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看来，朱德元帅一直是以宽厚长者形象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不仅在党内是最稳定的定海神针，也在人民心中，是最心疼人民子弟兵的老人。
他从云南讲武堂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上，身份变了，走的道路变了，但没有变的，是挽救民族危亡，为人民服务的那颗心。
正如在延安时，美国记者亲眼所看到的他“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
在史沫莱特看来，即使是身居高位的他，依旧看起来有着老农一样的单纯和朴素。
朱德
这种朴素，后来成了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旧军队走到革命路上的将军大都有着旧式军队的坏毛病，在当时，动辄打骂士兵，侮辱士兵是旧军阀的坏习气，而朱德却一次都没有和士兵们急过眼。
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的杨得志曾经动情地回忆道“朱德军长平时对人很好，有说有笑……我们都把他当父母看待”。
即使是这样的好脾气，在朱德元帅漫长的一生中，也曾经为两件小事大发肝火。在他看来，这两件小事背后反应出来的问题，比他所经历过的大事要严重得多。
杨得志
革命时代的父子感情在延安时期，党中央经过艰难的长征，终于在陕北扎稳了脚跟，很多人也逐渐产生了居功自傲的享乐风气，再加上根据地的思想建设并没有及时跟上，在当时党内逐渐有了一些败坏党风的事情发生。
朱德看在眼里，更是急在心里，他天性的俭朴风格导致他很是看不惯这些讲究特殊化的做派，而这些特殊化思想，首先影响的便是党内的高干子弟和高级领导干部的亲戚，朱德意识到这种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这种思想不进行纠正，就是党变质的开始。
这时候，他的儿子朱琦无疑是撞在了他的枪口上，成了朱德元帅纠正党风的最好的例子。
朱琦是朱德的独子，也是个苦孩子。因为当时朱德是红军的高级领导干部，不得不在外面进行奔波，这一奔波，朱琦直到他25岁的时候，才再一次和自己的父亲朱德相认。
朱琦
当时朱德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还在世，扳过了他的头仔细地看着他，直到看到胎生的“拴马柱”印记的时候，才一把抱住了自己的儿子，抑制不住的喃喃道：“是我的儿子，是我的儿子”。和父亲的短暂相遇，便又被连天的炮火声打断了。
朱琦后来进入了中央党校进行学习，和当时很多同学一样，后来上了战场，朱德也没有动用自己的关系为自己的儿子安排个前程，他和很多同龄人一起去了华北的抗日前线。
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一颗流弹打中了他的腿，从此他一生再也没有正常地走过路过。
朱德与儿子朱琦、儿媳赵力平合影
朱德心里自然有着一位老父亲对于儿子的愧疚，小时候长时间的不在身边，到了自己身边又很快去了前线，去了前线还拖回来一条残疾的腿，这几件事，放在哪位老父亲身上都感到心疼和愧疚吧。
但是朱德却公私分明，回到延安后，只是把自己的儿子当作一位普通的受伤战士而对待，从来没有在工作和生活上，对朱琦进行过特殊照顾。
朱琦回来之后，一直在抗日军政大学进行工作，平时勤勤恳恳，也从来不仗着自己的父亲是总司令而动用特权，在很多学生看来，这就是抗大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
作为一名父亲，朱德关爱自己的儿子无可厚非，但是作为一名总司令，朱德更要把自己的儿子当作那千千万万个受伤的普通战士来看待，谁让朱琦是朱德的儿子呢？
抗日军政大学
不允许儿子搞特殊化朱琦回来之后不久，那时候延安城难得的举行了一次文艺晚会，晚会邀请了各位首长和他们的亲属参加，朱琦也难得的有了空闲，便跟着一起去观看，这一看，可就看出了问题了。
晚会结束得很晚，大家都很尽兴，因为担心朱琦拖着一条残疾的腿这么晚回去不方便，军委的同志便邀请朱琦顺便搭一下他们的公车，把朱琦安全地送回总司令的家。
这一幕刚刚被走出来的朱德看见了，朱德立刻对已经上了车的朱琦说：“你下来。”
朱德从来不愿意别人因为朱琦是自己的儿子而对他有什么特殊的优待，参加晚会的还有许多其他的普通战士，都是一样走回去的，为啥到了自己儿子这里，就要搞特殊化呢？
朱德
可是当朱德到了杨家岭自己的住所时，朱琦也同时赶到了，这可把这位在革命年代温厚的长者气坏了，朱德立刻找来军委的同志询问这件事。
原来朱琦被朱德赶下车后，警卫员看他腿脚不方便，外面又黑灯瞎火的，怕他受伤，便硬拉着朱琦到了驾驶室外的踏板上，也就是自己的位置，让朱琦手搭着车门把手坐了一趟顺风车。
朱德立刻就把儿子找来狠狠训斥了一通：“这不是小事！踏板的位置是给警卫员的，不是给你的。卫士的职责大如天，他不随车，万一路上出了事，怎么办？”
