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炳才，中国服务贸易协会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
当前，经济全球化机制正面临多方面挑战，表现为全球贸易格局巨变、世界贸易组织机制失灵、原有的贸易制度和秩序不能适应新的贸易要求等。但全球尤其是经济、贸易大国也在孕育新的经济全球化机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在力求塑造新的贸易机制、全球化机制，如果让不同力量推动的新型经济全球化机制同向而行，走向共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将带来更多的机遇，反之则会带来更多的挑战甚至危机。经济全球化的不同力量如何同向而行，需要深入研究。
一、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及特征经济全球化涵盖很多方面，包括商品、服务、市场、资本（金融）、科技、人才、信息、网络等的全球化，甚至扩展到文化、民主、治理、竞争的全球化。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矛盾和破坏现象，因此也有看法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产生更多矛盾的“分裂全球化”“冲突全球化”“经济金融危机全球化”乃至“恐怖主义全球化”等。
经济全球化作为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1. 第一轮全球化：重在跨境贸易和市场发展
工业革命之前的全球化，以人口迁徙、领土扩张和吞并以及资源和人口占有为主要特征，同时伴随市场自发的分散的贸易往来、文化融合、相互学习等。
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跨越国家和国界进行各种活动，它并不是现代社会才出现的，而是有了数千年的历史，只不过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远古时代，许多民族的祖先在非洲、亚洲、欧洲之间相互迁徙，甚至迁徙到美洲大陆。一两千年之前贯通欧亚大陆的贸易线路，包括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是全球化的表现形式。跨越国界的战争也是一种全球化，如“地理大发现”以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国的海外扩张。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古丝绸之路以及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的传播等，也是全球化的形式之一。总体来看，工业革命之前的全球化，如果不考虑远古的人口迁徙，以战争为特征的全球化，主要内容是领土吞并、人口和资源占有乃至掠夺，贸易限制和垄断，间接推动了后来的技术进步和发展。
2. 第二轮全球化：关税保护和自由贸易并存
以英国工业革命和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为标志，伴随战争和殖民地开拓市场，以及市场有组织的贸易往来、文化融合、相互学习等。
工业革命推动了自由贸易。第二轮全球化的萌芽时期可以说起源于“地理大发现”以及此后的殖民地战争和经济活动，其标志是工业革命。英国工业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但也带来了周期性生产过剩，为解决本地产能、产品供给过剩，开拓海外市场，就成为必然。殖民地及其扩张，也为产品销售提供了市场和机遇。18世纪中叶，欧洲主要国家纷纷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制度在欧洲的流行，使得国际贸易有了长足发展，促进了技术的传播和发展，大大促进了世界工业革命进步和贸易发展，这种国际贸易已经是现代意义上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只不过那时没有以全球化来命名。
这一阶段，自由贸易与关税保护并存。第二轮全球化阶段曾经有过自由贸易，但后来那些工业革命和贸易强国则走向通过侵略、欺压的不平等贸易打开市场。不仅如此，后起国家还实行关税保护。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除英国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采取了严格的保护关税政策。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前夕，1927年的世界经济会议通过了降低关税的具体措施，但随着美国证券市场危机和生产过剩危机，各国纷纷提高关税，从而导致危机加深，成为促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轮全球化过程伴随着多次战争，某种意义上也是工业文明之间的地位竞争较量。这个过程中，除市场自发、分散的特征外，市场的组织性、国家政权及其组织加入了贸易往来、文化融合以及相互学习等，其标志是很多国家制定开放政策和制度，或者进行制度变革，放松管制，发展产业和贸易，使国家强大，以适应全球化。
3. 第三轮全球化：以机制和制度建设为方向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国际制度和秩序为标志，全球化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第三轮全球化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全球化的制度和机制建设。
