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420—589）文学可谓士族、宫廷和家族的文学。
在宋、齐、梁、陈四朝中，刘宋虽历时60年，占整个南朝的1／3还强，但因其上接魏晋、下启齐梁，只具有过渡期的特点；
南齐23年，是四朝中国祚最短的，虽然萧齐文学有影响力，更多是承载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具有明显过渡期的特点；
南陈33年，时间不长，且国力衰微、地域日缩，文化愈趋萎靡，已不足与北方相抗衡，又下转隋朝，亦仅具过渡性的特点。
所以，最能代表与体现南朝文学的是南梁文学。
帝王核心地位的不断稳固，皇室文学修养的极大提高，广招文士的蔚然成风，文人学士的望风相投，为以皇室为核心的文学集团的形成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因此，在南梁不到60年的时间里，便出现了三个以皇室为核心的庞大的文学集团。
这三大文学集团的盟主以皇室之尊，积极参加并领导文学创作，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文学热潮，参与的王公贵族、文人学士之多，产生的文学作品之富，是空前的。这是南梁文学得以繁荣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南梁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萧齐文学中具有主导作用的西邸文学集团（预知详情请看羚羊往期精彩文章）凋零、败落的九年之后，“竟陵八友”之一的萧衍，代齐建梁。萧衍建梁的当年（502）十一月，即立长子萧统为皇太子。
从此，在梁代的前期形成了以梁帝萧衍为核心的文学集团，中期形成了以太子萧统为核心的文学集团。
父子二人分别建立文学集团并且同时共存与影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因此具有极高的文学研究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注：阎采平《齐梁诗歌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
这两个文学集团的活动时间既有先后、又有交叉。
萧衍文学集团的活动时间大约在梁初至天监中晚期（502—约515）；
萧统文学集团的活动时间大约起于天监十四年（515）左右，止于大通三年（531）。
萧衍建梁后，“初临天下，收拔贤俊”（《梁书．到沆传》），网罗了一大批原“竟陵八友”的故友及由齐入梁的文人，形成了以萧衍为核心的文学圈。“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繁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彩，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梁书．文学传》）
“自高祖即位，引后进文学之士。苞及从兄孝绰、从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从弟沆、吴郡陆倕、张率并以文藻见知，多预燕坐。”（《梁书．刘苞传》）
在“竟陵八友”中，只有王融、谢朓作了萧齐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英年早逝。其他五人皆随萧衍一起入梁。沈约、范云乃是萧衍称帝的积极策划者和拥戴者，为萧衍代齐建梁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萧衍的尚书左、右仆射，追随于萧衍身边，并为梁初文坛元老。
天监初，“高祖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约以下同作。”（《梁书．王僧孺传》）
梁初文人受沈约、范云奖掖、提携者甚多。任昉虽外任义兴、新安太守，但依然入朝以诗文赏见于萧衍。
“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梁书．刘孝绰传》）
“梁天监初，昉出守义兴，要溉、洽之郡为山泽之游。昉还为御史中丞，后进皆宗之。时有彭城刘孝绰、刘苞、刘孺、吴郡陆倕、张率，陈郡殷芸、沛国刘显及溉、洽，车轨日至，号若‘兰台聚’。……时谓昉为任君，比汉之三君（《后汉书．党锢传》：‘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南史．到彦之传》）。
