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
这是重度道德洁癖家孔子给春秋两大霸主的盖棺定论，对于晋文公的评价貌似并不怎么友好，所谓“谲而不正”，就是套路太深，不够正派，比不过齐桓公。
那么，孔夫子的本意究竟如何，晋文公又是否匹配这句评价？请随笔者一探究竟。
照例，说说当时的时代背景。
霸主的两个条件此时距离齐桓公去世并不遥远，大家都还在怀念当年有带头大哥主持公道的感觉，而霸主的荣光也激励着有大志向的国君们前赴后继。
第一个试水的是宋襄公，他安定了齐国内乱，召集几个无足轻重的诸侯开了会，随后就在泓水兵败身死（次年），沦为了后世笑柄，霸主之名只是史家的同情。
究其失败原因，他有对礼乐的虔诚，却无对实力的敬畏，没有实力支撑的“霸主”甚至还不如穷得只剩下一块橡皮图章的周天子；其二宋国乃殷商后裔，朝觐时周天子必须亲自接见的存在，但这不是表达对公爵身份的尊敬，而是说他们骨子里被看做外人，在文化鄙视链中畏惧倒数第二档，仅强于以楚国为代表的“蛮夷”。
这第二条也是楚成王失败的原因之一。在城濮之战的前几年，他们先将郑、许、陈、蔡收做小弟，后又与曹卫结为盟友，甚至应鲁国请求将齐国一番痛扁，这份武功和号召力明显强于秦穆公，却无五霸之名，其实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再者，过度炫耀武力也着实令人反感而非信服。
总而言之，霸主的硬指标在于开会的号召力和周天子的册封，落实到具体行动上就是既要秀肌肉，也要展示仁德来号召诸侯，通俗点说就是立牌坊。
晋国的先天不足现实而言，晋国的处境并不比楚国强多少。
从地缘上看，晋国虽占据殽函重地，却始终与中原绝缘，因为周天子的地盘就在家门口，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惦记的肥肉，更何况旁边还有一群蛮夷部落。事实上，自护送周平王东迁之后，晋军已经百余年未曾涉足中原，这令他们的号召力几乎为零，尤其在连续三代称霸的齐国（僖公、襄公和桓公）面前就更显底蕴不足。
至于名声，父亲晋献公“灭国十七，服国十八”，凶名赫赫且惯于杀熟（多半是姬姓同宗），属于不得不防的对象；弟弟晋惠公则毫无信义节操，专业反水，他们给晋文公留下的“政治遗产”绝对是负资产。
内部而言，众望所归的重耳毕竟是新来的，能力和德行有待证明，惠公怀公留下的残余势力也需要清理，在参与争霸之前，留给重耳的准备时间不多了（时年六十二岁）。
但晋国也不是毫无优势，至少在十九年的锤炼之后，重耳的心智和阅历已然脱胎换骨，还乡团成员也个个都是卿相之才，这群老头子都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白发苍苍的晋文公和狐偃
面对新的形势，晋文公二十年来最重要的谋士、姐夫兼舅舅狐偃就告诉他：想让晋国百姓支持争霸，我们还缺三样东西。
本着缺什么就补什么的原则，晋文公启动了争霸的准备工作，恰巧周天子就送来了枕头。
义：晋国再次安定王室公元前635年，周襄王被弟弟王子带赶出洛邑，赠品则是一顶绿帽子（王后隗氏与带私通，并引娘家兵马反杀）。慌不择路的周天子在世仇郑国的一座城邑待了下来，可见实力太弱，连跑路都跑不远，还好消息能传得出去，很快晋文公就接到了勤王的通知。
子犯曰：“民亲而未知义也，君盍纳王以教之义... ...继文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君其务之。”--《国语.文公修内政纳襄王》
通过送周襄王回国并以此来教导百姓懂得道义，这是争霸的必修课，“文之业，武之功”指的是先祖晋文侯和晋武侯，前者在一百多年前击杀周携王，进而护送平王东迁，晋国也获得了征伐特权，并在武侯时代获得了大量的领土，晋国也从此走向强大。此番王室再次落难，自然又是天赐良机。
援救行动颇为顺利，王室的麻烦如同土鸡瓦犬一般消退，晋文公也顺利地收获了一个“义”字，然而，随后的庆功宴上却出现了一点小意外。
请隧，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隧”是周礼规定的王室独有墓葬套路，就是在修好的陵墓上开一个洞，方便天子提前视察自己的归宿。晋文公当面提请周襄王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而后者也不含糊：这样一来岂不是有两个天子了吗？叔父您刚刚还帮我摆平一个山寨货呢。