一是建立了联合国等国际和区域政治组织。1942年，中、美、苏、英等26个反法西斯国家在《联合国宣言》中一致同意以《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盟国的共同纲领，盟国首次使用“联合国家”代表反法西斯联盟，联合国由此而来，并下设了安全理事会。在联合国之外，还成立了区域性国际政治组织，如77国集团（1964）、亚太经济合作组织（1989）等，这些机构在协调和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和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建立了国际金融体系。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美元与黄金挂钩，同时协调各国汇率政策，平衡贸易，推进货币可兑换。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美元、英镑等早期与黄金挂钩的金汇兑国家的纸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成为国际计价、支付、结算、流通、融资、储藏货币，纸币的国际地位得到认同和加强，并因此区分为可自由兑换与不可自由兑换货币，储备货币为可自由兑换货币，非储备货币为不可自由兑换货币。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的转变，深刻影响非储备货币国家的金融开放和汇率、债务的稳定与安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重点推动各国资本账户开放、减少和取消资本管制，对世界经济和金融进行展望，随着一些国家出现汇率危机、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救助有关国家的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不再倡导加快推进资本账户开放，更多关注各国数据的共享、公开和透明。为打破美元的独家垄断，欧洲建立了欧元区（1999年），统一了一些国家的货币政策，所有成员国都放弃本币主权，取消本币，而使用欧元。海湾国家、南美国家以及亚洲也曾经探索建立区域货币，但最终没有成功。
三是建立了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五个成员机构组成，目的是帮助在二战中被破坏国家的重建。主要任务是对发展中成员国提供长期贷款，对成员国政府或者经政府担保的私人企业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资助一些周期长、利润率低、该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需的建设项目，其资金来源于会员国缴纳的股本和国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除世界银行外，一些区域性、多边性的银行，如欧洲投资银行（1958）、美洲开发银行（1959）等，也逐渐发展起来，这些多边和区域金融机构，对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扶贫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建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前身）以及区域贸易组织或协定。1947年，美国、英国、法国、中国等23个国家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宗旨是削减关税和各种贸易壁垒，削除国际贸易中的差别待遇，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大幅度减让关税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促进了全球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其典型标志就是通过多轮谈判，将关贸总协定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相比，世贸组织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知识产权贸易和保护，而关贸总协定只适用于商品货物贸易，世界贸易组织也是贸易争端的权威裁定机构。在关税和贸易组织以及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尤其是跨区域的贸易和投资协定发展也是本轮全球化的重要方面，如北美自由贸易区（199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0）等，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形式。当然，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种形式。此外，应对危机而完善的区域救助机制（如欧洲稳定基金）、双边应急机制（如货币互换）等，也是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式。
二、当前阶段经济全球化的新现象第三轮全球化体制，是战后由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所建立的，已经运行了近80年。大体上以21世纪为分水岭，经济全球化滋生出新的现象。
（一）各主要经济体进行战略调整，试图塑造新的全球化机制或方向
首先，美欧实行战略调整。2008年次债危机以后，美国、欧盟等认识到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因此进行了战略调整。奥巴马政府提出制造业再回归、“再工业化”以及出口翻番计划等，要求跨国公司回到国内投资。特朗普政府进一步加强，采取大幅度降低所得税、加征关税的手段，胁迫跨国公司到美国投资。欧盟则先后与很多国家签署贸易投资协定，目的就是要求开放市场或降低关税。
其次，主要经济体着眼于建立高标准的贸易和投资协定。最为典型的就是跨太平洋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协定。该协议规定，加入当年关税税目的85%是零关税，10年后关税税目的99%是零关税，协议对环境、劳工、国有企业等提出了比现有贸易更高的标准。
再次，中国提出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思路。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提出了经济全球化的新思路，即从过去的全球化贸易投资自由化、市场开放等协定谈判，走向强调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商、共建、共享”为核心内容的全球化，“五通”中的政策沟通和设施联通，可以说改变了全球化机制的方向。由于这一思路的创新性和实用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取得了积极成效。很多学者将这一倡议描绘为“全球化2.0”，这一描绘是非常恰当的。“全球化2.0”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贸易，更多的是关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