因此，任昉亦为其时文坛之耆宿。（注：阎采平博士认为，任昉仕梁七年，外任义兴、新安太守，“显然也不曾预入萧衍文学集团。”（《齐梁诗歌研究》，第65—66页。）
陆倕入梁后曾为安成王萧秀、临川王萧宏幕僚。然“是时礼乐制度，多所创革，高祖雅爱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梁书．陆倕传》）
萧琛入梁后，长期外任，作过江夏、南郡、东阳、吴兴太守等职，但亦时常入朝，参与文学活动。
“高祖在西邸，早与琛狎，每朝宴，接以旧恩，呼为宗老。琛亦奉陈昔恩，以‘早装簉中阳，夙忝同闬，虽迷兴运，犹荷洪慈。’上答曰：‘虽云早契阔，乃自非同志；勿谈兴运初，且道狂奴异。’”（《梁书．萧琛传》）
萧衍曾“御华光殿，诏洽及沆、萧琛、任昉侍宴，赋二十韵诗，以洽辞为工，赐绢二十匹。”（《梁书．到洽传》）
由此看出，“竟陵八友”的成员不仅在政治上是萧衍的中坚，而且在文学上亦是萧衍文学集团的主将，尤其沈约、范云、任昉则成为梁代前、中期文坛上的执牛耳者。其他诸人则多为萧衍的文友，在政治上直接受宠于萧衍的很少。
随着皇太子萧统的长大和参与政事的增多，萧衍文学集团的一部分文人转向了萧统。“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太子明于庶事，纤毫必晓，每所奏有谬误及巧妄，皆即就辨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梁书．昭明太子传》）
萧统“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词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萧统《文选序》）他“爱文学士，常与（王）筠及刘孝绰、陆倕、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梁书．王筠传》）
他还以“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南史．王锡传》）另有王锡、张缵等“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同上）以上诸人中，陆倕是“竟陵八友”的成员，张率、刘孝绰、到洽常为萧衍的座上客。
这些文人进入太子东宫，可见萧统的文学集团影响日渐扩大。除上述诸人外，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沈约的推荐下，入朝为士，很快成为萧统的东宫通事舍人。（注：参见王更生《刘勰是个什么家》，《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第83页）……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梁书．刘勰传》）刘勰的加盟，更增加了萧统文学集团的学术气氛。
然而，萧统文学集团的好景不长，随着萧统的早逝，这个文学集团即于中大通三年（531）在文坛上过早地解散、消失了。
梁帝萧衍、萧统两个文学集团的活动是有其共同特点的。
其一，这两个文学集团的许多成员相互交叉，出入于帝宫和东宫。
其二，这两个文学集团的文学创作有不少是萧衍和萧统的“赐宴”、“游宴”之作，极尽赏赞、附和、吹捧之能事。
其三，这两个文学集团的文学主张基本一致，皆为宗经、重教。
萧衍置五经博士，亲自祭奠儒圣，又据《五经》制礼作乐。萧统亦主张文学应“有助于风教也。”（萧统《陶渊明集序》）
然而，这两个文学集团毕竟又有各自的一些特点。
萧衍个人喜好创作，尤长诗赋，“千赋百诗，直疏便就。”（《梁书．武帝纪》）其乐府歌辞尤为清新、温雅、婉丽，故其文学圈内尤以擅长诗歌者多，诗歌创作成就亦较西邸文学集团高得多。
萧统虽“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梁书．昭明太子传》）然其兴趣更多的是在学术上，“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
正是有了这样的学术兴趣，才有可能组织搜集、整理、编辑出工程浩大的《文选》和《文章英华》来。所以，萧统文学圈的活动更多地是侧重于学术性的。
在萧统文学集团的活动十分频繁的同时，另一个文学集团在外阜逐渐形成并不断崛起。这就是以梁武帝萧衍第三子晋安王萧纲为核心的文学集团。萧衍很注意对萧纲的培养。天监八年（509）萧纲领石头戍军事，量置佐吏时，“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舍曰：‘臣外弟徐摛，形质陋小，若不胜衣，而堪此选。’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简其容貌。’以摛为侍读。”（《梁书．徐摛传》）
