了自己的丈夫，但两个人之间没有感情，丈夫出轨，她也出轨，她看得实际也明白，只想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她渴望在与年轻人的交往中唤醒对青春的记忆，然而终究无法抵抗衰老。
拿什么拯救你，我的朋友？
上文中我提到，度过迷茫需要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呢？读冯唐的《北京，北京》有这么一段话：
“我老妈说，历朝历代对事物都有一个最简洁最完善的衡量标准，原始社会，用打来野兽和泡来姑娘的多少来衡量，男人把吃剩下的动物牙齿打个洞串起来挂在脖子上显示牛逼，封建社会，用粮食和土地多少来衡量，打仗的时候，用枪，现在改革开放了，用人民币。后来我在商学院学企业金融学，学到金融资本定价模型（CAPM），老师讲，股票市场不尽完善，但是没有比它更完善的了，所以，我们只好假定股票市场是完善的，其他一切模型和理论，从这个假设出发。在商学院的课堂上，我想，我老妈真他妈的是天才。”
没错，把金钱作为标准，即便它不完善，也假设它完善，然后就可以遵照这个规则进行下去。这是聪明的人，成熟的人早就认识到的。想起大诗人泰戈尔写：“是你看错了这世界，却反说世界欺骗了你”。像《眩晕》中的“他”这样钻牛角尖，把幻想当成现实，又无法保持自恋，下场一定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信仰崩塌是好事，古人云，不破不立。
那么当物质得到满足后，就万事大吉了吗？菲茨杰拉德破产，妻子住进精神病院，自己死于酗酒引发的心脏病。
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答案。
祁媛给出的答案是亲情的归位，小说中的“他”不止一次回想起故乡，最终也是在继母的关怀下慰了他多年来漂泊他乡所承受的“艰辛和冷漠”、“辱没和挫败”。
因此我相信小说最后“他”的眩晕，正如萨特的恶心，代表着一种新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