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在丰镇县顺城街小学读过半年书。那时父亲在呼和浩特内蒙古卫生防疫站工作，母亲在丰镇县卫生院当护士，父母长久两地分居。后来，母亲调到呼和浩特市立医院来，我也就离开了那所小学。
记得母亲领我去报名那天，教导处的老师对我进行了简单的测试。数一下20以内的自然数、写出自已的名字。最后还附加了“鸡兔同笼”算题：“鸡有几条腿？”“一只鸡、一只兔子一共几条腿？”我准确无误地回答了老师的提问，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心里乐滋滋的。老师翻开大本将我的名字写了一下说：“你在一年级二班，9月1日开学！”然后交了三元钱学杂费，两元钱书本费，发了几本书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回家后，我迫不及待地翻开新书，像翻小人书一样看着书里的画面。
晚饭后，母亲拿出特意为我缝制的土黄色帆布小书包。并用牛皮纸替我包好书皮。将削好的铅笔及橡皮、木格尺放进木制的文具盒内。我还在方格本和算术本上歪歪扭扭地写上了自已的名字。
石板是一年级学生上学必备的学习工具，用石笔在上面写字、做算术。买石板时还要买一个配套的圆形小板擦，写错了或写满了用小板擦擦掉再重写，既省纸又省铅笔。在石板上写字用的是石笔，每支有半支铅笔长。石笔写起字来不费劲儿，但易碎，不是写着写着折成两半，就是不小心掉在地上摔成好几截。所以石笔必须放在铅笔盒里。
石板可以放在书包里，或在木头边框上钻上两个眼，系上一根绳，和书包一起挎在肩上。语文算术课天天都有，所以石板石笔是离不开的东西。
9月1日，开学第一天。对于刚刚走进学校的我来说，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展开飘着淡淡油墨香的《国语课本》，读一读别开生面的课文：
第一课 开学
开学了。
第二课 上学
我们上学。
第三课 同学
学校里同学很多。
第四课 老师
老师教我们。
我们听老师的话。
第五课 好学生
我们天天学习。
我们要做好学生。
……
当时处于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交替时期，民国遗风尚未褪尽。小学一年级课本在教材形式上还有着旧时代的特色——课本自左向右翻阅，文字采用繁体竖排方式。繁体字的笔画很多，写作业时要挤在小小的田字格里，真的苦了我们这些孩子们。
那时还没有汉语拼音字母，我们学的是“注音符号”，就是ㄅㄆㄇㄈㄉ……“注音符号”是为汉字注音而设定的符号，1913年由民国读音统一会制定，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共计39个字母。
“注音符号”目前台湾仍在使用，为小学语文教育初期必学的内容。大陆自1958年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以后即停止使用。
五十年代小学一年一期的语文课本，对于一个刚发蒙的小孩，不难也不易。虽然那时是七岁才入学，但对于工人、农民和普通干部家庭的子弟，没有学前班，也没有幼儿园，一切都从零开始，也有些难为这些儿童了。当然，拿那些“五岁诵六甲，六岁读百家”的书香世家的儿童来读，这样的课本则显得太容易了。
依稀记得，顺城街小学院落宽阔，操场边上有一个巨大的秋千架。秋千架由四根粗壮的立木支撑，上端用横木联系。从横木上垂下四根铁链，下面悬吊着一架类似飞机的巨木，可供十个孩子坐在上面悠荡。这样宏大的秋千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
齐老师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又是我的语文老师，因此记忆非常深刻。齐老师有四十多岁，齐耳短发，总穿一件灰布褂子，神情严肃。
记得我第一天上课，突然感到一阵便意，于是起身就往厕所跑。尿完回来时，齐老师对我说：“孩子，今后如果上课期间想上厕所，一定要先举手报告老师。老师同意了，你才能去，记住了吗？”
“记住了！”我连连点头。
我五岁启蒙，至七岁念书时，基本上常用汉字都熟识了。因此上课时常常向窗外张望，手里玩东西、甚至揪女同学的小辫。每当此时，齐老师总要叫起我来提问生字。课文上的字我早已烂熟于心，齐老师也没有办法，她只好安抚我说：“孩子，你如果会了，可以静静地玩，但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好吗？”我点头称是。