（二）美国实行“美国优先”战略，在全球开打贸易战
奥巴马政府试图建立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定，其实已经具有抛弃世界贸易组织而另起炉灶的意图；特朗普政府直接废除已经达成的协议，甚至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强调“美国优先”，对已经达成的协议要求进行重新谈判，不创新谈判机制就采取贸易制裁、加征关税的做法，开启了在世界贸易组织机制下的贸易战先例。特朗普政府不仅对韩国、日本、土耳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钢铁、铝等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同时对其盟友欧盟等加征高额关税，而对中国则开展全面的贸易战，即将中国出口美国的全部贸易额加征25%以上的关税。同时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重新谈判，变更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2019年10月7日又与日本签署贸易协议。此外，美国与中国在2019年12月也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美国抛开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开打贸易战，一方面显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美国是全球最大经济体，在发达国家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进口国家，主要贸易顺差国都期望从美国获得顺差美元，保持国内经济增长，保持外汇储备的增加；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美国在贸易战中的优势：美元是世界硬通货，是所有国家所需要的货币，尤其是新兴经济体；美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不是负担，而是与顺差国进行贸易谈判和要价的筹码，并以此筹码要求降低关税、开放市场等，如果不答应，就加征高额关税。贸易顺差国由于本币不是自由兑换货币，难以与美国进行对等条件的贸易战，如果采取对等条件贸易战，损失或压力更大。
更重要的，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其实也是试图构建新的全球供应链、产业分工布局体系，也正因为如此，拜登政府并没有去改变现状，而且继续就供应链体系的战略布局进行调整，这是美国利益所需要的。
（三）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新生力量
首先，主要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处于衰退之中，尚未摆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19年欧盟经济规模不及2008年。同年，除德国、日本、加拿大外，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均不及2008年的规模。美国2019年的经济规模比2008年增长了47%，但美国GDP占全球比重不及2000年（表1）。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带来的经济下行，对主要发达国家的影响至少将持续3年，也就是说，到2023年左右，其经济才能恢复到2019年水平。美国有所例外，可能在发达国家中率先复苏。但相对于一些新兴经济体（中、印、韩等国）来说，美国经济实力和地位也是下降的。1995—2000年以来，中、印、韩3国占世界经济比重持续提高，而美国略有下降（表2）。2000年印度和韩国经济占美国比重为10.19%，2019年提高到21.08%，20年时间比重翻了一番。美国经济相对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相对于中国，在2021—2022年将下降得更为明显。
其次，从进出口情况看，经济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发展得比发达国家快（表3）。从欧洲以及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进出口占全球比重看，过去近30年，其比重持续下降，且下降的幅度很大。欧洲、美国、加拿大、日本占全球出口比重从1993年的71.6%下降到2003年的65.8%，2019年的52.9%，合计下降了18.7个百分点，同时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比重提高。亚洲剔除日本，其出口占全球比重则从1993年的16.2%增加至2003年的19.7%、2019年的30.2%，其中变化最大的是中国，从1993年占全球比重的2.5%增加到2019年的13.6%，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家，远超美国。从进口来看，美国依然位居全球第一，2019年占比达到13.7%，但与2003年的17.1%相比，下降幅度较大，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进口也是下降的，而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比重则是扩大的。2019年欧、美、加、日进口合计占比56.5%，比1993年的71.5%下降了15个百分点。
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诸多不满，并因此试图去寻找世界贸易组织或者中国存在的不足。其实，问题的本质是发达国家的增长潜力结束了，而发展中国家增长潜力依然强劲。
再次，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21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逐渐增加，占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年度波动虽较大，但总体趋势是提高的，其投资规模也是扩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持续稳步提高，比重也有所提高（表4）。从证券投资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快速增加，比重稳步提高，说明对市场的开放程度提高。同时，发展中国家对外证券投资规模从2000年的6898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86749亿美元，增加了12倍多，占世界对外证券投资比重也从9.31%提高到22.1%（表5）。反之，发达经济体在这两项上降幅很大，均不及发展中国家额度及占比。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大大提高，走向了共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