由此，徐摛就成为萧纲文学集团中时间最早、最长、而且对萧纲影响最大的成员。另一位与徐摛一起辅助萧纲的是张率。
“八年，晋安王戍石头，以率为云麾中记室。”此后，张率追随萧纲辗转南兖州、荆州、江州等地，“率在府十年，恩礼甚笃。”
张率原是萧衍、萧统文学集团的成员，天监初，奉诏“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以给后宫。……甚见称赏。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其恩遇如此。”
又为萧统太子家令。张率病故，萧统特意“遣使赠赙，与晋安王纲令曰：‘近张新安（率）又致故。其人才笔弘雅，亦足嗟惜。随弟府朝，东西日久，尤当伤怀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潸慨，属有今信，乃复及之’。”（《梁书．张率传》）
萧纲在藩任上，不断扩充其文学实力。“初，太宗（萧纲）在藩，雅好文章士，时（庾）肩吾与东海徐摛、吴郡陆杲（注：陆杲当为陆罩，《梁书》不载，道宣《广弘明集》卷30载有其与萧纲之和诗。另参见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页）、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梁书．庾肩吾传》）庾肩吾，“八岁能赋诗”，“每王（萧纲）徙镇，肩吾常随府。”（同上）刘遵，“工属文”，入萧纲府，“甚见宾礼……遵自随藩及在东宫，以旧恩，偏蒙宠遇，同时莫及。”（《梁书．刘遵传》）萧纲评其文为“文史该富，琬琰为心，辞章博赡，玄黄成采。”
（同上）刘孝仪、刘孝威，乃刘孝绰之弟，“孝绰常曰：‘三笔六诗。’三即孝仪，六孝威也。”（《梁书．刘潜传》）
萧纲文学集团的初步形成是在他为雍州刺史任上的七年，“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梁书．简文帝纪》）增加了大量的新成员。“在雍州，（庾肩吾）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馔，号‘高斋学士’。”（《南史．庾肩吾传》）
“高斋学士”中的大部分人的诗文今不存，但有这么多的文人学士围绕在萧纲身边，其文学创作热情之高，影响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也正是这七年，萧纲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襄阳拜表北伐，遣长史柳津、司马董当门、壮武将军杜怀宝、振远将军曹义宗等众军进讨，克平南阳、新野等郡，魏南荆州刺史李志据安昌城降，拓地千余里。”（《梁书．简文帝纪》）
这样大的军事胜利在齐梁时期是少有的。（注：曹道衡、沈玉成先生谓“萧纲一生过着皇子的富贵生活，政治上并无明显的功过。”（《南北朝文学史》，第248页。）
它为萧纲入主东宫奠定了基础，也壮了声威。萧纲文学集团的正式形成和他在文坛上盟主地位的确立，是在萧统病逝，萧纲继立皇太子入主东宫后。
“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
庾信和徐陵才华横溢，乃后起之秀，他们的加盟，对萧纲文学集团，无疑是锦上添花。
在萧纲文学集团创作宫体文学达到高潮的同时，作为这个文学集团中的另一个核心人物湘东王萧绎，在荆州也拉拢了一批文人，与萧纲遥相呼应。这一批文人中有刘孝绰、刘之遴、刘孺、刘孝胜、刘孝先等。
孝绰原为萧统重臣，被萧衍免官后，萧绎多次致书邀请赴荆州任职，遂任萧绎咨议。
刘孺曾为萧统太子家令、萧纲长史，后也被萧绎引入帐下。
刘之遴原任中书通事舍人，被萧绎引为长史。
孝胜很早即入萧绎府，任主簿记室。
孝先在侯景之乱后，亦被“世祖以为黄门侍郎，迁侍中”（《梁书．刘孝先传》）。
萧绎不仅用幕僚之职来吸引、拉拢文人，还以文学方式广交名士。“世祖（萧绎）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与裴子野、刘显、萧子云、张缵及当时才秀为布衣之交，著述辞章，多行于世。”（《梁书．元帝纪》）
裴子野仕梁近三十载，原为萧衍文学集团内人，颇受萧衍赏识。“普通七年，王师北伐，敕子野为喻魏文，受诏立成，……时并叹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虽弱，其文甚壮。’……高祖深嘉焉。”（《梁书．裴子野传》）
萧子云、张缵则出入于萧纲、萧绎二府。子云“迁晋安王文学……时湘东王为京尹，深相赏好，如布衣之交。”（《梁书．萧子云传》）