襄王的话无可反驳，重耳于是笑了笑，双方很快重归融洽。这只是一个插曲，相比后来普遍的僭越行为，晋文公至少知道先打报告，也明白点到为止、知难而退的道理。到底但严格来讲，提这样的要求本身就是失礼的行为，甚至可以理解为觊觎王室地位的开始，也是孔子一口咬定“谲而不正”的起源。
信：说好了三天，谁都不能改忙不是白帮的，周襄王慷慨地赠予了阳樊、温、攒茅、原四座城邑，晋南部疆域遂扩展至今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一带，从此去中原不必再借道了。
▲天子脚下，始终要多一份优越感
接下来的接收工作却异常艰难，大概那里的人当惯了天子子民，，比如阳樊的百姓就不愿意跟晋国走，忙活半天只得了一座空城。原邑则更加坚决，早在鲁隐公十一年（前711年）《左传》就记载了一次王室与郑国之间的换地行为，原邑早该在郑国旗下，而此刻却被赠予了晋国，这足以证明姬寤生当年没有顺利收到原邑，他们不愿脱离王室的思想是有传统的。
文公伐原，令以三日之粮。三日而原不降，公令疏军而去之。--《国语·文公伐原》
晋文公得知原邑的不配合思想之后，为防止意外决定动用武力，同时只带了三天干粮。这是依据的战场古礼的当然之举，想来偌大的城濮之战也只打了一上午，三天的预算对于小小的原邑而言已经算给足了面子。
但重耳还是低估了原邑人的固执，三天过去，看上去摇摇欲坠的城墙始终没有坍塌，随后晋文公下了一道命令：撤退，原邑不要了。
谍出曰：“原不过一二日矣！”军吏以告，公曰：“得原而失信，何以使人？夫信，民之所庇也，不可失。”
派出的探子告诉国君，对方已经顶不住了，投降就是这一两天的是，而这并没能改变重耳的决定：既然命令是攻打三天，那就必须说到做到，得到一座城邑而失去信用，那又何以号令百姓呢？
然而，晋军后退三十里（一舍）之后，奇迹发生了，原邑大夫气喘吁吁地骑马赶来：原邑愿降！
此等场景在后世完全不可重现，这是诚信的胜利，原邑人心服口服，他们相信跟着这样的人物走是有前途的，晋文公也收获了一个专属的“信”字，这是一种比任何武力还要强大的力量。
礼：我才是晋国的君王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信义已得到认可，晋文公再次追问狐偃，我们可以出兵了吗？后者则告诉他：不行，我们的人民还不懂“礼”，还没有对您产生恭敬（共）。所以，这个礼并非周礼或者礼节，而是一套以国君为基点的秩序体系。
晋文公随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大蒐），用以展示国君的威严；建立执秩的官职来规定主管官员的职责，做到有章可循。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告诉国民：你们的国君并非光谈“信义”的老好人，他的命令是必须服从的，从此晋国再无发号施令的第二个声音（民听不惑），就可以放心地指挥他们了。
综上所述，晋文公表面上在收集信义礼套装，实则是恩威并用，在树立自身道德楷模形象的同时，建立了如臂指使的资源整合能力，而伐原之战并无旁人指导，也充分证明了重耳的霸主资质。
狐偃口里终于蹦出了一句“可矣”，重耳随之开怀大笑：中原，我来了！
随后的故事大家并不陌生，重耳带着信义礼的招牌和晋国的兵马再次涉足中原，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外交和城濮之战击败楚国，随后在“践土之盟”登上了霸主宝座，赫赫威名竟隐隐凌驾于齐桓公之上。
到此时为止，说晋文公“谲而不正”绝对有失偏颇，他后来到底做错了什么，竟惹得春秋头号道德批判家如此不快呢？
践土之盟：该来的来了，不该来的也来了借城濮之威追随齐桓公的脚步开个小会，这是时势的必然，因为新的霸主已经产生，会盟只是个追认程序罢了。
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温。--《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看看这阵容，春秋四大强国除了新败的楚国之外都来了，齐国受其恩惠，秦穆公来给小舅子兼妹夫捧场；蔡、郑、陈脱离了楚国的掌控，自然要拜新大哥的码头；爵位为“公”的宋国、次次凑热闹的邾国，以及周礼制定者的后裔、道德大棒的持有者鲁国带着盟友莒国都来了。