（四）主要经济体提出了对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设想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几乎没有谈判达成一项具有全球一致认同的贸易协议。世界贸易组织的真正作用是进行贸易纠纷仲裁，而这种仲裁因法官退出以后，美国不赞成补充，从而使得其仲裁机制瘫痪。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机制，多方都不满意。因此，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
2018年9月27日，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支持WTO改革，但不能另起炉灶、推倒重来。打破上诉机构成员遴选僵局，加严对滥用国家安全例外的措施的纪律；加严对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单边措施的纪律。解决农业领域纪律的不公平问题。完善贸易救济领域的相关规则。完成渔业补贴议题的谈判。推进电子商务议题谈判开放、包容开展。推动新议题的多边讨论。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加强成员通报义务的履行，改进世贸组织机构的工作。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尊重发展中成员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坚持贸易和投资的公平竞争原则，在补贴相关纪律讨论中，不能借世贸组织改革对国有企业设立特殊的、歧视性纪律。
2018年9月28日，美国、欧盟、日本发表声明提出：过于宽泛的发展分类，加上自我认定的发展状况，抑制了世贸组织谈判新的贸易扩张协议的能力，削弱了它们的效力，并呼吁，自称为发展中国家的发达世贸组织成员，在当前和未来的世贸组织谈判中承担全部承诺。同时提出，要制定关于工业补贴和国有企业的新规则，成员引入可能对贸易产生影响的补贴和限制措施之际，必须向WTO报告。
2018年12月27日，WTO 12个成员国和欧盟发表联合声明：认为世界贸易组织现状不可持续，强调争端解决制度是世贸组织的中心支柱，必须重振世贸组织的谈判职能。必须解决补贴和其他手段造成的市场扭曲。在规则制定工作中最好追求发展层面，包括特殊和差别待遇，重振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职能。
2019年3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9贸易政策议程及2018年度报告》对WTO改革提出：WTO必须解决非市场经济的挑战。WTO的规则框架没有充分预料到经济主要由国家主导的成员对全球贸易造成的破坏性影响；WTO争端解决必须充分尊重成员的主权政策选择；WTO成员必须遵从通知义务，对未能履行通知义务施加后果。更好地发挥WTO常设委员会的作用，提高WTO规则透明度和全面实施的必要条件；必须改革WTO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待问题。
总体来说，发达国家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期待基本可以达成一致，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具有相当的支持力量。发达国家提出的改革内容中有不少是针对中国。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但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内涵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以前中国的贸易规模较小尤其是出口对其不构成竞争压力，但现在规模很大，发达国家觉得难以接受。
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机制存在很多不足：一是对新的贸易现象没有统一规则，如对数字经济和贸易、跨境电商发展等没有规则；二是过去的贸易规则只有规定，没有惩戒机制，也没有监督和认定机制；三是缺乏各种标准。对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采取的是与成员国谈判机制，而不是门槛机制和标准，如对各个国家在贸易中的身份和地位的确定，缺乏标准以及调整机制；四是世界贸易组织机构的决策低效。各国没有授权机构进行决策，没有区分哪些事宜需要成员国协商解决，哪些由机构决策解决。虽然对国家进行了分类，但在谈判协议达成上，没有分类准入，各国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三、如何推进新型全球化的发展（一）推动发展中国家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
1. 从少数人的全球化走向多数人的全球化
新型全球化应该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广泛参与的全球化，只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才能真正推动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和繁荣。21世纪以来，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也改变了以往全球化的发展规律，全球化进入了新时代。以前的全球化，基本是建立在侵略、殖民地基础上的全球化，是领先国家的全球化，也是少数人和少数国家推进的全球化，大部分国家不适应，原因在于那些国家缺乏全球化的经济基础，缺乏平等等价交换的资源、产品、技术和服务。在全球化的开放中，面临或多或少的风险，如开放农业，本国农产品缺乏价格和竞争力，导致农民失业，社会动荡；开放文化和媒体，会造成民族文化的丧失乃至舆论、媒体被控制；开放金融可能会带来金融危机等，即使是发达国家，对开放哪些领域也是有选择的。不仅如此，推进全球化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汇率很高，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价值昂贵，产品附加价值高，很多国家买不起，享受不了。而且，由于这些国家外汇短缺，汇率很容易贬值，进口更加困难，开放市场，也是少部分能够购买。因此，当前的全球化，是市场相对有限的全球化，是少数人、少数国家的全球化。未来的全球化，应当着力解决这些问题。