张缵“有识鉴，自见元帝，便推诚委结。”（《梁书．张缵传》）
这么多的名流文士聚集在萧绎周围，形成了萧绎文化圈，在南梁文坛的声势不断壮大。然而，萧绎文化圈的文学创作的特色并不鲜明，因此未能形成南梁第四个文学集团。
除了刘孝绰兼善诗文，刘孝胜、刘孝先“兄弟并善五言诗，见重于世”（《梁书．刘孝先传》）而外，其他诸人均长于文而不擅诗。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萧纲《与湘东王书》）所以，这些人的宫体作品写得并不很多。
因此萧绎文化圈只能归属于萧纲文学集团的一部分。
之所以把萧绎文学圈归并于萧纲文学集团，是因为萧绎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和萧纲基本上一致。”（注：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学史》，第254页）
萧绎对文学特征的看法是，“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金楼子．立言》）这就要求文学要辞采华丽，音节宛转，语言洗练，感情细腻。
这样的主张正与萧纲的“吟咏情性”和“放荡”相唱和；同时萧绎还创作了大量的宫体诗和艳赋，在实践上与萧纲相呼应。萧纲《与湘东王书》说：“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思吾子建，一共商榷。”
萧纲对萧绎如此称赞，并把萧绎比作曹植，也可看出出二人的共同爱好和志向。
太子的倡导，东宫的呐喊，亲王的响应，宫体文学之创作，自然是风动朝野，构成了梁末文坛上以形式为主的文学主流。
但随着侯景之乱，萧衍、萧纲被侯景所害，以及不久萧绎被西魏所杀，萧梁王朝彻底走向了衰亡。至此，轰轰烈烈、热闹非凡的南梁三大文学集团在新的改朝换代之前，终于拉下了那厚重的大幕。
总结南梁三大文学集团给南朝文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亦使得文学创作逐渐走上偏重文学形式、偏重文人内心情感的细腻表露的极端道路。
这其中的功过自然与三大文学集团的盟主与核心人物有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一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如此，那么，在一个文学集团中盟主与核心人物的思想也是如此。
南梁三大文学集团的盟主与核心人物都是皇室成员，他们不仅有着政治上的权力和影响力，而且拥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同时他们的文学修养和创作的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几与文人无异。
因此，他们的文学观念、文学倾向、审美趣味、艺术偏好、艺术风格等就构成了每一文学集团的主导思想。
特别是集团盟主与核心人物的政治地位、文学素养、艺术才能和创作水平愈高，其主导思想与核心思想的影响力与决定性也就愈大。
当我们考察了齐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构成及其盟主的作用后，不难发现这样一些事实：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文学繁荣，往往与这个时代、社会是否出现庞大的文学集团有关；
一个文学集团的出现，往往需要一个能够为集团提供文学活动所需的物质与精神条件的人物出现；一个文学集团的存在、发展及其影响力的大小，往往与一个是否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和这个集团盟主的政治权力、经济实力、文学爱好、为人笃厚的程度有关；
一个文学集团的理论主张、艺术作风、创作实践，又往往取决于这个集团领袖与核心人物的思想倾向、美学理想，这个集团的文学功绩与过失，也往往需要集团盟主来承担。
尤其是盟主的文学理论修养和创作实践的水平愈高，其对集团共性特征的影响力和决定性就愈大，同时，他对集团的功过、是非所负担的责任性也就更大。
南梁三大文学集团的文学活动所产生的这些事实，对于我们认识文学史的复杂现象，无疑是有裨益的。
原文/萧子显（中简堂历史文化交流群客座讲师，擅长魏晋南北朝历史）
编辑/羚羊飞渡（中简堂历史文化交流群队领头羊，擅长隋唐五代史与网文小说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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