那时，我们有很多的空闲时间，老师从来没有想到对我们采取题海战术，来磨砺我们的考试竞争力。我们的生活自由而快乐。记得音乐老师教给我们的第一首儿歌《两只老虎》①，歌词轻松而愉快：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一只没有耳朵
一只没有尾巴
真奇怪
真奇怪
“丢手绢”是我们课间常做的游戏。你似乎可以想见孩子们轻轻放手绢的动作，看见“不要告诉他”的小手摆摆，和“捉住他”的开心快乐。是什么时候，我们丢失了这份童年的记忆？
丢手绢
丢手绢
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
大家不要告诉他
快点快点捉住他
快点快点捉住他
……
每天下午放学前，学校的大喇叭里就会播放一位小女孩唱的《我们的田野》：
我们的田野
美丽的田野
碧绿的河水
流过无边的稻田
无边的稻田
好像起伏的海面
风吹着森林
雷一样的轰响
伐木的工人
请出一棵棵大树
去建造楼房
去建造矿山和工厂
森林的背后
有浅蓝色的群山
在那些山里
有野鹿和山羊
人们在勘测
那里埋藏着多少宝藏
………
那优美的旋律，那女孩舒展、悠长、单纯、无忧无虑的歌声，永远地种在我的心田里。那时，至少对于我们这些小学生来说，生活中并没有政治、没有革命、没有阶级斗争，也没有后来我们民族经历的种种苦难。我们天真无邪，认为生活就是这样的，正像《我们的田野》中歌唱的那样。
齐老师是个基督徒，非常善意。她在北京读师范时，费用都是教会出的。我读书时，一个学期的学杂费才三元钱，但就这三元钱，有些孩子也交不起。齐老师多次叫来家长说：你能拿出多少就交多少吧！于是，有的家长只掏出一两元钱，剩下的，齐老师就给出了。有的女孩，念了几天就要退学。齐老师总是百般说服，甚至全额的学杂费她都给垫了。
那时，许多孩子衣履不整，头发形似鸟窠。齐老师自己买来推子，给孩子们理发。她还经常自己花钱给穷苦孩子买作业本和铅笔，还号召家境好的孩子将旧衣服捐出来给那些穷孩子们。
记得那时讲台跟前常年放着一个小凳子，凳子上面放着一个搪瓷脸盆及毛巾肥皂。现在的孩子可能难以想象，五十年代初，一些小男孩早晨不洗脸就来上学了。可能是这些小男孩淘气、不听大人话？也可能是家里穷，没有卫生意识。齐老师大概是看不下去了，多次批评了这几个男孩子，但他们还是依然如故。于是她索性就从家里拿来了脸盆、毛巾和肥皂，利用课间休息时间亲自动手给这几个男孩子洗脸。洗过几回，孩子和家长都有些不好意思，于是在家洗完脸才来。
还记得有一次，外校老师来我班查个人卫生。同学们都把手背在座椅后面，抬头挺胸，老老实实地接受检查。一位女生头上被发现有虱子，大家都不相信，因为那位女生是班里学习最好的，深受齐老师宠爱。我不仅不相信，而且还调皮，离开座位跑到这位女生身后看了个够。的确发现她头上有虱子在爬动，而且还不止一个。那个女同学的名字我至今记得，听说恢复高考后她就读于北京外语学院柬埔寨语系，后来去中国驻柬大使馆当了二秘，再后来……我也不知道啦。
听说齐老师每天晚上，还要参加义务扫盲工作。给当地不识字的妇女、群众讲两个小时的扫盲课。虽然如此艰辛、分文不取，但她的内心却是丰富的。
记得我和几个同学去过齐老师家，那天大家都是哭着鼻子走的。齐老师家徒四壁，仅有一盘土炕，一个大柜。她的儿子毛毛用一根布带子拴着，布带子一头拴在窗台上的铁环上，一头捆在腰上。毛毛像个小猫，很老实，也不闹，看见我们还眨巴着眼睛和我们交流。虽然已经一岁了，但不会说话。
听说齐老师的丈夫因为传教被送去劳动改造了，母亲也病故，丰镇似无其他亲人。幸好她家离学校不远，挤出一点时间给毛毛喂完奶，然后慌慌张张地回到课堂。
听姥姥说，齐老师的父亲是丰镇耶稣堂的牧师。解放后，政府组织教民批斗他时，他身着盛装、重要节日才穿的全套行头。全身披挂的似罗马教皇，五颜六色地跪在台子上。
他最终因反革命罪被镇压了。被绑缚刑场那天，虽然脚上拖着数十斤的脚镣，却身躯凛凛、面色清癯、目光如炬。姥姥生前每逢说起此事总潸然泪下。
“解放”是我一生中最早听到的政治词汇，是从齐老师口中知晓的。然而1949年对于齐老师的家庭来讲绝不是解放，而是奴役的开始。及至成年，我常常想：“解放”这个词，中国的古书里好像没有，从周发殷汤的“吊民伐罪”，到孙文黄兴的“恢复中华”，没有人在取代前朝时使用过“解放”二字。此词应该是近代从西方传入－－或许是拷贝日文的翻译？它的英文liberate，和liberty、liberal等词同源，而后者的中文翻译在所有字典里都离不开“自由”二字。liberate无非也是赋予或实现自由的意思，假如当年哪个学究把它翻译成“自由化”，也并无不当。那样，1949年全中国就“自由化”了。
1957年我随母来到呼和浩特，进入中山西路小学读书。期间又转学一次，再后来进入呼和浩特第五中学，及至参加工作，再带薪读大学都按下不提。时间到了1984年，我在内蒙古电管局基建处工作，已是三十五岁的白领、纯熟干练的电力工程师了。