2. 推动人口大国印度等深度融入全球化
亚洲国家（包括日本）对石油、天然气、大宗商品以及贸易都有巨大的需求，如果在印度建立横贯东西的亚洲通道（高速铁路、公路、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向西在海边连接伊朗、伊拉克和中东石油国家，向东连接孟加拉国、不丹、缅甸，乃至越南、老挝，链接到我国的云南、广西等，对印度经济发展有利，也有利于印度开展与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具有重要的经济效益。通过亚洲通道，可以把中东国家的石油、天然气，通过管道或者铁路直接运送到亚洲多个国家，避免绕道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大大节省路途和运输时间，对中国、日本、韩国、东南亚等亚洲国家与印度、中东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旅游等都有巨大的帮助，而且将印度、中国与东南亚、中东等国家紧密联系起来。石油、天然气、铁路主干道开通之后，可以开设众多支干道，连接各国国内的通道。这也有利于亚洲通道各国的进出口贸易、经济发展。
不仅是印度，未来的世界人口大国，都值得资金供给国进行投资，推动其经济发展，只有人口大国的经济得到开发，世界才有更多更大的需求。
（二）明确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主攻方向
历史经验证明，过度强调市场的开放和规则的统一，谈判耗时久，但很难达成协议，说明经济全球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的主攻方向应该有所调整。建议重点发展和解决各国基础设施问题，重点解决大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顺差问题。
1. 重点发展基础设施
工业革命之后的经济和贸易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就在于基础设施迅速发展。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要想富，先修路”。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重点也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只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得到充分发展，才能有效推动全球经济、物流、贸易、投资发展。此外，2021年的G7峰会，美国提出“重建美好世界计划”（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称B3W）倡议；2021年7月欧盟27国外长在比利时通过启动连接欧洲和全球基础设施的计划——“全球联通欧洲”（A Globally Connected Europe），这些虽然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方式和目的不同，但对基础设施的重视是共同的。
基础设施应该重点聚焦增加里程、开辟航线和线路，同时提高质量，增加高等级的铁路、公路、港口等，提高运输速度和效率。同时，尽快将机场、高铁、港口、公路站点等网络连接起来，降低运输成本。基础设施建设既包括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码头、港口，也包括电力设施和电网等，还包括电信、信息系统和互联网系统等。这些基础设施之间有些需要相互直通，有些需要走向现代化、智能化。
2. 注重相互合作，发挥优势
很多人口大国、资源大国，具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如果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开放市场，建立起高效、快速、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和基础设施，就会带来全球化新高潮，推动国际贸易和经济更大的发展和繁荣。
国际资本与俄罗斯的合作，可以发挥俄罗斯资源和能源包括土地、农业优势，发展俄罗斯的化工、工业和粮食、经济作物、森林加工等；与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合作，可以发挥人口红利、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的优势，生产的制造业产品不仅可以出口，而且可以满足当地工业需求，更好地满足生产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生活便利；与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非洲等资源优势国家合作，可以快速改变地方的经济；未来非洲、中东国家人口增加最多，需要多元化发展，国际资本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由于技术水平和质量标准高，具有世界领先的技术和专利等知识产权，但缺乏足够的市场和盈利，国际资本或企业在遵守当地法律的情况下，去收购、合作、投资以及共同开发，可以带来合作利益，如中、法合作在英国建设核电站，就是一个很好的多国合作案例，这个空间很大。技术封锁和不开放，几十年后就是落后的，开放的世界会形成新的技术路径，使那些原本先进的技术不先进，而没有市场规模效应的先进技术企业生存将很艰难。
3. 转贸易为投资，以主权货币计价、结算和融资，解决贸易逆差
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就是贸易逆差问题，过大的贸易逆差容易导致逆差国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也会带来全球经济的不均衡发展，不利于全球化的可持续性、均衡发展。对于储备货币国家来说，保持适度的逆差才能扩大本币的国际地位，提升本币的国际化比重，但持久巨大的贸易逆差，可能导致其实体经济竞争力下降，不利于其就业和社会稳定。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就是转贸易（品）为投资（品）。
