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李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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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句老话叫做“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但起义队伍要想做大还真离不开书生,从宋朝以后,高质量的谋士队伍就开始逐渐远离农民军群体,产生了很多类似于吴用这样的谋士。《水浒》故事里的吴用你不能说他真无用，只是他只会下三滥的坑人手段，玩高层次的交际不如柴进，当不了说客；玩战阵变化不如神机军师朱武，在多次战役中表现几乎是零。这个毛病我们甚至可以在施耐庵施大爷身上看到，他老人家对南方的地理门清，对北方的地理几乎就是抓瞎，弄出了很多BUG，施大爷的造反事业也算不上成功。
这个原因嘛我们可以从传统谋士的要求上找，中国传统文人也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谋士的要求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高要求，它最早是从唐朝的《敦煌变文章·伍子胥变文》里提出来的，至少从唐朝开始这就是大家的共识。
因为在唐朝“上知天文”还真就是谋反成功的前提条件，唐朝的几次政变都和天文异象有关。隋唐的皇宫、官员、妃子、都督府设置都和天文星象有关，还专门用28星宿代替28州，所以唐朝但凡要搞政变，主人公都要先找会看天文星象的。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前，著名道士薛颐就下了“德星守秦分，王当有天下”的评语。巧合的是专业看天文的傅奕也弄出了“五月太白昼见，为强臣争”的预言，接着又在五月底、六月初李世民即将行动时得到了“太白出秦分，秦王当有天下”的评语，弄得李世民差点就失败。李三郎发动政变就得到了普润和尚、王师虔在星象解读上的支持，咱们都不信，但李三郎的粉丝信，因此才有了200多花匠临时工干翻韦氏集团的壮举。就算到了明朝末年，刘伯温的后人刘世延也弄出了“妄称星变，遣牌赴京，明犯无将”的政变大新闻。
从董仲舒以后，中国的天文和人事政局就密切联系起来，有了“上知天文”的人才支持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隋唐以后，别说平民百姓就连大臣权贵都不敢私下学习。也就是蒙古人对这个不讲究，刘伯温等人研究天文等学问也不当回事（不过老刘是体制、心向大元的人才，元朝官场也没当回事，毕竟他是写过讨伐朱元璋的诗文的）。
其次就是研究地理，地理书籍和地图从来都是古代机密。宋朝时期占着半个河北的辽国人就不知道河北到河南的具体道路，因此只在南方起义军中厮混的施耐庵施大爷也还真不了解北方地理也很正常。在历代的起义首领中走遍半个天下前政府军、商人、游侠往往都是主流，无它就凭能带路就真的能当上带头人。在明朝末年，买不起270两银子一套《大明一统志》的宋献策等人就只好一边占卜赚钱，一边在十来个省份厮混，生生把自己变成了“活地图”。
明末清初的顾祖禹也早就看出《大明一统志》已经落后于时代、错误太多，于是他亲自走遍天下写出了《读史方舆纪要》这本中国军事地理巨著，希望后世豪杰能用上它。他完成了这本书243年以后，终于用人用上这本著作的内容干出了惊天事业……在中国古代图书极为昂贵的前提下，集这两种学问于一身的人本来就是高端人才，能参与到起义军中真的只说明一个王朝寿命不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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