朱德与儿子朱琦、儿媳赵力平
朱琦也是个老实孩子，立刻乖乖在父亲面前道了歉，并向父亲保证下次再也不搞特殊化了，朱德看到儿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又拖着一条残疾的腿，自己也心软了，但还是训诫儿子说，下次绝不可以搞特殊化了。
后来朱琦被组织上安排到铁路局工作，在临行前，朱德更是严肃地对儿子说到“你一直在部队工作，不懂技术，调到铁路局以后，不能当领导搞管理，要从头学起”。
在朱德意见下，朱琦到了铁路系统，先从练习生做起，在基层一步一个脚印，甚至到去世的时候，还只是个普普通通的铁路司机。
上世纪60年代的火车司机
即使是个铁路司机，朱德有一次坐自己的儿子开的火车的时候，还是为他感到骄傲。在他看来，只要自食其力，就是自己的好儿子。
而延安的那次斥责，也在朱琦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朱琦有了工作放假去北京看朱德的时候，也从来都是自己坐公交车然后步行半小时才到家。
本来腿脚就不利索，这一路走起来，经常到家的时候是大汗淋漓，就连朱德的秘书都心疼地说“你腿不好，干嘛折腾自个儿，朱老总的专车可以直接开进北京站的站台接你嘛”，但是朱琦听到之后却连连摆手，说“让爹爹知道我坐他的公车，他会生气的。”
朱总司令的言传身教，可见一斑。
朱德
斥责亲属公话私用朱德不仅对自己的儿子严格要求，对于自己的那些幻想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亲戚，更是毫不留情面。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有很多亲属纷纷要求朱德把他们调入北京来工作，但是都被朱德拒绝了，不带头搞特殊化，自然要严格地从自己做起。
后来朱德有个侄孙，参军复员之后，特地跑来北京，请求朱德将自己调到北京来工作，依旧被朱德拒绝了，朱德说：“使不得，回原籍安置是政府政策，我更要带头执行，不能有半点特殊。”
朱德与家人合影
他面对亲属的不合理要求，总是如此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没有和亲属红过脸。
但是在七十年代，在他人生的垂暮之年，却因为一件小事，再次难得地发了一通火。
故事还是要从中央办公厅传到朱德家中的电话通信记录说起，为了朱老总平常工作的开展方便，中央特地为他配了一座电话，在当时，电话还是个稀罕物，朱老总更是三令五申，说这是公家的电话，要求自己的家人不能使用。
朱老总一看中央办公厅传过来的电话记录，发现自己家里突然多了很多拨往石家庄的电话，朱老总在那一段时间，并没有和石家庄的某位领导同志有过联系，因此朱老总勃然大怒，没想到在他的三令五申下，家里人居然还在公话私用。
朱德
在当时，朱德早就是一个接近90岁的老人了，这一生气，倒是涨红了脸，咳嗽不停，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把警卫员叫过来，一定要查清楚到底是谁再打这个电话，将人民的信任当作儿戏。
后来朱德了解到，经常打往石家庄的人，是一个经常来朱德家串门的亲戚，这个亲戚的女朋友在石家庄工作，两个人为了缓解相思之苦，这名亲戚便盯上了朱德家的电话，每次来朱德家都要私用电话打给他女朋友。
朱德听到之后，年近九十的他发了好大一通火，把那个亲戚叫来严厉地斥责了一番，并且让工作人员统计通话次数，要求这亲戚照着价格付清电话费。
朱德与妻子康克清
看到朱德如此动怒，这名亲戚最后付了8块钱电话费之后，由朱德上缴到中央，这件事才告一段落。
朱老总为什么如此生气？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他对自己的高要求，并由这种高要求来要求自己的身边人。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家人，“老百姓怎样生活，你们就怎样生活”，不搞特殊化则是对一个革命家庭最基本的要求。
他对子孙后代虽然平时不苟言笑，但还是对他们给予了厚望，当中央安排他一个孙子到北京来让他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朱德和孙子说“你知道，我最大的希望是要你们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不需要孝子贤孙”，说完了之后，便建议中央继续让他的孙子出去工作。
朱德与后辈合影
他对子孙后代有可能发生的变质问题，在他晚年更是忧心仲仲，不止一次和妻子说“如果孩子不争气，犯了错误，出了问题，你也不用生气，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子孙不争气，你可以登报与他们脱离关系。”
一言一语中，显示了朱德那颗高风亮节，不为子孙的那颗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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