解决贸易逆差的途径之一是让货币贬值。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出现持续的巨大贸易逆差，传统的方法是让本国汇率贬值，刺激出口，抑制进口，以实现贸易平衡。但是，汇率贬值是否能够刺激出口，有很多约束条件，即本国能够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设备和出口品，而且产能扩张在资源、环境、劳工素质、资金供给等方面具有可持续性。另外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逆差国存在竞争对手，货币贬值确实有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二是对储备货币有着巨大的需求。如果这些条件不满足，货币贬值的预期目标就很难实现，甚至带来持续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资本外逃。事实上，逆差国如果放开投资，经过谈判，可以实现进口替代，把进口转化为直接投资在国内制造，而且可以扩大出口，提高竞争力。
解决贸易逆差的途径之二是让对方货币升值。对于储备货币国家或者不需要扩大储备货币的国家来说，货币贬值的价值和意义不大。面对贸易逆差，往往不是本国货币贬值，而是要求顺差国货币升值。1985年美国签署协议要求日元、德国马克升值就很典型，美国长期以来要求人民币升值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如果不升值，就增加额外关税，以反补贴、反倾销的名义抑制进口，这就是贸易战。贸易战或者要求汇率升值，往往以强势方获得成功。但结果未必就能解决问题，因为储备货币国家如果没有贸易逆差，货币的国际化就无法实现，因此，储备货币国家的贸易逆差，往往是通过服务贸易以及金融账户的顺差来弥补的，而且必然如此，因为境外持有的储备货币，必须回到货币本国，才能获得利息。
解决贸易逆差的途径之三是顺差国转贸易（品）为投资（品），或者逆差国放开出口范围限制。即顺差国将本国的顺差出口产品转化为对逆差国的投资，进行产能合作，在逆差国建立企业、工厂，增加就业，减少进口。如果逆差国不接受，甚至限制顺差国的投资，顺差国则必须将出口转化为对第三方国家的出口或者投资，通过国别结构的调整来解决贸易平衡。当然，顺差的原因很多，如果存在平均关税税率的较大差异，或者在优势能力出口品的关税税率存在巨大差异，谈判可以解决。如美国汽车进口关税只有2.5%（但美国进口卡车和皮卡车关税高达25%，部分进口服装达40%关税），但欧盟进口美国汽车关税只有10%，中国进口汽车整车关税为15%，显然汽车关税谈判就是解决逆差的一个重要选择。
解决贸易逆差的途径之四是改变贸易以储备货币计价、结算、融资的方法，适当开放市场。各主权货币在国内都具有货币的功能，为什么出了国界相互就不承认和接受呢？美国之所以存在巨大逆差，也是因为其他国家获得的美元太多。在当今清算手段和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以本币进行计价、结算、融资、投资，而不一定是储备货币，关键在于发展中国家要敢于使用主权货币，至少特定的额度内开放本币市场，允许境外机构在境内开设本币账户，享受本币的国民待遇，这样，就可以不必依靠对储备货币国家的出口来创汇，顺差自然减少。
（三）改革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和机制
国家的经济状况、发展阶段和技术水平、竞争优势不同，仅仅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个标准划分贸易规则远远不够。国际社会可以考虑改革和完善世界贸易组织的体制机制。
1. 对成员国贸易和投资的等级进行分类
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情况不同，完全采取一种机制无法让全部国家都真正接受，必须实行分类管理。分类根据贸易规模、逆差和顺差、适用税率和体制等情况决定，让各个国家自主选择。可以考虑将发达国家分为I类和II类，I类为储备货币国家，II类而非储备货币国家。发展中国家分为III类（新兴经济体国家或贸易大国）、IV类（一般发展中国家）和V类国家（需要优惠待遇的发展中国家或贸易规模特别小的国家，进出口规模低于500亿美元，进口或出口低于300亿美元）。每个成员国加入哪个类别具有自由选择权和进出自由权，也可以实行投票决定进出的制度。
I类国家保留关税原则实行3%以下的综合关税税率，单个产品的最高关税不超过10%，配额项目和产品不超过关税税目1%；II类国家综合税率不超过3%，单个产品最高税率不超过12%，配额项目和产品不超过税目的2%；III类国家关税税率不超过8%，单个税目最高税率不超过15%，配额税目不超过1%；IV类国家关税税率不超过15%，单个税目最高税率不得超过25%，配额税目不超过1%；V类国家关税税率不超过15%，最高税率不超过30%，配额不超过税目10%。
2. 完善贸易和投资谈判
一是总体谈判，分类实施。贸易最大的分歧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因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关税及其他谈判，可以在不一致的基础上，按照贸易国家的分类，达成同类别国家之间的开放规则和协议。只是在关税和市场准入上略有差异，或者辅以配额、管制等，不强求一致。如农产品、水产品、文化产品等，达成协议的，在协议国之间实行，其他国家加入必须符合条件，避免WTO无效，这可以称之为WTO机制下的多国贸易投资协定。
二是关税税率、非关税壁垒设置总体一致和平衡。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根据类别确定不同的税率和税率降低期限，使用零关税税率比例趋势目录，确立非关税壁垒的目录和期限。其次，设立不同类别的税率和零税目比例。同类别国家，税率和零关税税目的比例大体一致，在最高限的税率下略有浮动。对于关税和非关税以及知识产权等各类问题，同类成员可以谈判，逐项推进，不一定实行一篮子项目。实行最高关税的税目原则上不再实行配额和管制。再次，在零关税领域、非配额领域和非限制产业一般不得设置市场准入限制，允许资本自由进出。
三是在一些共同的领域实现相同的规则和标准。如汽车，根据类别实行同等关税税率，不同类别国家之间可以有在税率约束范围内的3～5个百分点范围内的浮动，不得超过。对于双方税率差异大的同一产品，可以相互不开放。也就是说，对等原则在同类国家之间进行。同类国家之间，可以实现通关标准的互认，即一方检验、检疫、认证等通过，另一方即通过，前提是双方有合作机制、有共同监管乃至数据共享或联网机制，如汽车，适用标准上相互认同、相互认证，进出口就可以通关。