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其声势甚至超越了九国会盟的齐桓公霸业巅峰的“葵丘之盟”，何谓厚积薄发？何谓一举成功？这就是了。
问题则在于周天子也来了，春秋史上唯一的一次，这尊大佛自然是晋文公请过来的，他之前欠了晋文公一个人情，加之也想体验一下失传多年的快感，更何况对方很会做人，一直给足了王室面子。
而晋文公的确耍了一点小心思，晋国中原根基颇浅，唯有周天子自带的号召力加成才能令他放心，而诸侯们也的确很受震撼，在接受册封之后，晋文公的霸业也就顺理成章了。
▲北宋徽钦二宗的牵羊礼，史书上称“北狩不归”
然而孔子很不高兴，按照礼制，周天子是不可以参加诸侯会盟的，这样太给这帮孙子们面子了，晋文公狐假虎威的行为令他非常不爽，《春秋》里他是这么写的：
天王狩于河阳。
“狩”字后来常见于史册，起源就在于此，这次用的是本意，故而孔子的意思即天子并不是想参加这个会盟，而是打猎到了附近，顺便凑了个热闹而已，暗含了对周天子和晋文公的批评。
“谲而不正”并非孔子的本意于孔子而言，其实没有看低晋文公的理由，他曾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称颂管仲协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保卫中原文明的功劳，也就必然要认同重耳阻击楚国北上的成就。而后者已经很老了，如果继续不愠不火而将重任留给后人的话，到孔子之世说不定大家已经披头散发好多年了。
▲华夏衣冠之美是齐桓晋文两代霸主的功劳
这一点，孔子自然想的到，他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同于后世温文儒者的定位，史书上的他身高两米（九尺六寸），外形奇特（首上圩顶，即头上长了寿星包），天天带着一把大剑，一副古惑仔模样；也曾言“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可见并非什么食古不化的老顽固。
如果是真的不满意，那么后人应该在《左传》里能看到这么一段唠叨：“君子曰：晋侯谲而不正... ...”，但并没有，这句话出现在《论语》跟弟子们的对话当中。
既然是教育学生，那自然跟后世五讲四美、品行端正这么个教法：晋文公自然是做得好，可惜有不对之处，至于拉来做对比的齐桓公，之术孔老师临时借用的道具罢了。他的话还在于教育后人：哪怕结果再好，过程也是要讲究的，更要注意影响。
仅此而已，而晋文公甚至早有明悟。
▲“诈败”在三国时代就很普遍了
话说城濮的胜利并非全部来自战场的一刀一枪，而是动用了诈败、埋伏和偷袭等手段，与当时“不鼓不成列”、“不以阻隘”等战场古礼是背道而驰的。这些是狐偃的主意，而雍季则认为这样会遗祸后世（涸泽而渔，岂不获得），晋文公采纳了前者的意见，却在后来的封赏中给了雍季上等，狐偃则屈居第二。
“雍季之言，百世之则也，咎犯（狐偃）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一进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吕氏春秋.孝行览.义赏》
面对强敌采取权宜之计只是临时行为，而非目的所在，雍季所言则是百世流传的行为准则，岂能被一时的权宜之计凌驾其上呢？这就是（我）如此封赏的含义。
结语：我们浪费了古人的良苦用心诸位想想，晋文公的封赏是不是与孔子教育学生的方式如出一辙呢？孔子听到这里也说：
“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
孔子对于晋文公表达理解和激赏，虽然有所缺失，却没有因为一时得意而忘形，心中大义依旧，晋文公的霸业可谓理所当然。
一句“谲而不正”其实包含了古人的良苦用心，然而遗憾的是，后人即曲解了孔子的本意，又将情非而已的“谲而不正”发挥到极致，这才是真正的讽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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