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
《围城》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取材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
《围城》共分九章，以主人公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拼；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
《围城》封面
鲜活的人物形象。在《人·兽·鬼》中，作者似乎还是着迷于讽刺嘲笑，着迷于妙语连珠、意蕴题旨，人物形象却都还模模糊糊。而《围城》则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寥寥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但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不可望也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但他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因此，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的方鸿渐，失败是注定的。他的失败也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
钱钟书夫妇
作者善用比喻。《围城》中的妙喻有两种，一是真实的写景写事物的形象比喻，读来令人舒畅，感觉恰到好处；二是抽象的思维和感觉运用具体的物象来比喻，或者反行之，读来让人觉得新奇，玄妙。
开篇一段中，“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阳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这一句话比喻与拟人混用了，整体流畅自然而不带任何矫饰。又如五人赴三闾途中描写雨景，“这雨愈下愈老成，水点贯串作丝，河面上像出了痘，无数麻瘢似的水涡，随生随灭息息不停，到雨线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
更常见的是第二种比喻，也是全书中的亮点。
第一章中”孩子不足两岁，塌鼻子，眼睛两条斜缝，眉毛高高在上，眼睛远隔得彼此要害相思病”，离得远了害相思病，竟然能够这样运用，真是妙极，使人不不得不佩服称奇。
有意招方鸿渐为婿的张先生，喜欢中国语里夹无谓的英文字，作者称其“说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妆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这一比，比的既准确又生动，一个虚荣的假洋鬼子的嘴脸经这一比，原形毕露！
方鸿渐把信还给了唐小姐，“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失恋的世界是幽暗孤寂的，是抽象的感觉，可在这里，它成了具体的事物，让人看得见摸得着。
这些比喻很新奇，有时还很幽默，但是幽默时还是让人笑得不干脆，不彻底。因为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在心头：正笑别人在人潮汹涌的大街上裸奔，忽然发现自己也只是穿了一个遮羞的裤衩而已。
有些比喻身后的道理也是值得让人深思的,如“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知道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做官,让人联想到腐败,其实腐败的真正原因是他的心里本身就长着一棵腐败的幼苗,只不过做官了,肥料施得好了,苗也就长的亭亭如盖,不可抑止了!
《围城》塑造的人物性格现实、典型，心理描写的逼真、传神以至于读者们心灵感应；批判人性与文化，手法上幽默，精神内涵深刻。这些多得益于独具匠心的比喻手法。
温情的讽刺。《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现代知识分子。
其中的文化讽刺多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关于“围城“的含义，作者在文中做了一定的诠释。第三章中，褚慎明说英国有句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文纨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第五章中，方鸿渐说：“我还记得那一次褚慎明还是苏小姐讲的什么‘围城’。我近来对人生万事，有这个感想。譬如我当初很希望到三闾大学去，所以接了聘书，近来愈想愈乏味，这时候自恨没有勇气原船退回上海。我经过这一次，不知道何年何月会结婚，不过我想你真娶了苏小姐，滋味也不过尔尔。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从婚姻是“围城”，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围城”。方鸿渐不断渴望冲出“围城”，却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围城”。生活好像故意跟他作对，老是与他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他不想结婚，但父亲却塞给他一个老婆，却也因“祸”得福，有机会出国留学；他不想得什么学位，在父亲和岳父的催促下，才买了一个假文凭充数；他不爱对自己一片痴情的苏文纨，爱上了温柔伶俐的唐晓芙，眼看就成了，却因为误会分了手；到了三闾大学，他不愿意在履历表上填上假学历，以求心理上的平衡，却受到同样是“克莱登大学博士”的外文系主任韩学愈的排挤；他害怕自己爱上孙小姐，却糊里糊涂地答应了孙小姐的婚事……因此，有人认为这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无法沟通的小说”。
但作者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其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作者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作者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所以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
钱钟书
在读《围城》的时候，你会笑，会心的笑——不笑的人也用不着担心是否忘记了笑，你只是忘记了幽默，幽默不一定要笑来表示，所以发笑的就是真幽默也未可知——所以是会心的笑，不够，还要脸红的笑，笑书上的人，笑身边的人，也在笑自己。
围城常在，上演着古往今来的尘世浮沉，唯有那老式自鸣钟依然挂在墙头，在寒冷的冬夜默默地、“当、当、当”地敲击着，无意中包含了对人生的讽刺与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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