3. 建立跨类别国家的开放准入和退出机制
I类、II类、III类国家对V类国家贸易实行优惠或最惠国待遇开放，即允许对方设立较高关税，而对进口实行最惠国待遇。
不同类别国家之间，可以在双边谈判基础上，逐渐走向相互通关认同。这种方法可以逐渐扩大领域。投资市场开放，也必须进行国家分类，不同类别待遇不同，对等的原则不同，双边可以相互认同。
不同类别国家，在各自类别清单之间自由开放，非清单项目设立谈判准入和开放机制；对适用的贸易规则和对等条件、税率和非关税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要相互评估、检验和认定。
发展中国家之间跨类别的市场开放只适用于双边，发达国家不同类别之间的开放也只适用于双边，自愿实行最惠国待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跨类别协议，一般采取“双边 ”的形式，即双边之间的协议，自愿对第三方开放，开放的具体内容相互谈判。总体要求是在贸易大体平衡的原则下进行，或者自愿接受一定规模和幅度的逆差和顺差波动。也可以在不同类别之间进行谈判，进行跨类别开放。这就意味着允许在不同类别的国家之间设立新的贸易投资机制，但必须是在WTO制度下，即适用WTO规则的地方，必须适用成员国。超越WTO规则的，其他成员不能享受，必须谈判加入。如欧盟与日本的自由贸易协定，其他成员国加入必须征得双方同意。亚洲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建立自己独立的贸易和投资谈判制度和规则，区分类别在于解决各国国家自身的难题，使之有一个过渡时间和适应时间。
不同类别的加入可以设定过渡期限。不同类别的国家之间原则上5年左右进行指标要求调整，10年内完成对上一个类别的市场开放或加入。当然，如果没有达到相关指标要求的，可以不申请升级类别。因遭遇经济金融危机或者政局动荡的，可以申请调整、退出贸易国家类别及其关税税率等。
4. 设立贸易监督和惩戒机制
WTO应设立重大问题标准认定机制和国际产能协调制度机制。WTO应就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工业补贴、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和环境治理等确立标准区间，设立最高和最低标准，在不同类别国家之间适用，以便利选择。同时，统计监督全球行业产能发展和出口影响情况，对引起贸易摩擦的过剩产能的处置提出规范制度和处置细则，要求某种优势产能国家在不同类别国家之间进行产能或出口配额限制，防止出现产能过剩导致的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
WTO设立监督和强制退出机制。WTO应设立调查、评估机构，对成员国执行WTO规则的真实情况进行评估，接受投诉，对公开、透明、承诺等未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在制度上允许采取惩罚性措施和政策；对连续3年评估未达到等级标准的，下调等级，下调等级以后，依然未真实履行的，存在种种非关税壁垒如行政壁垒、行为壁垒的，经过投票，同等级成员超过1/3的，就强制退出同类成员国。这样，可以真正让所有成员都在同一个规则下进行国际贸易。
享受高关税保护的，必须有时间约束，延长时间需要通过成员同意，到期不降低的，则为自动退出。各类别的成员，要制定准入和自动、强制退出门槛条件、标准。
（四）积极践行共同发展的经济全球化理念
1. 发展新技术，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
在发展传统基础设施的同时，更要注重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即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品二维码、虚拟现实技术，这些基础设施的发展，不仅带来便利，也能带来技术和产品创新、服务创新。随着这些技术的发展，旅客进出海关、货物和服务贸易通关、产品进出口的检验检疫标准、程序以及移动支付等，成为影响货物和资金流动时间的重要因素，双边或多边的政府、企业可以相互合作，建立联网系统和数据库，对旅客、货物、服务品的海关通过以及检验、检疫等规则相互认同，建立双边乃至多边的世界电子贸易平台，一方采集的数据，同时传送给对方进行核对、抽检，这将大大拓展了贸易范围，提高了贸易效率。
2. 提供廉价高质量产品、技术和服务
从知识产权、技术垄断高价走向产能合作产品廉价，从高汇率走向适度汇率，提高进口国的进口能力，降低其进口成本。不以过度高价出售知识产权，而是合理定价出售知识产权，其保护期限在正常投资回报期限之外增加5～10年；放开市场准入，制定市场标准，在制度范围内开展充分竞争，营造各国产能竞争优势，意味着不会出现高价格的投资和产品，让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文明普及到全球未来近100亿人。因此，新型全球化将是大多数国家平等开放、能够买得起、消费得起的经济全球化。新型全球化通过“五通”的建设和发展，国内经济得到发展，贸易和投资能力大大提高。中国通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目，未来全球人口和资源大国，通过共同合作，开放、开发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资源和各种服务资源、文化资源等，可以走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
3. 分享成功经验，彻底改变发展中国家的供给不足问题
中国过去40多年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2万多亿美元，大大改变了中国的落后面貌，中国产能走在世界前列。未来跨国企业到东道国投资，在错位发展产业、合理分工和协作基础上，相信一定能促进东道国的工业化发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供给不足问题，改善居民就业和生活。全球投资能够集中力量，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将有利于尽快推动东道国的战略目标实现，有利于合作国家经济发展、就业增加和居民收入提高以及生活改善，使全球经济真正进入全球化、一体化时代。