1986年，按规划我局要在丰镇县建设一座大型火力发电厂，我亲赴丰镇参加该工程的初步设计审查会议。会议开得热烈而隆重，十人发言、一百人领纪念品、二百人吃饭、三百人合影、五百人看电影。
散会后，我决定去看看齐老师。毕竟二十九年没有见面了，不知道她是否健在。依稀听说她在我走后不久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文革中又受尽了磨难、九死一生。
数十年来，我颠沛流离、艰辛备至；尤其文革蒙难、受尽屈辱、饱尝冷遇与不平，更加珍视亲情、友情与爱情。常叹息世事无常、悲悯生命的脆弱与瞬间的祸福。
那天下午，我匆匆赶到顺城街小学，学校已经放暑假了。问及看门人，始知齐老师退休已有二十年，现居郊区自己盖的平房院落内。我问清了具体地址，又急如星火地赶往。通过辗转打听，终于找到了齐老师家。
那是一个夯土墙围成的院落，屋舍灰墙红瓦。院子里种满蔬菜，空气清新、安然静谧。一进屋，只见齐老师端坐在炕上。她年逾八旬，头发花白。仔细端详，依稀还有当年的影子。她自然无法记得起我，试想：即便记忆力再好，谁能记得起一个29年前的儿童呢？
经过自我介绍，齐老师万分高兴。她虽然桃李满天下，仍为有我这样的学生感到欣慰。试想：在一个偏僻的小城要兴建一座大型火力发电厂，主管单位里竟然有她的学生，如何不令她兴奋与欣慰呢？说起数十年前的往事，她喜形于色，甚至流下感叹的热泪。但谈及文革，齐老师竟黯然神伤、无言以对。
坐了大约有一个时辰，我起身告辞。临走时齐老师面有难色地拉住我的手对我说，她有一个儿子在集宁工作。她年事已高，无人关照，希望能够把他调到丰镇电厂来，请我看在师生的份上给予帮忙。我说，只要有一分的能力，我定会使十分的力量，请老师尽管放心。
后来，我为此事找过若干领导，人家都以种种理由婉言谢绝。韩某不才，人微言轻。自顾尚且无暇，哪里还有这种能力呢？
现在回想，齐老师当时就说过，如果打通关节需要钱，她已备好，让我尽管去拿。我因此非常懊悔：当初如果由我直接引荐，让她的儿子去送钱，也许事情早已办成。但不才自视清高，不愿意为五斗米折腰，面子害死人呀！
后来丰镇电厂包括多经公司达到了好几千人，据说仅电管局某处处长一人就安排了够一个连的亲属，而我却无颜去见我的老师、也无颜去向她解释。此事至今又过去二十几年了，一想起来，心底仍然感到酸楚与隐痛。
齐老师，学生无能，实在对不住你呀！
后记：
丰镇县顺城街小学创建于1895年，学校现占地面积6638平方米，建筑面积4236平方米，拥有1—6年级教学班27个，在校学生达1784人。
顺城街俗称元宝街，从清末起即是丰镇的金融一条街，最早建筑于大清同治八年。街长二百多米，两端设有高大的通街门楼。早年除钱庄外，还开设有当铺、粮店、陆陈行、烟草铺、毡房、干货铺、杂货铺、裁缝铺等。白天摩肩擦踵、游人如织，入夜双门紧闭。
顺城街小学最早是丰镇唯一的一座女校，可见在旧时代丰镇开化较早，女校撤销后更名为顺城街小学至今。
至2012年，曾经繁荣几百年的金融—条街已不复存在。
注①：如果有什么能沟通上下几代人的共同记忆，非《两只老虎》莫属了。
《两只老虎》本系法国儿歌《雅克修士》，在欧洲广为传唱，除了俄文和英文版本中将歌词里的人名从“雅克”替换成了“约翰”，几乎所有的语种唱法和歌词含义都是一样的：
雅克修士，雅克修士，
还睡呐？还睡呐？
晨钟都响了！晨钟都响了！
叮，铛，咚！叮，铛，咚！
这首歌朗朗上口，曲调简单，一学就会，学会之后很难遗忘，堪称世界上魔性效力最久的口水歌。其伟大程度不亚于国际歌和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歌。
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科长、黄埔军校政治教官邝鄘以法国民歌《雅克修士》为基础，填词并重新编曲，最终形成了“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歌》。
国共关系从合作转向对抗后，这首歌又有了另一个版本，反映的是解放区内土地革命的事迹，歌词是这样的：
打倒土豪，打倒土豪，
分田地！分田地！
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
真欢喜！真欢喜！
战争结束后，这首歌再一次被填词，成了《两只老虎》，并成为一首天真无邪的儿歌，在七十年的和平岁月里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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