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东江
今天是农历虎年正月初七，传统习俗里，这一天是人日。人日在各地状况如何，式微与否，须待民俗界人士田野调查才能得知了，但人日曾经流行于全国各地，是不争的事实。
按洪迈《容斋随笔》的说法，汉朝东方朔在《占书》里就提到了人日“岁后八日，一为鸡，二为犬，三为豕，四为羊，五为牛，六为马，七为人，八为谷。”为什么？就要追溯到神话时代的伏羲、女娲了。相传两兄妹开天辟地造万物，第一天造鸡司晨，第二天造犬看门，第三第四天造猪羊供食，第五第六天造牛马拉车，第七天造人使主宰六畜。人诞生于“初”七，所以成为人的“生日”。
这种说法的起源或许更早，但到南北朝之东魏时，显然还未成为大众的共识。《北齐书·魏收传》载，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宴百僚，问大家人日的来历，“皆莫能知”。魏收站出来，根据“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说了一套类似东方朔的话“正月一日为鸡……七日为人”。当时邢卲“亦在侧，甚恧焉”。邢卲惭愧什么呢？因为“邢魏”如后世“李杜”一样并称一时，魏收能回答皇帝的问题而自己却不能。邢卲是个文学家，其“雕虫之美，独步当时，每一文初出，京师为之纸贵，读诵俄遍远近”。邢卲自恃才高，因此也有了骄傲的资本吧。他“有书甚多，而不甚雠校”，自己读书不那么认真，还嘲笑人家“何愚之甚，天下书至死不可读遍，焉能始复校此”。缺一点较真精神，当堂应对之时，不知邢卲又该作何感想。不过，魏收是历史学家，今天二十四史中的《魏书》就出自他的手笔，可见彼时人日的概念，尚要从典籍中钩沉。而南朝梁之宗懔有一部《荆楚岁时记》，其中说道：“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镶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发。又造华胜(古代妇女的一种花形首饰)以相遗，登高赋诗。”也就是说，人们在这一天，或者剪彩纸，或者镂金箔，都弄成人的形状，贴在屏风上、帐上，戴在头上，还相互赠送，大作“人”的文章。宗懔与魏收的生活年代相当，南面热热闹闹而北面寂寂无闻，敢是北方战乱频仍、传统中断的缘故？
“春度春归无限春，今朝方始觉成人。从今克己应犹及，颜与梅花俱自新。”(唐卢仝《人日立春》)人日从什么时代起进入了千家万户，须待专业人士考证。武则天的儿子唐中宗李显很重视这个节日，人日那天每每大宴群臣，“赐王公以下彩缕人胜”。彩缕人胜，业界人士说就是用彩帛或金箔剪制缕刻的人物，大约有“以人厌胜”的意思，包含了法术诅咒或祈祷的成分，所以人日又名人胜节。宋计有功《唐诗记事》里有不少中宗时的大臣人日那天于大明宫或清晖阁的“应制”诗，李适的、宗楚客的、刘宪的、赵彦昭的、沈佺期的，等等。温庭筠《菩萨蛮》词———“水精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描绘的正是人日时“人胜”的盛况。
人日的习俗丰富多彩，从前人留下的文字中，我们至少可以窥见其三个特质，其一祈寿。如李适《人日大明宫应制》———“林香近接宜春苑，山翠遥添献寿杯。向夕凭高风日丽，天文垂耀象昭回”；赵彦昭《人日清晖阁应制“幸承今日宴，长奉万年春”云云。今日香港还有“食寿包”的习俗。其二怀人，怀念友人，思念家乡。隋薛道衡有《人日思归》：“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大雁飞回来了，而人不及候鸟，思乡之情跃然纸上。唐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诗云：“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看，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南蕃无所遇，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这种表达就更直接了。按照叶嘉莹先生的解读，温词中“人胜参差剪”一句，透露出的也是怀人情感。其三登高。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人日，大家的诗作就是围绕“清晖阁登高遇雪”。此外，唐朝诗人中，乔侃有《人日登高》、宋之问有《军中人日登高赠房明府》、韩愈有《人日城南登高》，诗题都开宗明义。“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登高与怀人，从来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吧。
宋朝张耒云：“岁后七日，其名曰人；爱此嘉名，饮酒欢欣。岂竹木之始和，生庶汇而施仁。”在东方朔的说法里，正月初七这天的天气阴晴非常重要，能够预测当年的世道以及作物的丰歉。如果天气晴朗，政事方面则“民安，君臣和”；农业方面，则“所主之物育，阴则灾”。所以杜甫诗曰：“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洪迈说：“八日为谷，所系尤重，而人罕知者，故书之。”在洪迈看来，人吃什么比人生哪天重要得多。今天，当各地胡乱寻找文化“抓手”之际，倒不妨考虑人日的振兴。
（作者系南方日报高级编辑）
【作者】 田东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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