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将改变全球经济发展的方式：由少数先进技术制造国向世界输出技术、设备和制造业产品乃至制定标准和规则，走向由市场、人口大国向世界输出技术、设备、制造业产品的时代，甚至要分享技术标准和市场规则的时代。不仅是技术和设备，将来也会在资金、产能和消费品上改变供给不足的问题。中国的产能、制造和性价比、人才的相对优势，与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服务理念相结合，与沿线国家的优势相结合，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4. 不附加政治条件和价值观开放市场和谈判，以促进发展为目标
中国倡导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主要以“五通五路”和“三共一体”为核心内容，包容接纳各国自身战略，强调打好各国自身的经济基础，提高市场适应力和竞争力。无论是企业的对外投资，抑或是银行贷款，中国都不会附加政治条件，纯粹是从市场和经济原则出发进行投资和融资。当然，也希望各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公开、透明、平等，一视同仁，享受国民待遇，并切实保护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企业投资必须履行其社会责任，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和制度、风俗习惯等。
（五）发挥好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亚投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作用
经济发展和成长离不开资金，但目前仅仅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乃至亚投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储备货币资本远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的发展需求，因为以储备货币出资扩大这些机构资本很困难。2017年世界银行贷款余额1820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业务322亿美元①，这与亚洲开发银行预计的每年基础设施建设1.5万亿美元②的需求相去甚远。建议这些机构改变资金出资方式，即以本币资金出资，扩大国际机构资本金，让各国都参与进来。可以首先在亚投行试点，选择亚投行试点是因为其出资的国家更具有代表性。
1. 试行以本币出资扩大资本金规模
亚投行、金砖银行都是以美元出资的，其总体规模不大。按照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模式发展，亚投行、金砖银行贷款规模达到3000亿美元需要很长时间。而且扩大资本金规模，有关国家必须以美元出资，如果没有足够的美元，成员国就不愿意扩大资本金规模。如果将亚投行、金砖银行从以美元出资改为以成员国本币出资，各成员国以5倍规模等值美元本币资金扩大在亚投行、金砖银行的资本金，亚投行、金砖银行资本金规模各从法定或者初定的1000亿美元扩大到等值5000亿美元，各成员国就不会因为缺乏美元而感到有压力，也可以迅速做大做强亚投行、金砖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都可以改变出资方式和资金结构。根据英国《中央银行》杂志的问卷调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以本币出资很感兴趣。
2. 鼓励企业使用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成员国的本币贷款
为什么商业银行在境内都可以实现规模扩大，而组建的国际金融机构规模难以扩大？问题在于其资金使用机制。建议亚投行在以本币出资以后，亚投行、金砖银行的资金，可以用于贸易融资，也可以用于各种流动资金贷款，如企业投资、设备购买、企业兼并等。运用本币资金贷款，与成员国商业银行合作，相互开展授信，或者当地商业银行参与贷款，或者组建银团贷款，监管风险也大大减小。当然，这些项目必须明确，要有政府信用担保，或者有本国的商业银行、信用机构参与进行业务担保，政府对项目的风险承担一定的监管责任，政府也可以推荐项目和企业。各国金融市场包括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对国际金融机构开放。
3. 建立成员国本币清算体系
为便利本币出资和结算的便利，应该建立成员国之间的多币种货币清算体系，以与美元清算体系（swift）并存，防范单一美元支付结算体系的风险。甚至在区域内、双边之间都可以建立起跨境支付和结算体系，这一方面可以避免汇兑风险，也可以避免单边主义利用美元交易协调强制买卖的风险。当然，多币种清算体系的建立，需要成员国之间开放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乃至证券等市场，以确保资金的流动性安全。在不能保障金融市场充分开放的前提下，可以相互给予略低于本币出资总规模的市场开放额度，允许额度内的资金到本币成员国市场进行各种投资。
四、结 语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科技进步的必然，更是人类和谐与安定需要的经济基础。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强大的动力，促进了商品、资本流动，科技进步和文明发展，推动了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期待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共同努力，为地球人类创造幸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世界各国人民相互和平，共享现代化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当然，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也会有国家不适应，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或者落后于时代的步伐，也会充满挑战和压力，甚至出现战争。20世纪40年代以来建立的全球化体制和机制取得了巨大进步，避免了既往全球化进程中大国之间频繁和持续的战争，未来人类更应该以和平为前提，协调推进全球化进程，避免贸易战转化为政治战，建立新的秩序和制度、规则，在共同遵守制度和规则前提下，改革和完善制度，推动全球化走向共同发展，文明发展，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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